和其他民用部门相比较，公安部门对通信系统升级的要求似乎格外迫切。不过对他们而言，最急迫的要求是在城市范围内的即时通信，因此我们厂里的那个手持对讲机系列才是他们的最爱。我们这种用于成百上千公里范围内的短波通信设备不是他们要考虑的。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
一九九零年，西藏举办庆祝自治区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活动。当时还是胡锦涛在西藏主政，因为前一年刚刚发生过在拉萨的暴乱以及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当局对安全形势极度重视，大批军警被调到西藏以增强当地的警力，保证庆祝活动不出事。公安部希望能建立一条直通北京的应急通信线路，以备不时之需。按理说，类似西藏这样的大战略区与北京之间的通信线路早就存在，而且有多种手段，但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军方手里，公安部门想挤进去基本没戏。于是公安部找到了我们厂寻求帮助。
我们听到这个要求后，开始觉得有点儿扯。当时我们手里可以用于民用的短波产品只有这一种由日本进口的设备，但它的发射功率只有一百瓦。这个功率等级通常在几百公里可以保证全天候通信，超过一千公里，对使用条件就开始挑剔了。拉萨到北京直线距离有两千五六百公里，在现在的电磁环境下，用传统的通信手段，发射功率要达到数千瓦才能保证可靠的通信。我们厂之前一直生产的6-8KW短波发射机就是用于这种目的，当时装备了各大军区的通信部门。现在打算用这个一百瓦的设备通这么远的距离，感觉像是要一个三岁的孩子背一个上百斤的大包，这小身板肯定扛不动。
不过后来通过了解，我们觉得这件事还是值得考虑。一是这只是个临时措施，而且是应急性质的备用设备，不用考虑太长远的因素，再者是我们从未在这么远的距离上用这个功率等级的设备做过试验，通过这件事给我们自己积累一些经验也算是额外的收获。不过像西藏这么远的地方可没有谁愿意去，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又不是强制性的任务，谁也不想去吃那个苦。于是公安部就派了两个人来我们这里呆了几天，接受了一些基本的操作培训，了解了有关天线架设等等事项，就让他们带了一部机器去了西藏。临行时规定了通信时间和频率，准备到时联系。不过说实话，即便到了这时，我们还是对此事有些含糊，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
到了约定通信的那一天，我们开机在指定的频率上向拉萨呼叫，刚喊了两声，就听到了对方的回复，而且声音非常清晰。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都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建立了联系。对方好像也是很高兴，因为他们是第一次独立架设，这样的结果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这次试验的结果首先让我们的市场部门有了新的吹牛资本，一部一百瓦的电台可以实现这么远的通信，对那些持怀疑态度的用户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当然，在这些宣传的背后，我们也知道这种通信不可能是全天候的，当时的结果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但这给了我们一个直观的认识，就是以往那种靠增加发射功率来增加通信距离的方式并不是一种最佳的解决方法。当时我们正在进行下一代军用短波电台的技术论证，其中引入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自适应技术”，即不再通过加大发射功率的方法，而是通过实时地选择最佳工作频率来达到最佳通信效果。这次试验的结果让我们对这种技术有了直观的认识。
这次和公安部合作的试验虽然结果是皆大欢喜，但毕竟他们不是这种产品的目标用户，所以后来和他们的联系并不多。而在另一方面，虽然这个产品是民用性质的，我们也还是希望让军方也了解一下，没有指望他们能在这上面下订单，但向他们展示一下目前国外产品的技术状态和趋势，同样会对我们后面的新产品的论证有好处。和那些民用用户不同，因为多年的产品供应和提供技术支持，厂里的有关部门和周边的一些军方部门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很快就得到答复，可以到附近的警备区通信站去试一次。
警备区的通信站离我们厂很近，位于一条小马路的路边一个普通的院子里。如果不是楼上架着的几条天线和出来进去的人都穿军装，看不出是个什么要害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远离其他军营，这里的人表现出明显的散漫，军装穿的随随便便，有的人甚至敞胸露怀，手里夹着烟到处随便溜达。不过，这里的通信纪律还是挺严的，除了每天定时定点和几个单位联系之外，平时不准开机。这样我们就不能随便架上机器就试，必须要等到他们规定的联络时间才行。
到了联络时间，通信站的人用原来的设备和在附近的66军和在承德的24军先后进行了联络。尽管当时已经是九十年代初，但他们还是在用手键报的方式，耳听手敲。我从前曾经学过无线电报务，所以对这种方式并不陌生，但因为多年不接触，除了开始和结尾时的联络用语之外，其他的已经分辨不出来了。不过因为手键报直接和发报人的习惯和当时的情绪相关，光从信号的快慢和节奏就能感受到双方的不同。在同相距不远的66军联络时，可以明显感到对方的强势，往往这边一段短语刚刚结束，对方的信号就好像用枪顶着后背一样跟了过来，手法又急又快，几乎不给这边喘息的机会。通信站这边在台上值班的人显然被搞得有点儿狼狈，在疲于应付，好不容易结束下来后还有些愤愤然，嘴里骂骂咧咧的说：“这帮人仗着自己是野战军的，从来都是这样蛮横不讲理！”那感觉好像是双方在拳击台上斗法，被对方戏弄了一番。
在后面和24军联络时，感觉好了很多，双方在台上的人似乎相互很熟悉，好像是老熟人在聊天。我们的计划是等到他们例行的联络结束后，借用这次的联络时间马上跟着再重复一次，这样就好比较一下效果了。但等到和24军的联络结束，马上换用我们的机器再向他们重新呼叫时，对方却很长时间没有回复，一直保持沉默，让我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开始怀疑是我们的机器有问题，但很快就否定了。我们用的是相同的频率，刚刚在老机器上信号很好，虽然我们的机器功率小，但无论如何不至于一点儿也听不见。正在我们疑惑时，听到了对方的回复，通信站的人用我们的机器和对方联络，虽然我听不懂那些往来短语的含义，但可以感觉出来，明显不像刚才那样顺畅，双方都在不断地重复，好像是在核对什么东西。好不容易等到结束后，刚刚从台上下来的那个哥们说，对方其实一开始就听到了我们的呼叫，但迟迟未动，原因在于他们马上就察觉到这是个以往从未听到的信号，所以没敢有所反应。按照军方的通信纪律，擅自同未知电台联络是属于违反军纪的行为，要受处分的。
这其实不是我们的设备问题，而是用短波设备收发等幅报这件事的特点，也可以说是通病。所谓等幅报，就是手工控制发射载波的通断，发出的只有被截成时间长短不同的载波，上面并没有像语音那样的调制信号。接收方在收到后，要通过调整本地的振荡器与收到的信号相混合得到一个人耳能听到的“拍频”信号，这就是要接受的东西。这样混合出来的信号强度，音调，以及所包含的其他杂音成分，会受收发双方设备的影响，即便是同一型号的设备，也会因为新旧状态，调整的差异会使得最后听到的信号有所不同，更不要说是两台完全不同的设备。以往我们经常听说的各种所谓“监听”的故事，其根据就在于此。如果长期跟踪一个电台信号，即使不知道它的发送内容，仅凭所听到的信号特征，以及发报人的手法，就可以判断出是哪个电台，哪台设备，甚至是哪个报务员。同样，如果是一个从来没听到过的信号，那就要通过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判定归属。我们这次的联络就是落入了这个窘境：虽然频率和呼号都对，但因为换了机器，就对方而言就是一个全新的信号，当然不敢冒然回答，在我们这边一再地呼叫下，对方只是不断地问“你是谁？”最后由通信站这边反复申明自己的身份，又通过把旧机器打开确认，对方才认可。这个过程把双方都折腾的够呛，最后草草地确认了一下信号的好坏就结束了。
这次试验的结果对我们而言没有太大的惊喜。通信效果和我们预料的差不多。通信站的人在空闲时间摆弄了一阵我们带去的机器，对它的操作方式，设备外形和面板布局显然感到挺新鲜，感叹和他们正在用的老机器的巨大差别。但是在我看来，按照他们现有的使用环境，即使换上这个，能带来的改善恐怕也很有限。和那些本来一无所有的民用用户不同，军队用户在资源方面并不稀缺。他们所要解决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从体系到使用方式根本上的改变。在同一时期，外军的类似通信已经开始向数字化方面转换，各种通信终端，加密设备都已经开始使用。而我们的军方还在沿用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手键报，在级别高的地方稍微好一些用上了电传机。那个玩意儿是从老毛子那儿抄来的东西，体积巨大，一个人搬动都很吃力，而且是纯机械结构，运行起来噪声巨大，要是房间里有这么两台机器同时运行，对面说话听着都费劲。而且它只解决了一个速度和接收的问题，发报时还是要靠报务员去手工敲。
当时我们手边有一台日本产的便携式电脑，是厂里的头头去日本考察时带回来的。当然这个东西和现在的电脑没有可比性，它只有一个仅能显示几排符号的点阵式显示屏，和一个连接外部设备的接口。我们发现这个接口恰好可以同那台日产收发信机连起来。把它们接上后，把收信机调到某些频率上，就可以收到一些外国通信社发布或着是正在传输的英文新闻，在电脑上显示出来。显然，通过电脑处理发送和接受信息在国外已经是个通用方法。我们曾设想利用这种电脑作为数据终端来收发报，但这个概念如果要用到能列装的系统中，涉及的问题太多，不是我们一家能解决的事，所以也只能是想想罢了。
在设备更新这个问题上，民用用户和军方有很大不同。民用用户技术门槛低，厂方通常要在培训和技术支持方面多花些力气，但是在产品布局上他们通常较少顾忌，一旦发现能解决问题，很快就能做出决定。军方则恰恰相反，他们有很专业的人研究体制，也清楚目前这个领域的最新趋势，但是要做出决定直至最后装备，会有很长时间的延迟，相比之下，显得保守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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