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在国内买东西，特别是大件儿的东西，像是电视，冰箱之类的，都要在现场开箱验货，检查一下是否工作正常，免得拉回家后发现不工作，又要找回来，少不了要费一番口舌。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样。这件事凸显了一个现象，就是过去人们很长时间里信奉一个“眼见为实”的消费习惯，特别是对那些涉及大额金钱的东西，格外的谨慎。这一方面是因为东西昂贵，另一方也是因为过去的产品质量，的确让人不放心，难免要挑挑拣拣。家庭消费如此，涉及到各类军用设备则要加上一个“更”字。
我过去所在单位曾经是国内中大功率短波通信发射机以及对空对海导航设备的主要生产厂。因为用户主要是军方，所以厂里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军代表室”，其中包括了来自陆海空各军种的代表，人数曾多达近二十人。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开箱验货”。
按照一般道理说，电子设备都有自己的技术指标，这些指标在当初制定的时候，相关的军代表就已经参与进来了，是高是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讨价还价。现在设备出来了，也通过了生产线上的测试，军代表也按规定进行了抽检，应该可以认定是否合格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还是不行，一定要再经过“现场试验”这一关之后，才算拉到。因为我们的设备多为车载型，所以这里说的“现场试验”就是开着装载了各式产品的大小车辆，出去跑上一趟，少则几小时，多则要若干天，试试各种情况下的通信效果。我们通常管这个叫“跑车”。
军代表在我们单位里是个特殊群体。一方面他们不受厂方领导，而是听命于各自派出的军种有关部门。他们的各种福利待遇和工厂是两张皮，各走各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和所在工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厂里要给他们提供条件上乘的办公地点，通常都要等同于厂级领导的水平。其次虽说他们是吃军费的，但厂里的各种福利都不能少了他们的。不论是逢年过节工会发米面粮油糖，还是电影票演出票，都不能落下。理论上没必要，实践中却很重要。尤其到了季度末或年底要交货的时候，从厂里的一二把手到下面的各层领导，对他们都会客客气气，各种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都是有求必应。原因很简单，你忙活了一年，就等着交货收款了，军代表要是不签字，一切都是白瞎。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那些军代表担负这样一个工作，对他们而言也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他们拿着军队的优厚待遇，却过着和地方一样的生活，和我们一样上下班，除了每年有数的几次产品验收时期会比较紧张，其他大多数时间都很清闲。他们中间有的人会定期轮换，也有的一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我就认识两个军代表，我进厂时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了，到我离开他们还在。这么多年，从“小X”， 逐渐成了“老X”，和厂里的老员工已经没有区别。他们的家属找工作，分房子，小孩上学，除了个别背景很牛不需要厂里帮忙，大都要依靠厂里解决。那年头各单位的住房都是自己筹建，一旦有新房盖好要分配时厂里上上下下都是闹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好长时间不得安生。即使如此，也要给军代表留出一定的名额，对此谁都不能说什么。
九十年代，为了引进国外技术，厂里和国外一些厂家公司合作进行“SKD”类的引进组装生产，陆续派人出国培训。在可能的情况下，这种培训都要照顾到军代表，尽管他们将来并不参与有关的生产。一九九二年，我们一行十人到美国培训，厂里军代表室的领导，总代表，也要挤占一个名额以一个“车间技术员”的身份加入进来，像模像样的跟着去学了一个月。当然，他能学成什么样不重要，而他能到美国去一趟这件事却很重要。
工厂对军代表如此厚待，当然是有求于他们。作为军品生产方，军代表是厂方和客户联系的重要窗口，有关产品的信息上传下达，他们是当然的第一渠道，一定马虎不得。
每当有一批产品要出厂，现场试验的事就要安排了。如果是老产品的出厂例行检查，试验的事通常比较简单，从出厂的成品中抽出几辆，开出去在周围的郊县跑一圈儿，检查一下通信效果，还有随车设备的运行情况，没有大问题，回来就可以交差了。这种试验厂里各部门和军代表的人都比较喜欢，一方面可以开着车出去兜兜风，另一方面还可以到一些已经去过多次很熟悉的地方买点儿便宜的土特产。当然还会有出差补助，这对当年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的人们是很有吸引力的。
如果是一个新产品要定型，现场试验就不能这么简单了。通常的情况要按照产品规定的使用环境的极端情况来进行。军用品的使用环境要求低温要达到-40度，国情如此，必须满足。所以到了要试验时，就不是随便兜兜风的事儿了。在国内做这样的试验，只能等到冬天时去东北黑龙江的加格达奇，那里的条件远非家门口可比。每次做这样的试验，设计部门和军方都要参加，让谁去都是件头疼的事。我没有赶上过这种试验，但听去过的人回来讲其中的各种趣闻，也还是挺长见识。
那时部队里装备的车辆很有限，不要说机械化，很多部队连摩托化的水平都达不到。当兵的好不容易有了一辆全封闭的车，就恨不得躲在里面不出来了。虽然这个车的性质是“通信”，但军方对其的要求往往远超出“通信”的范畴。最通俗的说法就是要能在里面“过日子”。除了基本的通信收发设备，还要有柴油发电机，用来给各类设备供电。为了在寒区使用，里面还要有取暖的煤油炉，还要有全套的炊具能做饭，这些很能体现出中国农民对“热炕头”的追求。在现场试验时，很多情况下就是要验证这些辅助设备的工作情况。比如说，把车辆开到野外，停车放置一天，然后启动柴油机，看能不能正常启动发电，其他设备能不能开机使用。车辆在野外放着，不能没人管，所以参加做试验的人要轮流值班看管。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夜里，蜷缩在像冰窖一样的车里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岂止是一个“冷”字可以形容。一个哥们后来诉说他当时的情况时说“冻的我那玩意儿都没了！”
除了产品监察验收，军代表的另一个工作就是参与新产品的功能指标的制定，解释军方的要求。因为在有的情况下，军方的某些要求在技术上并不合理，但在实际情况里却必须满足。
比如说，军用电台的语音通信有所谓“单工”和“双工”之分。所谓“单工”就是一台设备在一个时间点，只有“发射”或“接收”的单一功能，而不是同时进行。这个是根据一般人讲话的规律来的，通常一个人总是在讲完话之后，才去注意听对方的反应。对单工设备而言，“收”和“发”的转换，就是话筒上的一个按键，讲话时按下去，讲完了松开，就可以听对方的回话。这个场景在好莱坞电影里常见，发话人通常会在最后加上一句“Over”，表示“我讲完了”。从技术上讲，“单工”体制的设计简单，因为“接收”和“发射”的电路有很大部分可以共用，也不存在“收”“发”之间的干扰问题。这在国外同类等级的产品中是最常见的体制。然而这种体制却不能为我们的军方所接受，原因非常奇葩也让人哭笑不得，是因为“首长不会用”。我们那类产品的定位是用于部队的军师一级，也可以用于机械化步兵团的通信。那个年代这个级别的领导属于“老粗”的居多，带兵经验有，但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对新技术可能会好奇，但让他们去学是断不可能的事。他们最习惯的通信方式就是抄起电话喊，你要让他还要注意讲话时配合手的动作去按话筒键，对很多人是个负担，根本就懒得接受。
这样的使用习惯就要求必须采取“双工”体制，允许发射机和接收机同时工作。为了实现这种要求，系统前端必须加一个“双工器”，用来隔离收发双方，否则发射机一工作就可能把本地的接收机“堵”住了，严重地还会把接收机烧了。这种“双工”系统仅因为这一点就无端地生出许多额外的问题，处理起来非常头疼，但又无可奈何。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设备的使用习惯。进入八十年代后，计算机技术逐渐进入通信设备，使通信机的使用理念发生很大变化。在国外的同类产品中，以往常见的旋钮，开关开始被键盘或者按键代替。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是设备可靠性还是操作可靠性都大大地提高。我们在论证新一代电台的设计时，参照国外产品，强烈建议采用相似的设计，但被军方否决。因为他们认为键盘的操作太复杂，相比之下，他们还是喜欢那种一个大旋钮转来转去的感觉。尽管这要增加一堆额外的机电转换的东西，带来可靠性下降的后果也在所不惜。
我离开那个单位已经好多年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相信无论是那里的工程师还是军代表都应该是接受过新世纪理念熏陶的人了。我曾经历过的那些滑稽和荒唐应该不再有市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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