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4）
（三十六）关于“一月革命”的几点辩说（下）
四，“一月革命”精神不能全部否定。
文化大革命应该否定，那么“一月革命”和“一月革命精神”是不是也该否定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此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笼统地说应该否定或不应该否定，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任何历史事件的造成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不能离开造成那个事件的各种主要原因去评说，也不能离开产生那个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去评说；还有好多事情往往会在不合理的外壳中包含合理的内核，或一件事情总体是错的但有部分是对的。总之，离开具体情况去评论一件事的对错，往往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在前面说过，文革是毛泽东出于个人邪恶的目的发动的。所以文革应该被否定。但是，文革中群众起来“造反”是因为文革初期中共各级当权派整了一批无辜群众，还有文革前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也早已与很多群众积有矛盾，再加上当时中共中央号召群众起来揭发批判这批当权派，是因为这许多因素合在一起，群众才起来造反的。如果有人受了迫害也不可反抗，那我们岂 不是在提倡迫害有理？持这种观点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恐怕就不用我明说了吧！所以撇开这些具体因素去评论群众该不该造反，“一月革命”该不该发生，那是脱离实际的空谈，毫无意义；当权者除了以势压人，不能令人心服。
“一月革命”发生的原因前面我已经讲过，发起和参与“一月革命”的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没有想过要去夺共产党的权。即使有个别人心怀异志，在当时这种社会氛围下也不会有人听他的，这种人甚至连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都不敢。当时造反派接管某些当权派的生产管理权，是因为这些当权派破坏文革，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刮“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经济，甚至要策划“三停”制造社会大混乱。这种状况既对中共统治不利，也对人民大众造成损害，因此他们才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予以制止。如果这种见义勇为、敢于担当的做法和精神，统治者要否定，而我们老百姓也同意否定，那末我们这个民族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仅存的一点良心、仅存的一点勇气、仅存的一点善心、仅存的一点是非观，也因我们的糊涂或胆小怕事不作为，被我们自己扫荡干净了。如果真到那种地步，那么中华民族就好比一个被打断了脊梁骨的人，虽然它还像个人，但它已无力、也无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自从中共以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以来，我们中国的民族精神被阉割、被戕害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共产极左的思潮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摧残得体无完肤。记得文革时候因为青浦武斗，我去马鞍山姐姐家避难。在“东方红”长江轮上，有人在船上卖红卫兵小报，我二分钱买了一张。这张小报是武汉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行的。里面有一篇文章痛斥屈原是为“反动没落的贵族奴隶主阶级”“号丧”的“乏走狗”，说他站在楚国奴隶主立场，反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秦国统一祖国的大业，所以他不是什么“爱国诗人”，而是反动文人。当时有此遭遇的不只一个屈原，岳飞也是。有人因他曾镇压洞庭湖农民起义，就痛斥他充当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刽子手”；又说他因为宋廷的十二道金牌就放弃了抗金事业，说明他真正效忠的对象是宋皇朝封建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结果文革一来他在杭州的坟墓就被毁了。文革极左思潮是一个高峰。但文革前种种极左思潮就已泛滥成灾。许多千百年来受到人民尊敬爱戴的人，或先或后地几乎统统遭到“灭顶之灾”；唯一受推崇的人只有一位，即那位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人。这种新的思潮，新的观念，将流传了千百年的是非观颠倒了；将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统统否定了，因此也无异是将千百年来纪念、崇敬他们的人都当成了白痴、愚氓！唯有他们最高明、最正确。这种极左的观点能成立么？当时我十分怀疑，但一时又想不出反驳的理由。在那个时代，任何不利祖国统一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不是汉奸也有汉奸嫌疑；任何镇压农民起义的人都是反动阶级的“刽子手”。对这种观点，连大学的历史教授们也没有一个敢公开提出异议。
文革后我读二月河著满清帝皇系列小说，又遇到一个问题。不知是否记错，有一个情节好像是皇太极说降洪承畴或祖大寿，大意是说明朝的皇帝个个昏庸凶残，满清的皇帝再怎么也好过明朝皇帝不知多少倍，为什么明朝的百姓反抗满清这么激烈，这么不懂好坏，不懂顺逆？这使我想起明末清初反清复明的志士们，想起我少年时曾读过的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夏完淳和他的老师陈子龙都是我们家乡的人。夏有神童之誉，陈是明末有名诗人，被后代推崇为“明代第一词人”。他们都不是蠢人，饱读诗书，熟知历史，难道就不知道明朝的皇帝个个都不是好东西吗？为什么还要冒着杀头危险去“反清复明”呢？对这个问题我思索了很久，后来终于想明白了：他们之所以反清，是因为不甘受异族的统治，不愿当亡国奴，倒不一定真是为了“复明”。他们之所以打出“复明”的旗号，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有打着“复明”的旗号才能号召人民。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尤其成为社会人以后，发展出了好多种精神。其中最为可贵的有两种：一种是对自由的追求，一种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对于自由的追求，最能表达人类这种意志和决心的，当属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诗一九五七年前在中国也几乎是人人皆知的，说明追求自由确为人类绝大多数共同的向往。而对于爱国主义，在我们中国，从屈原的《国殇》，到明末清初顾炎武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如黄钟大吕之声发聋振聩，屡世不绝。夏完淳、陈子龙，还有屈原、岳飞等等，或许都不是完人；但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纪念他们的原因。
由这点去衡量、评价上海造反派，他们虽然也受毛泽东愚弄，但他们不甘受官僚独裁统治，从而发动“一月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就是对自由的追求？他们不愿眼看着生产被当权派们破坏，交通被瘫痪，人民正常生活被扰乱，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挺身而出，接管这些当权派的生产管理权，难道不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最好的体现吗！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曹刿就说过“肉食者鄙”这样的话，难道我们二千多年后的人的见识，还不如前人？
所以，即使文革应该被否定，但“一月革命精神”我认为也不应被全部否定。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展现的对中共官僚反动统治的反抗，对正义的追求和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应该被褒扬的。举一个不完全恰当的例子：朝鲜战争是一场由北朝鲜金日成发起，斯大林、毛泽东积极支持的侵略战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志愿军被毛泽东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虚假谎言骗上战场，做出了巨大牺牲。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志愿军作战勇敢而说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但也不应因为志愿军打的是一场不义战争而全然抹杀志愿军战士的牺牲和爱国精神。我认为对“一月革命”也应作如是观。
五，“一月革命”的发生与张春桥、姚文元无关。
“一月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我在前面也已经说过，它主要是由两件事情引发的：一件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平路事件”以后，大量“赤卫队”员被人煽动离开工作岗位去北京告状，而许多当权派和生产管理人员也故意消极怠工，甚至策划“三停”，以破坏生产、破坏经济、破坏交通运输、破坏上海市民正常生活造成社会恐慌，来施压中央，迫使中央改变文革方向。与此同时，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还故意迎合部分群众的经济要求，大量补发工资、福利，对一些造反群众组织则大方地批发活动经费和车辆、办公器材等，企图以此来收买人心，干扰文革大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等上海造反派根据毛泽东、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主动担负起了某些部门的生产管理工作，并在一月四日发表了一个《告上海全市人民》，呼吁广大“赤卫队”员回来就地闹革命。接着在一月九日，针对当权派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造反派又联合发表了一个《紧急通告》，呼吁广大市民不要被经济主义迷失斗争方向。另一件事是《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派，分别在一月三日和五日接管了报社业务。这两件大事的意义，就是如中央《贺电》中说的那样：你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也就是所谓的“一月革命精神”。
那么这两件大事的发生，与张春桥、姚文元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说“一月革命”是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或授意搞起来的。对此，前面我在引用徐景贤《十年一梦》中有关回忆时，已经指出这根本是无稽之谈。这两件事，至少《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接管一事与张春桥、姚文元半点关系也没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起草发表与张、姚也没有关系；不仅没有关系，当上海造反派已经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接管了《文汇报》后，张春桥、姚文元还不知道。
关于这一点除了有徐景贤的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回忆录也可作证。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毛主席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一月四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紧接着《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于五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这两次夺权行动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张春桥事先并不知情。五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两报夺权的批示后，马上通过红机子找到了一月四日已到上海的张春桥，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告诉了他。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张春桥感到有些惊讶。”戚本禹的回忆，明确了张春桥知道毛泽东对两报夺权的态度是在一月五日的晚上。戚本禹说他感到张春桥对毛泽东给予《文汇报》接管这么高的评介感到惊讶，这与徐景贤回忆中说的，五日下午当张春桥听到《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的消息时，不仅说他们事先不知道，甚至知道后也不太重视的反应是合拍的。所以，戚本禹这个回忆应是可信的。
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还这样说：“关于夺权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成员，包括去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面都讲到了要夺回被走资派所篡夺的那部分的权力。但是，这在当时都是被理解为主要是个别的组织人事调整。陈伯达那时总跟我们说，那些老干部，毛主席还是要用的啦。他说，解放后，连国民党的大员，毛主席都还是用他们，更何况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呢。他说，主席老讲，对犯了错误的老干部‘火烧’一下可以，但不要把他们给‘烧焦’了。这说明主席还是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乎。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是专家，没有管理经验。管理国家还是要靠专家的。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态度。那时陈伯达的这个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江青也从来没有和我们讲起过‘夺权’的想法。所以说，这个夺权的决定完全是毛主席经过他独立的观察和思考以后，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
戚本禹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思想认知状态。他认为号召造反派联合夺权，完全是毛泽东独立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戚本禹这个判断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虽然我们这个国家叫“人民共和国”，人民号称“国家主人翁”，但实际上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中共一党。所有任何对中共权力的觊觎，都是罪不容诛的“反党反革命”大罪。所以，让造反派去夺中共各级党政官员的权，这件事如果不是权力、威望比古代皇帝还高的毛泽东亲自肯定、亲自提倡，其余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任谁也不敢先出这个主意。张春桥也不能例外。一月五日下午张春桥得知《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的消息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注意，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文汇报》造反派宣布的是“接管”，而非“夺权”。
张春桥，他和姚文元一月四日上午回到上海，下午在会见徐景贤等原市委写作组一班人时就申明：“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査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张春桥说这番话的目的，我以为就是在还不清楚毛泽东、党中央对上海造反派的看法前，先撇清他和姚文元与上海造反派的关系，对上海造反派所做的事不负任何责任，唯恐有什么事连累到他。所以，文革后的上海市委说“一月革命”夺权是张春桥策划的，那也真是太高估张春桥的胆识了。
相反的，这两件事中至少有一件与陈丕显倒是有一点关系。那就是商量起草《告上海全市市民书》。这个会议是陈丕显奉周恩来之命召集的。而《告上海全市市民书》在“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组织作为发起单位签字后，也是由陈丕显批示让市委印刷厂印刷了二十万分传单，然后在全市散发的。所以，如果说真有哪个当权派参与了“一月革命”，陈丕显倒是可以算上的。但如果这就是“篡党夺权”的话，那么有份策划、参与这个“阴谋”的除了陈丕显，指使陈丕显出来工作的周恩来也可算一个。
至于一月五日下午在会见“工总司”代表时他说的要控制要害部门，其目的是不让上海的“无政府”状态继续恶化，维持和稳定生产和民生的必需。这应是毛泽东交代他们回沪的任务之一，与周恩来要陈丕显做的目的是一致的。这也是六七年一月一日凌晨零点十分张春桥在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要他去协助陈丕显开好各造反派负责人“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原因。而且此时张春桥、姚文元的身份,其实与文革初期北京市委派去北大、清华的工作组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钦差”，都是代表党中央或上级党委去视察，或准备代替原来的、已经失去“控制”能力或不被上级党信任的下级党委的。所以，即使张春桥对“工总司”头头讲要他们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也是他代表党中央“传旨”要造反派接受“党”的命令，完成“党”交代的任务而已。这与造反派自己起来接管“走资派”对生产的管理权，即“擅自夺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若是把这些事也解释成张春桥指使“工总司”等造反派“篡党夺权”的证据，那么张春桥要徐景贤去协助陈丕显开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岂不成了张春桥要徐景贤协助陈丕显让“工总司”等造反派向陈丕显自己夺权？这不仅是逻辑不通，而且是十分可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