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3）
三，否定文革应该深挖根源，把结出文革这个毒果的毒根、毒藤彻底斩断；而不是做表面文章。
文革应不应该否定？毫无疑问，文革当然应该否定。但是，我说的文革应该被否定，与中共说的否定不同。差别在于中共否定文革却不否定共产主义革命，不否定中共的一党专政，不否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这种否定是假否定，或仅是否定“整党内走资派”这个部分；而我说的否定，是真的否定，从根本上作的否定。这种否定，不仅要否定文革，还要否定共产主义和中共的一党专政，否定毛泽东。因为文革就是他发动的。文革是共产革命和中共一党专政、乃至个人独裁这根毒藤上结出来的毒果。如果只去掉毒果而仍保留毒根、毒藤，那么以后仍会不断长出新的毒果来。文革结束以后不久就发生了“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污染运动”，然后，一九八九年又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事件，习近平上台后各项政策更是全面倒退到毛泽东时代，这些就是一党专政毒根上又结出来的新的毒果。所以，除恶必须务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这条毒根找出来，也就是要弄明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一般人知道的，也是当时中共极力宣传的，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这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但这个目的是表面的。在这个表面的、冠冕堂皇的目的后面，他还有两个目的，那就是打倒刘少奇，以报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北戴河会议结束时被夺权，以及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险些被清算之恨，以及凭藉“防修反修”的理论和实践，作为他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本钱，妄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马克思、列宁之后的第三位“伟大导师”。因此总起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三个目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彻底揭露这三个目的的虚妄和邪恶。
先说第一个目的实现共产主义。全世界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因为人是动物的一种，天性中就带有属于动物本能的自私心。否认这种自私性，说自私心只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而产生的阶级属性，将来消灭了阶级，消灭了“三大差别”进入共产主义，人人都会变得大公无私。但那只是一种幻想或美丽的谎言。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无论它最初的“初心”是什么，也无论它有没有执政过，最后无不演变成反动、专制、腐败、法西斯加黑社会式的组织。它不仅没有真正解放人民、造福人民，恰恰相反，它对人民的压迫和奴育，比之过去的各种独裁统治制度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严酷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样的主义、这样的革命、这样的党，无论它曾经怎样风靡一时，迷惑过多少人，最后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是肯定的。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共产主义都是虚妄的，为实现共产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荒诞也就可想而知。这是我说必须从根本上否定文革的理由。只是时至今日世上还有不少人相信共产主义。如果因为我仅仅说共产主义虚妄不能实现，因而文革也必须否定，对那些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还必须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两个目的也揭露出来，将毛泽东真正的邪恶暴露出来，文革才能真的成为“被桃木十字架钉死的僵尸”，永世不得翻身。这才是彻底的否定文革。
由于打倒刘少奇和想成为国际共运的伟大导师，这两个目的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因为若不将刘少奇打倒而让刘将来接了班，毛泽东害怕刘少奇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即使生前不能清算他，死后也会清算他；而发动文革打倒了刘少奇，既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又可把文革解释成“防修反修”的一场成功的实践，这是两全其美、一箭双雕的买卖。因此，发动文革是势所必行。下面，我就按因果时序，把毛泽东的这两个邪恶目的简要地解说给大家听。
文革发生的直接原因，至少可追溯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的去世。斯大林在世时，因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掌权国家的领袖，又领导苏联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因此在共产国际中享有无上的权威。但是，他对外继承沙皇俄国向外侵略扩张的路线，对内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因此在他生前无论对内对外都累积了许多矛盾，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贪婪和独裁本性。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掌权。他对共产制度的弊病有所认识。他在不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希望在斯大林死后能稍稍改善一下党与人民的关系，首先是让人民稍稍消除一点对独裁政治的恐怖，就如后来中共的胡耀邦、赵紫阳做的那样。他在一九五六年的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做了一个秘密报告，将斯大林时期恐怖统治的部分真相揭露了出来。当斯大林被批判消息传开后，各共产国家那些大大小小的“斯大林”们都十分恐惧，唯恐人民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清算他们的罪行。而毛泽东其实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当时中共党内也有反对他独裁的声浪。但是，毛泽东老谋深算，看准时机实行反攻。他首先以维护斯大林名誉、地位为名，在一九五六年内先后发表了两篇关于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表示不同意苏共的做法。实际是挑战苏共的领导地位，乘机另立旗帜。接着他又趁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反对共产极权的民主浪潮的机会，测试苏共领导集团的应变能力。当苏共领导准备出兵镇压波兰民主运动时，毛泽东强烈反对，说这是民主运动，并摆出一副不惜为此公开反苏的立场；而当苏共因此而也准备放弃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时，他又说这是反革命政变，说苏共必须出兵镇压。其实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当时中共驻波、匈使馆发回北京的情报，说这两个国家发生的都是带有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的民主运动。毛泽东靠的是气势汹汹的恫吓。结果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竟被他耍得团团转。经此测试，他就开始正式挑战苏共，准备取代苏共在国际共运中因继承斯大林而得到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他在中共党内放空气，说赫鲁晓夫丢了“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暗示苏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只有他才是正确的，警告党内某些人不要跟风，以巩固他在党内的独尊地位。他还故作民主，提倡了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争取党内外对他的好感；实质在布置陷阱，准备对向往民主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实行镇压。
中共建政后他发动“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大批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又通过“五反”运动狠狠地敲打了一下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把这些“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都震住了；但他对民主党派分共产党的权心有不甘，对知识分子心中也没有底。他认为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最大坏作用的是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防止“匈牙利事件” 在中国重演，他设计了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先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由，要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说谁不提就是对共产党不一条心，又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等到那些知识分子提了意见，即使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他却立即翻脸，以“右派”攻击共产党为借口发动“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整了三百十七万多知识分子。为了让人相信民主党派的人“居心叵测”，抓住个别人的不当言论大肆宣扬，说民主党派要“轮流坐庄”，夺共产党的权。还捏造事实炮制了一个“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对这些“右派分子”，处罚轻的开除公职、劳动改造；处罚重的判刑甚至枪毙。在这种言而无信的政治氛围和红色恐怖笼罩下，从此中国知识分子视政治为畏途，除了部分人出卖良心为执政党歌功颂德以求得个人暂时的荣耀，大部分人只能采取沉默。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开始公开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他趁苏共经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后威信受挫的机会，先是要周恩来趁访苏机会去试探波共领袖哥穆尔卡是否愿意推中共为国际共产的“头”，结果哥穆尔卡根本不作反应。于是他又要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单独会见铁托，以苏共现在没有威信，很难召集世界共产党大会为由，游说铁托不如由中、南两党出面召集，也被铁托婉拒。
由于游说波、南两党失败，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马。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破天荒地亲自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是把这次会议当作他在各国共产党中亮相和造势的一次绝佳机会的。在那次会上他故作豪迈，针对赫鲁晓夫害怕发生原子战争的心理大放厥词，说发生原子战争也不怕，全世界二十七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了三亿还有三亿。到那时帝国主义消灭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几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人。因为赫鲁晓夫在会上说了苏联要在十五年内，将钢铁等主要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立即就也宣布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莫斯科会议还未结束，他就通过电讯下令国内开展以冬季兴修水利为主的“大跃进”运动。因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所谓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只是表面的、宣传用的藉口，实际是要与苏共别“苗头”。他想方设法要在气势上盖过苏共。为了鼓干劲，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反击一九五六年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反冒进”，他在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在党内发动“反右倾”运动，整了数以百万计对“大跃进”不够热心的党员干部。这“反右”和“反右倾”一先一后的两个运动，使此后的中国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再难听到任何反对声音。“大跃进”运动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提出了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他又发动了“大炼钢”运动，要求在五八年剩下不到半年时间内将钢产量在一九五七年基础上翻一番。人民公社的出现让毛泽东欣喜若狂，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由此报纸上也发出了一片鼓噪声，说“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中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把苏联比下去了”。由于这“三大运动”极大地破坏了生产，伤害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极大浪费；又由于中共根据“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民“余粮”实行强迫性的高征购，把农民的口粮也征了去，结果全国很多地方从五八年冬就开始发生饿死人的大饥荒。到五九年春又发展成全国性的饥荒。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提出忠谏，提醒他不要被“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冲昏头脑”。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彭德怀在挑战他的权威，为赶他下台造舆论。于是他摆出一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惜与全党一战的姿态，要挟全党，罗织罪名，说彭德怀组织“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将彭德怀打了下去。为了彻底压制党内的不满情绪，他又在全党发动新一轮的“反右倾”运动，又整了几百万干部。于是党内党外再无任何力量能阻止这极左的脚步了。“大跃进”继续进行，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停止。最后，国民经济跌到了奔溃的边缘，全国共饿死了近四千万人。事实很清楚，造成发动“大跃进”、“大炼钢”、“人民公社化”“三大运动”和“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完全是毛泽东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但却被中共以“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和“苏修趁机逼债”的谎言遮掩过去。
虽然，中共高层为毛泽东圆了谎，但毕竟“大跃进”的失败全国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因此中共中央常委们痛定思痛作出决定，并在一九六〇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由总书记邓小平向大会宣布：毛泽东“因病休息”，由刘少奇全面主持党中央工作。接着，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为澄清和统一党内思想，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明确指出当前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实际是否定了“天灾”和“苏修逼债”之说。而彭真则针对会上有人散布“错误人人有份”及“发生错误主要是不听毛主席话造成的”谬论，发言明确要求毛泽东做检查。他说：“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被逼作了检讨。
从此，毛泽东认定中共党内也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要夺他的权。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大谈阶级斗争，高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再次祭出“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来对付党内外不同观点的同志。同年十二月，在全国还未完全走出大饥荒阴影的情况下，他就迫不及待地重新发动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其目的就要以国际上的“反修”论战来推动国内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他发动了俗称“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企图使全党的思想回到“三面红旗”的道路上。而当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解决不了“防修反修”问题后，就紧接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舆论一面高叫发动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影射刘少奇就是“赫鲁晓夫式人物”，一面吹捧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就暴露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第一是要打倒刘少奇以及追随刘少奇党内当权派，亦即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报前几年的“夺权”之仇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第二是要凭藉之前“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业绩”和这次文化大革命创造的理论和经验，作为他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功绩而跻身继马克思、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个“伟大导师”的地位。所以事情很清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他的私仇和满足他个人的野心。
虽然，文革是毛泽东在其邪恶念头驱使下发动的。但是，如果不是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毛泽东即使有野心也难发动对苏共的“反修斗争”，在国内也难发动“大跃进”、“大炼钢”和“人民公社” 运动；而没有这些运动，也就不会有连续三四年的大饥荒，也就不会有毛泽东被逼“休息”交权之事，自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的毒根就在于中共的一党专政。中共不给人民民主，党内也就没有民主，也就无法阻止出现独裁者。
作为当时那段历史的目击者，凭心而论，刘少奇掌权的几年，他对挽救大饥荒、挽救国民经济，确实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使大灾后的中国短短几年就得到了恢复。他作为共产党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阶级斗争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斗争。因此我曾想：如果让刘少奇继续掌权而没有毛泽东的干扰，说中国共产党会渐渐走上一条比较民主的道路那恐怕是奢望，但中国老百姓会过上一段比较太平的日子则是有可能的。同时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刘少奇继续掌权下去，由于仍然是一党专政，中国仍将无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官僚主义十分严重的共产国家，就如垮台前的苏联一样。因此，它最终也会因腐败而被推翻。但即使是这样，相比毛泽东那种阶级斗争斗个不停的狂人统治，至少老百姓的日子要相对平稳些，好过些。当然，刘少奇也不是个善人，他斗起人来也是心狠手辣的，而且拍马功夫一流。
总之，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非常邪恶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毫无道理的，不否定文革毫无天理。但造成文革的总根源在于共产主义和中共的一党专政。所以，中共若真要否定文革，首先就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其次是清算共产主义的罪行，第三是清算阶级斗争的罪行，第四是清算一党专政的罪行和“个人崇拜”的错误，而不是抓了一个“四人帮”，否定了“一月革命”就算否定了文革了。更绝不是搞什么“四个坚持”，“四个坚持”的核心无非是坚持中共的一党专政；而只要坚持一党专政，就无可避免地会不停地继续文革的错误。当前，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毛泽东思想死去还魂，人们惊呼第二次文革又来了，就是因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从来也不想真正清算文革的罪恶，清算毛泽东的罪恶，清算共产主义的罪恶造成的。本来，邓小平是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做到这一切的。那时民心、党心都在改革派一边。但由于邓小平和陈云等那批所谓“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一己、一家之私，非但不愿这么做，还几次将党内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势头打下去，使党失去了一次脱胎换骨、改过自新的大好机会。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共已完全走上了毛泽东的独裁老路。这种情况借用毛泽东当年批评林彪的话，就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现在的中共从头烂到脚，已经无药可救、改无可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