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2024年写完的《在中国的一场噩梦 ---- 一名反动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书。】
西交大无线电系“校办监狱”
2026年元月20日
1968年4月9日批斗和游街完毕后，戴宁生被关进了东二楼三楼的一间无线电系的实验室里。这个实验室很大，三、四排实验台子，每个台子上有220伏和380伏的电源。几个人从外面锁上了门。戴宁生隐隐约约听到那几个人锁上门后在门外嘘嘘嗦嗦地议论了一番，接着他们打开房门，走进来了两名不知姓名也不知到是从哪里来的人。门外其他的几个随即消失了。这两个人显然是来看守戴宁生的。他们坐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着戴宁生，使戴宁生颇不自在。没多久，那几个消失的人回来了，和看守着戴宁生的两个人又嘘嘘嗦嗦地说了一阵话。然后就把戴宁生带到了东二楼四楼最西面的一间大空房子里了。
这间大空房子原先大概是个大教室，现在课桌椅都被挪走了。和刚刚离开的实验室相比，正好是两个极端，一个是放满了东西，一个是空空如野。戴宁生顿时悟出了更换关押他的房间的原因。他隐约听到他们嘘嗦对话中提到380伏电源。现在这间大房子里，别说380伏电源，220伏电源都没有。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们自杀的智慧可谓登峰造极，有传统的上吊跳楼投水投井的，也有喝农药触380伏电的，也有打破眼镜片割破动脉血管的，等等等等，千奇百怪。
“怕我自杀？”戴宁生内心轻蔑地哼了一下。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生中遇上这个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真是难得啊！他从小生活在父母姐姐们的宠爱之中，在教授群居的大院子里长大，现在有幸遇上治保组那班流氓畜生和周宏诚唐雪英这样的同班同学，他们何尝不是来丰富他的人生的？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朦胧之中他开始知道他今生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度过。
第二天，戴宁生站在大空房子西边的窗口观看着外面。外面是那条南北向的大路，从学生住宿区的一食堂通往教学区的主干道。路两旁的大字报栏，是学校张贴大字报的中心地带。文革至此，大字报栏已经凋零了，加之近来已经复课了，大字报栏更是无人问津。当年人头攒动，挤满了几层人群在那里阅读抄写辩论的情景早已不复存在。
大字报栏到了东二楼西段就是它的尾端了，上面残存着几张大字报，题目是“彭康【见文末注1】之死”。大字报经风吹日晒，已经褪色了也破碎了。空空的大路上，大字报前站着一个六十上下的妇女，孤零零地正在专心地读着这篇大字报。戴宁生一眼就认出来，她是彭康的夫人王涟。她银灰色的头发在风中伴随着破碎的大字报的纸飘荡着。
大约两个星期前的一天清晨，戴宁生正向学校东边的运动场走去，见到一群人在拖着一个老头游街。一问，说是彭康。他心中有些纳闷，这么早，游街游给谁看呢？再说，现在已经复课了，一般人对两年前就被打倒了的校长这种“死老虎”早已不感兴趣了。多年后，他才知道，那群人是一个名为西安交大抗校的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说是要拉着彭康去几个月前落成的圣人像前请罪。据说彭康被拉出之前，曾要求先允许他吃点东西而被拒绝。他空着肚子，走了不久，就说他不行了。红卫兵说他想以装死来对抗，有人还踢了他几脚，彭康就摊在了地上。这群红卫兵就只好把他拽回到了看守他的地方。那时，彭康已经死了。这事充满了诡异蹊跷和悬念，也许至今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在当时，戴宁生看着孤苦伶仃的王涟，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几分怜悯之情？几分嘲讽和讥诮？
***
黄昏，空荡荡的关押着戴宁生的房间里来了一个人。昏暗的光线下，戴宁生认出那人是无线电系控制52班的韩丛爱【见文末注2】。1965年入校之初，分专业之前，戴宁生和这个徐州来的新生同在一个寝室住过几天，算是认识，但其后再无来往。韩丛爱只给戴宁生留下了又脏又蠢的第一印象。文革开始之后，听说他混得不错，在校红卫兵总部当上了个小头目。戴宁生当时不知道的是，韩丛爱那天来看望他时已经是无线电系的系革委会主任，算是系里的第一把手了。
戴宁生真正是有眼不识泰山！本来，第一把手在百忙之中能抽空来看望他这个无足轻重的反动学生老相识，做为阶下囚的戴宁生即令不感恩戴德，起码也应该略表敬意。遗憾的是，他心中一时摆脱不了那个又脏又蠢的印象。他轻蔑地看了一眼韩丛爱，没有吭气，意思却很明白：你来干什么？
韩丛爱想摆出第一把手的架子来，但在戴宁生蔑视的眼光下显得有点不自然：
“我是想来关心你一下。”
戴宁生仍然没有吭气，只是他那双蔑视的眼睛射出了更加轻蔑的眼光。韩丛爱没有迎着那更加轻蔑的眼光走近戴宁生，他站在比两人对话应有的距离远了不少的地方，接着尴尴尬尬地说：
“我是想来再给你交代一下党的政策。”
戴宁生仍然没有吭声，但他无以复加的蔑视的眼神清楚地在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也配来跟我说话？这些话戴宁生当然没有说出口，可是韩丛爱却清清楚楚地从戴宁生的眼神中领会了。他一边往后退，准备离开，一边说：
“行！你好好想想吧！”说完就像一只耗子一样溜走了。
为此，戴宁生自豪了很多年。他后来常骄傲地对人吹嘘过，他硬是用轻蔑的眼神把一个小人得志的家伙从人看缩成了一只小老鼠！
到了晚上，来值夜班看守戴宁生的是一名五十多岁的工人模样的人和一名年轻教师。年轻的教师尊敬地称呼这位年长的工人“史【见文末注3】师傅”。戴宁生听后想起他早就听说过的他们无线电系最为引以自傲的一位八级工史师傅，据说是1957年部分上海交大内迁西安时来到西交大的。史师傅走进这间空旷的大房间，四处查看了一番。他还特地走到那面朝西的窗户边，把身子探出去看了看。他转身对年轻教师说：
“你去和他们说一下，四层楼太高，不合适关人！”
年轻教师表示很为难：已经是晚上了，到哪儿去找“他们”呢？
史师傅说：“那这样吧，你把我的铺盖搬进来，我今晚睡在这间房子里面。你回家去吧！你要是能找到他们，那最好；不然的话，你明天一早去找他们，一定要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
史师傅在戴宁生旁边安顿了下来。他中等偏矮的身材，瘦瘦的，戴一副茶色的水晶眼镜，一脸精明能干的模样，讲话时带着浓重的上海人说普通话的口音。他对戴宁生说：
“小伙子，你太年轻了！人生都会经历顺利的辰光和不顺利的辰光的。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河！”
戴宁生顺从地点了点头表示史师傅的话他都听进去了。
第二天，新换班的看守人员就把戴宁生转移到了东二楼一楼108室。
***
从坐北朝南的东二楼靠东边的门进去，向左，通过一扇平时锁起来的对开的过道门，沿着走廊向西走过三个房间，左手边就是108室了。108室原本是间实验室，现在作为临时牢房真是太合适了。窗户上有现成的铁栏。这些铁栏可能当初是为了防小偷，也可能是为了保护窗玻璃的。房内除了一张大实验桌子可当床用，其它一无所有，没有可以触摸到的电源。其门很容易从外面锁上，房间的门外走廊上临时设置了看守台，一天三班，每班两人，全职看守着戴宁生一人。
上午因为同学们都去上课了，一般没有任何动静。下午则时常要被无线电系的各个专业或各个班拖出去批斗，充当反革命的“活靶子”。不过戴宁生已经条件反射地为了保护自己而自我封闭起来了。他从小不爱睡觉，从幼儿园到小学，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午睡了。现在，他顿时变得嗜睡了。不但晚上能香喷喷地睡上一整夜，中午饭后也能喷喷香地大睡一场午觉。看守的人打开房门，叫到：“戴宁生！起来！去挨批斗去！”批斗会上，他更是死死地封闭了起来，发言人说了些什，会场里喊了些什么口号，他一个字也听不到。有时，他会兴致所至，把上午想背出但一时没能背全的唐诗宋词绞尽脑汁地在脑海里背出来。
一天的三顿饭由戴宁生把自己的饭菜票给看守人员，他们轮流去吃饭时给他捎一份回来。大小便由看守人员带领着去楼道里的一个厕所里去。虽然这是他能见到这些看守他的人仅有的一两个机会，但也不难分别出好人和小人来。好人和小人的表情一看就可以看出来。记得五一劳动节时，来了一名年轻的女教师。她的举止一看就是个来自有教养的人家的。大概在过节的时候，没人来值班看守戴宁生，就分派给她了。她不在学生食堂吃饭，所以要专门去学生食堂为戴宁生买饭菜去。她走进关押戴宁生的房间，礼貌地问戴宁生中午想吃什么菜。戴宁生知道食堂每逢五一节就有好菜，就对她说：
“每样荤菜都要！”
不一会，她果真买回来三样带荤的菜。她因为走的急，脸上泛起了红晕。她抱歉地说：“只有这三种，大概还没冷掉。”
戴宁生不仅仅饱餐了一顿，也品尝到了人性的温暖。
恶劣的小人也有。一天晚上停电了，到处黑压压的。戴宁生按常规在就寝之前要如厕一次，于是照例向看守人员提出要求。两名看守在门外用苏北话鬼鬼祟祟地议论了一番，回答说：
“不行！”
戴宁生气愤地说：“为什么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我不上厕所怎么办？”
“你自己想办法！”
那天夜晚，两个苏北佬硬是因为停电没让戴宁生去上厕所。
那时“清理阶级队伍”刚刚开始，把学生关起来的事还不多。戴宁生有可能是全校的第一个。无线电系专门为他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的头头是他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王松林【见文末注4】和一个被人称为老金【见文末注5】的人。王松林三、四十岁，高高的个头，脸上的肉不多但极横，十分凶狠。老金有五十上下，眼睛上虽然老有擦不干净的眼屎，但那并不影响他摆出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面目来。他们来找戴宁生谈过一两次话，无非是要戴宁生交代反革命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陈词滥调。
大多数时间戴宁生无所事事。暮春的西安时不时会有一场大雨。戴宁生站在铁窗内，看着疏疏雨柱，难免就会想起岳飞的“满江红”【见文末注6】，转而想起郑板桥的“沁园春：恨”【见文末注7】。他努力想把这两首的全词从记忆中挖掘出来，实在记不起来的，就只好自己拼凑几个字。或者，凭他能记得的那些平仄法则，干脆自己来写律诗绝句宋词。再后来，他觉得那些要求过于苛刻，不如写现代的叙事长诗更能发泄心中的感情。他于是写了长诗“故乡恋”描述了他在南京度过的幸福童年和青少年，“盐都行”描写了他有初恋之嫌的在自贡度过的那段时光，还有“小海滨”记述他在广州和徐船长的儿子小海滨一起度过那些美好的日子。
***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窗外的小鸟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室外迅速升高的气温从窗户的栏杆间涌进了这间临时的牢房里，使牢房里的戴宁生也能闻到春天的味道。牢门打开了，走进来的是班文革小组组长林瑞华和他的一个福建同乡林秉香。听说林秉香是个归国华侨，也是无线电系65届的学生。他两从外面走进来，满身携带着外面春天的气味。林瑞华从口袋里掏出了20多块钱和戴宁生的学生证，放在桌子上，笑容可掬地说：“这是那天退掉的火车票的钱。”说完，两个人就离开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下去。转眼间已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无线电系的各个班各个专业大概也都开过了声讨戴宁生反动思想的批判会了。专案组的人也不来找他谈话了。人们大概是忙着去抓更有刺激的“活老虎”去了，没人对戴宁生这只“死老虎”感兴趣。22岁的戴宁生第一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展望未来，不知道这样被关押还要持续多久，会怎么收场。就在这百般无奈的时候，戴宁生在这间空无一物的房间里奇迹般地发现了一个两寸长的断钢锯条。
要想用这根两寸长的断锯条去锯断窗户上的一指粗的铁栏杆是不可能的。可是，断锯条的一端可以做为螺丝刀的刀口用。窗户上的铁栏杆是从窗户里面用螺丝拧紧到窗户的木框上去的。戴宁生试了试，虽然很难，但是能把几颗螺丝钉用这根断锯条当螺丝刀卸掉。他卸掉了铁窗左下角的几颗螺丝钉，凭借着钢棍的弹性，就可以产生足够的空间让他钻出去。
戴宁生把卸下的螺丝钉又拧了回去。要不要逃跑？往哪儿逃跑？他的内裤里还藏着100元人民币和一百斤全国粮票，还有林瑞华送来的20多元钱和学生证。跑？还是不跑？他想了两天，最后决定再和专案组交谈一次，如果他们能在可见的未来给他做出较好的安排，那就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否则，他现在总算有了另一条路可走。
他给专案组写了个纸条，交给了看守他的人。很快，老金和王松林就来到了这间临时的牢房。他们两兴致勃勃，想来这个顽固的反动学生总算要向他们交代罪行了。有了这些新交代出来的罪行，不但可以庆祝无线电系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而且他们个人也是革命有功。戴宁生问：
“我的问题你们还要多久才能解决？”
老金眨了眨有点眼屎的眼睛回答说：“那要看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很清楚，我没有书写反动标语！”
王松林一听，横肉中的一双眼睛立刻露出了凶相来：“什么？你还想翻案！”
戴宁生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跟这些人说话真是枉费心机。”他气愤地说：“你们私设监狱，准备把我非法关押到什么时候？”
王松林听后勃然大怒：“你敢如此放肆嚣张！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你交给革命群众把你打死！”
老金也恼羞成怒，说：“以后除非交代罪行，不许再随便给我们写条子！”说完，两人大失所望地离开了。
对戴宁生来说，没有什么再犹豫的了，逃跑吧！
***
注1: 时任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和校长。
注2: 这位韩丛爱后来在文革中大概因为“爱”字过于小资，“丛中之爱”隐喻不正，就改名成了丛艾。其实“丛艾”的隐喻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小撮杂草”而已。
注3: 此姓不确。
注4: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896–2000）》档案记载：在 1985 年交大党委常委会名单中，王松林是党委常委之一。到 1988 年，《大事记》明确记载：中共中央国家教委增补王松林为 西安交大校党委副书记。
注5: 该“老金”很可能就是无线电系党支部的一个干部，叫金望德。
注6: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注7: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癫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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