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一）
2014.04.14 11:10 EDT
图片：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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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本台记者石山制作了与此相关的五集特别报道。今天请听第一集。
人吃人，在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认识中，都是一个极为恐怖的事情。到了近现代，人吃人更成为一种受到严厉道德批判的恶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在中国大陆起码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中国官方的严密封锁，并刻意过滤隐瞒。
1959年曾在安徽亳县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退休之后对当地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期间的人吃人事件曾经做过详细的调查，有关文章发表在中国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梁先生婉言拒绝了采访，原因是“太敏感”。
“这个事情很敏感，是最敏感的了。”
“当时我拿着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信，通过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开的绿灯，一级一级批下去，才能接触到这些案件。但后来他们警觉了，可能想到你这什么意思，所以就封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知名作家郑义，曾两次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吃人事件。后来他根据调查的材料，写成了《红色纪念碑》一书，九十年代中在香港出版。
“当然都不愿意说，是很丑的事。以前说四九年前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说专制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那种现象是对权力最严重的否定，他们当然不愿意让人讲。”杨继绳，炎黄春秋副总编辑，曾在新华社长期任职，他利用到采访报道的机会，调查了中国多个省份在大饥荒年间饿死人的时间，并撰写了《墓碑》一书，2013年在香港出版。
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曾在中国的监狱劳改队中渡过了十九年。最近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有关中国发生的人吃人的各种案例。
“周恩来让两个官员做一个粮食生产和人口变化的统计，周恩来一看，下令全部销毁，原版材料全部销毁，而且要互相证明，后来还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消掉。
但我当时一点不知道，我是在社会最底层，我居然不知道人吃人这样的事情。我不说中国人要不要纪念毛泽东，不管习近平要纪念毛泽东，我不管政治，我只要记载这个历史，要搞清楚。”
正是因为中国官方的刻意掩盖，中共执政期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很难在官方资料和历史文件中看到，但各种民间的调查从未停止，在一些中共各级官员的自传中也常常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
邓小平的侄子邓自力，1939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９年曾后任川南行署合江县委书记，和泸州地委宣传部长，最后官至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去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坎坷人生》谈到发生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的大饥荒：
“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
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中国作家任彦芳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焦裕禄身后纪实》中，纪录了和五十年代任河南开封地委书记，后曾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张申的对话。张申对１９５８年商丘地区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当时在开封地区任分管工业的第二书记张申，后因向上级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很快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饥荒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后来长期担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她自传体《悠悠岁月》一书中记载：
“临夏所属的十个公社中，５８８人吃掉３３７具尸体。红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饿死414人，吃掉尸体１２５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８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２３户吃掉５７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８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有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各位听众，你刚刚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五集特别报道：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今天是第一集，下次节目请继续收听。
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二）
2014.04.15 08:40 EDT
图片：中共五十年代末的极左政策被认为是大饥荒的肇因之一。图片显示当时曾风行一时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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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本台记者石山制作了与此相关的五集特别报道。今天请听第二集。
上一集我们谈到，曾任甘肃省临夏州州委书记，后来曾长期担任甘肃妇联副主席的李磊，在她书中透露的临夏州各公社大饥荒时期发生的人吃人的情况。
甘肃省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三年大饥荒情况眼中，１９５７年该省人口约１２００万，三年饿死人数超过一百万。美国劳改基金会获得的由宁夏慰问团调查整理并交给中共甘肃省委的一份文件，显示从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到６０年４月的六个月当中，临夏和和政县两地有七十五人被吃掉，其中十一人是被杀死吃掉。
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２００９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的文章中写道：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
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梁志远，1958年曾任安徽亳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之后,梁先生对发生在亳县当年大饥荒年代中的吃人事件做过详细的调查，有关的情况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据该文介绍，亳县的吃人事件不仅父母吃掉死去的儿女，儿女也吃死去的父母，甚至出现父亲杀掉亲生儿子吃掉的事件。同类的事件在大饥荒最严重的１９６０年春天达到顶峰，甚至出现了人肉市场，在城郊有，在集镇有，也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出售人肉。文章表示人吃人的事情：
“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的村庄。”
《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杨继绳，对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各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撰写了《墓碑》一书在香港出版。他表示，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这三年期间，中国出现了大量人吃人的惨剧，有文字记载的就有数千起。
“安徽、山东、四川这些地方，甘肃、青海都出现过，甚至江苏这样的富裕的地方也有，但我书里面都有。当时有记录的人吃人的事件有几千起，安徽就有一千多起。”
四川省是中国三年大饥荒最严重的省份。根据杨继绳综合各种数据来源的估算，该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死亡的人口在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之间。在四川，人吃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纪录：
“大邑县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三十岁。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３日把八岁的亲生女儿李水清，和九岁的亲生儿子李永安，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和淹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社员潘素华，女，４１岁，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６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潘素华当晚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１.5元一斤，共卖了11.75斤，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
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周裕光，女，３９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６０年３月１６日下午，将同队杜之田刚死两天的两岁小孩挖出，拿回家煮吃。”
根据《墓碑》一书介绍，四川省主政的李井泉执行毛泽东大跃进政策最彻底，发生大饥荒之后仍抵制中共中央整顿生产恢复经济的政策，因此饥荒比其他省份时间更长，四川饿死人数为中国最多的省份。而四川死人最严重的有两个县，一个是涪陵地区著名的鬼城丰都县，另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丰都县大饥荒期间饿死了十万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荥经县县委书记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说，该县死了一半人，有些村子死得一个都不剩，连埋尸体的人都要从别的地方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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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三）
2014.04.16 08:55 EDT
资料图片：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大饥荒，图为饥民在捡菜叶。（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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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本台记者石山制作了与此相关的五集特别报道。今天请听第三集。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讲述了四川的情况。四川省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时期，死亡人数达到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是中国饿死人数最多的省份。
四川作家石丰纲，２０１２年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余习广一道，对曾经令北京震惊的荥经县进行了采访。石丰纲在后来的单独深入调查中，对荥经县大饥荒幸存者近百人进行了采访，其中说到吃人肉的有二十多起。仅摘其中三例：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7日
采访地点:民建乡顺河村
采访对象:王恩芬,女,71岁,石桥公社顺河生产队(米溪山)社员
五九年，米溪山光明队王维芬家一个女子，有七、八岁，要跟她妈追，就哭。杨国礼家妹妹就说：跟我到我家去，我拿厥基根馍馍给您吃。这个女娃娃就跟她到她家去了。到她家后，女娃娃就坐在板凳上吃馍馍，杨国礼用大刀背把女娃娃打死，打死后就把她煮来吃了。娃娃的妈回来后到处寻娃娃，娘屋头都来寻，都寻不到娃娃。后来有一天，生产队红豆子被偷，生产队就清查红豆子，把大家集中在一起，都不准回去，并把门关倒，挨家挨户清查。清查到杨国礼家，发现娃娃的衣服把头包住埋在地板下，地板下好多人骨头哦。喊娃娃的妈王维芬去看，衣服就是她家娃娃的。最后在花滩中学开大会，枪毙杨国礼，枪毙的时候我都看到。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7日
采访地点:安靖乡境内(原凰仪乡)
采访对象:李正英,女,76岁,复顺公社上坝11队社员。
对面这户人家，吃过人肉。她娃娃一岁多死了，她就把尸体炖来吃。她讲给我听的，她还喊她的女儿去吃，她的女儿不吃，她还卷（骂）她女儿：娼妇（一种习惯骂法），你不吃，饿死你！她家女儿去看还说是炖的啥子野物（野味），用筷子一捞，看到脚指头、手指头，吓忙了，丢了跑都跑不赢。
下面场口上（楠坝大队下场口生产队）王朝珍家娃娃一两岁死了，她已经把她的娃娃埋倒了，没得吃的，她又把他（尸体）掏起来吃了。我是眼见的。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 :五宪乡热溪沟村路口
采访对象:谢明清,男,73岁,五宪公社四大队谢家山社员。
我都吃过人肉，我和我们生产队社员到城关公社南门上施家过夜，他们全家五块人死来只剩一个婆娘，她炖起肉来喊我们吃，说是牛肉。我觉得奇怪，她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去偷，咋会有肉？拈了一砣放在口头，感觉不正常，我给一起来的社员说肯定是人肉，不能吃了，想吐。
食物，人类生存必不可少，没有食物提供的热量和营养，任何人都会在短期内死亡。从某个角度看，人类进步的历史，其实也是食物搜集、生产和消费过程进步的历史。但人类的食物――有机质――本身，并不随人类文明进步而有所改变。而人类身体本身亦主要由有机质组成，因此处于地球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也常常变成其他动物，甚至同类的食物。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人吃人的记载不绝于耳。中国官方信史中记载的人相食事件，共有一百一十八处。
杨继绳认为，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初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和中国古代大饥荒中发生的人相食事件有所不同：
“过去历史上人相食主要是战争时期，或者是天灾。皇帝时代还要开仓放粮，这次大饥荒主要还是人祸造成的，刘少奇说是七分人祸。这三年的气候曲线偏离不大，还算是正常的。”
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认为，那次大饥荒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连串错误政策造成的：
“59年到62年没有战争，也没有真正的自然灾害，却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出现了人吃人的案件。
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每年都有一些自然灾害,但起码在当时,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有更多的数据说明,大跃进、公社、公共是食堂,是造成灾难的原因。当时政府征粮,把粮食征上去出口外国,也是原因。中国的县志省志里都有报告和数据,当时的气象和灾难并不严重。
共产党之前:可以逃荒,这个地方灾荒大家可以跑出去,但共产党那里不能逃,不让逃。所谓盲流全部抓起来,当时劳动教养,第一部分是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批是右派,第三批就是逃荒农民,有两百万。"
正是由于共产党在１９５８年推行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所谓“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炼钢铁、集体公社导致粮食歉收，各地行政官员为迎合上级政治需要，竞相虚报本地粮食产量，造成对农民口粮的超额剥夺，发生饥荒之后，为了掩盖又千方百计掩盖真相，甚至连农民最后的求生办法--逃荒要饭--都加以全力阻止，才最后导致了全中国有三四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发生。
各位听众，你刚刚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五集特别报道：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今天是第三集，下次节目请继续收听。
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四）
2014.04.17 08:25 EDT
图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多个地区曾发生大规模武斗。图为文革期间使用的武斗车。（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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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本台记者石山制作了与此相关的五集特别报道。今天请听第四集。
１９５８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推行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所谓“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全国大炼钢铁、急速推进公社化，导致全国粮食歉收。各地行政官员为迎合上级政治需要，竞相虚报本地粮食产量，造成对农民口粮的超额剥夺。而在发生饥荒之后，又千方百计掩盖真相，甚至连农民最后的求生办法--逃荒要饭--都加以全力阻止，才最后导致了全中国有三四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发生。
杨继绳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人在极端情况下，人性丧失，像动物的时候，动物性更突出了。”
“广西完全不一样，大饥荒是没办法，极度饥饿，人性扭曲。广西是一派杀一派，不是饥饿。”
杨先生所说的广西的人吃人事件，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１９６８年。在对阶级敌人的极端仇恨下，广西多个市县发生了多起杀人吃人的事件。
根据旅美中国作家郑义《红色纪念碑》一书中，对广西原环江县委书记王定的采访，这个曾经放出过亩产十三万斤水稻大卫星的县，十六万人口在三年期间饿死了四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而王定本人因对人民公社提出质疑，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不过，和1968年发生的事件比较起来，因饥饿而死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相当高级和文明的死亡方法。
1968年夏天，广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广西各级革委会已经成立，并号召在全自治区内“刮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全自治区被杀死的各类阶级敌人无以计数，而杀人吃肉的风潮也在十多个县的区域中愈演愈烈。
1985年，郑义两次前往广西对当年吃人事件进行了实地采访调查，后来撰写了《红色纪念碑》并在香港出版。郑义认为，文革期间的吃人事件，性质和大饥荒吃人完全不同。
“这个性质差别非常大。人饿了要吃东西，不吃就得死。这个是一般情况。饿到了一定程度，除了人就没有别的东西吃了，这个虽然也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但它有一个要活命的需求。这个事情古已有之，而且不会随着人类进步会完全禁绝。比如在战争和突然发灾难都会发生。当人饿得把树皮和观音土都吃了以后，就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但广西的人吃人有相当大的差别。因为当时不缺吃的，不是生死绝境，只能吃人，不吃生命就受到威胁。
那个情况完全不同，它是出自于一种仇恨。人类历史上，由于战争或其他因素发生的仇恨，但从来没有过要把人吃掉。这种战争中的仇恨，从来就没有达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达到的那种烈度。这是一种所谓的阶级仇恨，因为被吃掉的人都是所谓的阶级敌人。人类好像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一种仇恨，这种仇恨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你把敌人从肉体上消灭之后仍然不能泄愤，用种种残酷的方式虐杀仍然不能泄愤，中国人创造到这样一个高度，就是要把他们吃掉。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用吃，来表达他的仇恨，和表达他坚定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
没有人知道整个广西自治区在1968年有多少人被杀死吃掉。当时已经被作为黑帮打倒的武宣县文化馆馆长王祖鉴，在武宣县八个公社的其中四个做了调查，纪录了有名有姓的七十八个被吃掉的人，他认为，1968年夏天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武宣县被杀死吃掉的人超过了一百人。
根据武宣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1983年的调查资料，官方正式认定的被吃掉的人总共六十四个人，其中被吃肉砍头的一人，被挖掉心肝的五十六人，被割掉生殖器的十三人，被全部吃光的十八人，被活剖生割的七人。
《红色纪念碑》一书把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第二是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第三是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
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各位听众，你刚刚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五集特别报道：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今天是第四集，下次节目请继续收听。
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五）
2014.04.18 15:17 EDT
图片：作家郑义所著《红色纪念碑》一书中记载的文革期间发生人吃人事件的广西武宣县。（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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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本台记者石山制作了与此相关的五集特别报道。今天请听第五集。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介绍了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规模杀人吃人事件。中国作家郑义在他的《红色纪念碑》一书中，把广西的吃人狂潮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的开始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高潮阶段，和完全失去了理性的疯狂阶段，最后在县政府和县革委会的食堂也开始了烹煮人肉。
1985年和1986年两次前往广西实地调查的郑义，在28年之后谈及此事仍然心有余悸。
“我印象非常强烈的是武宣中学老师和校长被吃掉了。武宣中学还不是当地的普通中学，而是地区的重点中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在学校里面批斗老师，殴打老师，然后把老师弄到河边去剖腹，还不自己动手，而是用枪逼着其他的批斗对象去做。有一个老师，被拿枪逼着去挖心肝，这个老师一拿起刀就昏了。这种超级残忍有多严重。
然后这些学生把老师的心肝用枪捅着，拿到校园里，用两块砖去烤着吃。我当年去的时候，他们还带着我去看了那些烤人肉的现场。这样使你对人类心灵中的黑暗有一个非常震惊的认识，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人类心灵中已经封存了很长时间的残忍又调动出来，要知道这些人不是土匪惯犯，而是普通的学生。”
在郑义的书中有大量对亲历吃人现场者的采访，他们对杀人吃人情况的描述具体而细腻，其血腥残忍和疯狂，甚至已经不太适合直接置入新闻报道的文字当中。
事实上，广西文革吃人之风遍及全境。广西官方的一份文件表示，官方根据“一些典型材料写到的，仅灵山县檀墟、新墟两个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场三例。”有些地区的情况，比武宣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曾经参加过中组部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的公安部官员晏乐斌的回忆文章，广西发生吃人肉，挖心肝暴行的，除了武宣县之外，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上思等县都有发生。他2012年发表在共识网的文章透露，文革期间广西究竟有多少人被杀死最终并不清楚，从20万到50万的说法都有。最后经过大幅度的缩水，官方认定的数字为十四万，包括两万人失踪。
吃人最严重的武宣县，在文革期间就曾经引起了北京的震惊。《红色纪念碑》一书介绍说，由于王祖鉴的上告信震动了北京高层，68年7月，广西军区司令欧致富带着军队前往武宣，指着武宣县革委会主任文龙俊的鼻子说，再吃一个人，我就打爆你的脑袋。而一场轰轰烈烈的吃人运动立即嘎然而止。
曾在50年代早期任中共广西来宾县委书记的王祖鉴，同样因为右倾被打成右派撤职劳改。他后来给《人民日报》寄去关于武宣县吃人运动的文章，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到省军级官员。郑义认为，武宣县之所以因吃人而出名，正是因为有人做出详细的调查。
“后来他们重新执政之后，对当时吃人的事情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所以有很详细的记录。
其他地方，也许没有这样一批人，所以武宣县发生吃人事件多，可能只是他记录得更详细而已。其他的地方，可能没有这样一批人，第一有几个核心人物，是老共产党，曾经当过权，手中有过权力，周围有一批他的干部，有人愿意帮助他们，自己心里抱有人类良知，还要很勇敢，才有这样的结果。如果这几个有一项缺失，可能就不能揭出这样的黑幕。”
事实上，广西文革期间发生的大规模吃人事件，官方后来一直回避掩盖，也并没有做出认真的全面调查，因为这是在中共执政下，由当权者刻意掀起的仇恨所造成的。郑义在《红色纪念碑》书中如此总结：这种疯狂并非由于人性所固有的某些弱点失控而致，它直接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武装，国家权力机构默许甚至直接策划的有组织的暴行。
各位听众，你刚才听到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五集特别报道，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今天是第五集，也是最后一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