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中国的日本学者远藤誉所作《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一书，通过日本的解密档案，提供了中共（潘汉年）与日本侵略军秘密勾结的内幕。如果一个日本人的书不具备可信性，那么下面这个中共自己披露的案件就耐人寻味了（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4期 作者：丁东 原题为：“文革”中曾山档案风波）
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由中共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材料知道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
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时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的孙宇亭向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
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主审，严佑民、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
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对汪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却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数月后，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3月，严被关进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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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正常手续查看档案怎么就成了“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什么样的接触才能成为“核心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