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革命
1909年9月，伊犁革命党在陕甘新大寺举行集会，警察提调冯大树发表演说，“汉族官吏岑（春煊）、左（宗棠）、刘（锦棠）之辈，皆系清朝奴才，汉族之奸贼。回汉民族，向被清廷歧视，我等既具有共同命运，自应共同相辅，进行革命大业”。民国以前，回民是对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统称，冯大树所说的“回”，包括当时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
冯大树，湖北崇阳县人，1905年赴日本警察学校留学，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参加湖南萍浏醴起义，被清政府通缉，与同盟会成员冯特民结伴逃亡到伊犁，被革命党安插到刚刚组建的警察系统，任警察提调，相当于今天地区级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支队长。负责社会治安管理的警察头目在街头公开演讲，鼓动人民造反，这样的清朝，怎么能不灭亡？
冯大树在伊犁发表演说的时候，距离清王朝覆灭还有两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尚未响起，革命的浪潮已在中国的西北角汹涌澎湃。
冯大树说，“左宗棠、刘锦棠之流，以平乱之名，行镇压之实。今日之功臣，实为民族解放之桎梏”。他引用《民报》檄文，将左宗棠西征比作“殖民者的帮凶”；而刘锦棠的“飞将军”称号，则“沾满了回民鲜血”。左宗棠曾经把新疆收复之战定义为“保中国之藩篱”，冯大树在演说中反驳，“左文襄的藩篱，不过是把回民圈进更深的牢笼”。
那些被冯大树视为革命死敌的人，今天被我们奉为国家脊梁、民族英雄。
1910年，冯大树创办《伊犁白话报》，他在《回汉平等宣言》中写道，“他们用犁刀代替屠刀，却同样夺走了我们的土地”。
这才是深处的历史，有人血洒疆场，维护领土完整；有人振臂高呼，追求民族自决！每个人都相信不一样的真理，他们舍生忘死，守护自认为光荣、伟大而且无比正确的精神信仰。冬雪来临，没人知道哪片雪花落下来的声音更为清澈，那些过往的马蹄，只是踩碎了几朵泛着微红的霜花。天亮以后，金色阳光普照大地，还有谁记得昨夜里被风声吹送过来的真理？
“西北的真理之争从未结束，它只是从战场转向了教科书”。那是一本鲜血染透的教科书，经过两次改朝换代，已经散发出腐烂的气息。在各类“百科”词条中，新疆同治暴乱被描述成“新疆各族人民起义”；暴乱背景被描述成“清廷财政危机导致协饷中断，官吏与伯克阶层加重剥削而爆发”；暴乱过程被描述成“库车民众率先起义，反抗迅速扩展至天山南北，形成多民族联合斗争”。在各类IA解答中，“‘清末新疆同治暴乱’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带有明显的历史偏见和误导性。19世纪中叶新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本质上是由于当时清朝统治腐朽、民族矛盾激化以及外部势力趁机入侵而引发的动荡，所谓‘暴乱’的说法忽视了历史背景和人民意愿，是对历史的歪曲。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事实，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和错误表述”。
有人妄想着要叩响西安城的大门，有人执意把收复新疆的国家大业铭记在左宗棠一个人名下。教科书背后，国家主义立场被定义为“错误”和“歪曲”，真实历史叙述被污蔑成“虚无历史主义的错误表述”，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景廉，荣全、锡纶、金顺，色谱诗新、讷尔济、文麟、保恒，那些为新疆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先烈，他们曾经的存在已经毫无意义，除了166万平方公里的疆土，没人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
还有魏光焘、陶模、饶应褀、潘效苏、吴引荪、联魁、何彦升，袁大化，二十七年，九任巡抚，那些曾经撑起西北半壁山河的国之重臣，无一例外被泼上脏水，成为腐朽王朝的丑陋代言人。后人们只知道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英雄收复”的光辉业绩，却不知道是谁用二十七年的接力，守护筑牢疆土根基。
当群体的牺牲被简化成个体的功绩，当具体的奉献被抹去姓名，新疆历史便出现了可怕的断代：人们只记得这片疆土最后的归属，却忘了归属背后，曾有无数英魂燃尽了自己。就像那些腐烂掉的教科书，只剩下空洞的结论，再也拼凑不出完整的热血史诗。
2·新疆图志
《新疆图志》是末代新疆巡抚袁大化与末代新疆布政使王树枬共同编撰的边疆治理巨著，以方志为体，融舆图、史论、民俗于一炉，是近现代以来最为系统、完整的边疆治理百科全书，以116卷200余万字的规模，全面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29个门类，其首创的《国界志》《实业志》等体例，奠定了近现代新疆社会治理研究的文献基石，以近代视野钩沉军政沿革，为后世留存了晚清新疆社会面貌的立体影像。
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人苦苦破解的治疆难题，在《新疆图志》序言中早有答案。《新疆图志》强调“尊崇大一统”理念，主张将新疆治理纳入国家全局高度，统筹规划，这一思想与新时代治疆方略一脉相承。袁大化在序言中指出，“新疆为西北屏藩，关系国家安危”，主张通过完善行政建置、加强边疆防御来捍卫领土主权，“设官分职，以固疆圉；练兵实边，以慑外侮”。袁大化提出“治疆首在安民，安民必先富民”的治理逻辑，制订“铁路之兴，所以通商惠工；水利之修，所以垦荒裕民”的发展方略。王树枬在分志序中进一步阐释，“兴实业以培元气”，主张通过经济开发实现边疆长治久安。
《新疆图志》序文中特别强调“化民成俗，教化为先”，主张“尊孔孟以正人心，设学堂以开民智”。这种文化治理观念，既延续了“以夏变夷”的边疆教化思想，又融入了近代教育理念，形成独特的边疆治理文化路径。用今天的政治话语解读，早在百年以前，我们的先辈已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历史的光束聚焦在左宗棠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些被黄沙掩埋的治疆群像，正从时光裂隙中渐行渐远。我们年复一年，在疼痛和教训中摸索经验，有谁知道，祖先们早在百年以前，已经留下了一部振聋发聩的治疆方略！
新疆辛亥革命爆发后，巡抚袁大化和布政使王树枬双双辞官。他们留在新疆，用九个多月时间，夜以继日，编撰完成《新疆图志》。他们把血写的教训凝结成宝贵经验，交付给改朝换代以后的中华民国，然后拂袖而去，从容离疆。这样的政治道德和精神品格，早已超越了一官一职的荣辱羁绊。他们弃权位而守初心，以笔墨为舟楫，在王朝更迭的风浪里，为新疆留下了存续发展的治理图景。他们不恋栈、不私藏，心系疆土，公而忘私，这份超越政见、坚守使命的担当，是乱世中最动人的风骨，是后世从政者遥不可及的精神标杆。
这样的一个袁大化，在新疆近代文史上被描写得极度腐朽，昏聩不堪。多数文史描写袁大化离开新疆的时候，说乌鲁木齐爆发革命，袁大化连夜出逃，仓皇出逃。更有甚者，说袁大化“翻墙而逃”。
当代知识分子习惯于用研究敦煌学的滤镜，观察新疆。他们把自己根本就看不懂的文化，赋予一种假惺惺的关怀和赞美。在一些作家的描写中，塔楼上的晨光，清真寺的钟声，经常把他们感动得泪流满面。这种毫无节操的文化矫情，污染了一群人，也误导了几代人。知识分子们用浪漫的想象填补认知空白，实质上是在传播一个虚构的新疆。他们不知道，他们津津乐道的《突厥语大词典》，核心内容在宣扬极端宗教和暴力血腥；他们大声赞美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原始语意是“征服者”和“主宰者”。他们假装沉醉在一些歌声中的时候，弹着冬不拉的老汉笑嘻嘻地歌唱，像牲口那样征服他们！
《江格尔》和《玛纳斯》在灯红酒绿的照耀下披上文化外衣，而那些把万里山河刻进纸页的《新疆图志》，却躺在历史的角落里没人知道。从晚清到民国，一百年新疆被简化成三个人物，他们是，伟大的左宗棠，智慧的杨增新，万恶的盛世才。
很多人对新疆的热爱，是过路人对风景的热爱，他们从来没有在新疆生出根来。他们对新疆历史的兴趣，就像看一场戏，没有生根发芽的疼痛感，他们和戏台上穿梭而过的人没有血缘关系，生是别人的生，死也是别人的死。在无根的生长中，人人长成了一副骄傲的面孔，越看自己越像一朵纯洁的白莲花，无辜而且娇美，饱受风雨摧残，逆风生长。在他们眼里，主体民族是新疆永恒不变的拯救者，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完美，伟大，理所当然应该获得不朽。他们不知道自己曾经犯过的错，错误的是满清，以及满清以后各种各样的反动派。他们不知道自己曾经在历史上扮演过什么角色！
3·高利贷
1845年5月，林则徐从英吉沙出发，前往喀什，在一个叫葫芦克的地方，记录下这里发生的一起命案。“此庄回户百余家，汉民在此开铺面者约二十余家，皆放债与回子，其息甚重，每七日八栅（巴扎）一次，不还本钱则加其息。此次回子滋事，杀死汉民十九人，即因重利盘剥，致被仇害。今此处业已平静，而被杀者仅剩空屋矣。沿途枭示贼回首级，累累在望”。
这个地方在今天的疏勒县艾尔木东乡索克鲁克村，距离喀什城区五六十公里。汉族商人在这里给维吾尔人放高利贷，维吾尔人不堪忍受压榨盘剥，杀害了19个汉民。杀人者被官府捉拿处死，二十多颗人头挂在路边示众，林则徐路过，看见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
一个“百余户”人口的维吾尔村庄，汉族商铺开到“二十余家”，可见当时的汉民比例在南疆已经不低。
清末汉民对南疆维吾尔人进行高利贷盘剥，是新疆民族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借贷利息按七天一个巴扎日计算，本金一两白银，月息二钱以上，每个巴扎日涨息五到六分。维吾尔人会算术的本来就不多，时间越长，越算不清楚，放债人任意盘剥，许多维吾尔人因为还不起债务，卖妻卖女。
1891年1月，吐鲁番维吾尔人阿不都热依木被债务逼迫，伙同他人仇杀36个汉民。新疆巡抚陶模下令，严厉整治汉族恶霸，禁止汉民向维吾尔人放债，对已经形成的债务进行清查，官府按照每月三分息给予清偿。商人作恶，最终由国家买单。
清朝收复新疆初期，禁止满汉商民与维吾尔人往来，禁止内地商民进入南疆；未经政府审批，擅自进入南疆地区的内地商民，一经抓获，严厉治罪。这项持续了七十多年的民族隔离政策，饱受近代知识分子诟病，被歪曲成防止汉人和维吾尔人联合对抗政府的一种手段。
清朝在南疆推行的民族隔离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初衷在于规避因宗教文化差异可能引发的族群冲突，同时防止汉族人口侵占维吾尔民众的生存资源。嘉庆年间，南疆民族隔离政策开始松动，但内地商民只能单身进入南疆，不得携带家眷，防止汉民在南疆购置田产，侵占维吾尔人土地，于是出现大批高利贷贩子涌入南疆。道光初期，南疆民族隔离政策被取消，仍然不允许汉族商民购买或租赁维吾尔人土地。
林则徐赴南疆考察以后，农业屯垦在南疆推广，土地口子终于打开，不再禁止内地汉人租赁耕种维吾尔人土地。政策一松绑，绿头苍蝇闻风而来，和今天的社会情景完全一样，内地活不下去的商贩们到新疆寻找机会，在哈密和吐鲁番，大量维吾尔人田产被内地商民低价购买。民族惰性是一些人千年不变的陋习，他们挥霍完卖地所得后，陷入极度贫困，于是出现同治暴乱这样的社会浩劫。十四年动荡和分裂，最终仍然由国家买单。
今天，在新疆偏远牧区，仍然有一只羊换两瓶酒、一只羊换两包盐的情况，那些没有读书识字的人，对钱和数字天然不敏感，一辈接着一辈被人蒙骗。
4·官和民
内地流民涌入新疆，依附于基层政权寻求寄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毒化过程。新疆的流民群体，不包括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
清朝的新疆官员，南北疆办事大臣由中央副部级以上官员轮换，行政衙门官员从甘肃抽调。新科进士和入仕举人一般都不会分配到新疆，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考取功名，谁愿意拎着脑袋到新疆来冒险？如果来，也要在甘肃打磨一段时间，先吃上十年八年的沙子，习惯了西北风土，才会到新疆任职。王树枬和杨增新走的都是这样的升官路径。
北疆郡县设立初期，县府衙门官员全部从甘肃平移。官升一级，县丞升知县，主簿升县丞，巡检升典吏，从表现好的差役中选拔巡检，迅速形成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熟门熟路，没有磨合期，来了就能上手工作。官和吏的问题解决了，衙门里大量的办事差役从哪里来？
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被纳入严密的军府制与屯垦体系之中，以家庭为单位，编入“屯堡”“营田”或“民屯”等基层组织，每户按丁口数目授给耕地、籽种及农具，划定渠系，分配水源。他们在官府的组织下，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筑路建仓，守望相助，迅速形成自给自足的农耕社区，展现出强大的生产自养能力与社会适应性，是清朝稳固西北边疆的重要基石。
那些自发进入新疆的汉族流民，则成为侵蚀社会秩序、加剧民族隔阂的动荡因素。他们要么在老家穷的活不下去，要么在老家坏的混不下去，要么就是犯下官司的逃犯。他们脱离新疆官府编户，或隐匿于城乡边缘，或聚居于旷野山林，私垦土地，滥采矿产，不受屯垦制度约束，也不承担赋役义务。他们在新疆放贷盘剥，结伙为匪，劫掠商旅，严重扰乱地方治安。他们通过高利贷、赌博等多种手段，强占维吾尔人、蒙古人的牧场田产，成为清朝晚期新疆社会治理的巨大毒瘤。
新疆建省后，官、吏两级框架初步搭建，衙门中承担具体事务的差役却严重空缺。这一基层权力的真空，为自发流入新疆的内地流民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文教不兴、识字率极低的边疆地区，能“读写文书、登记账册、传达政令”已经是难得的人才，只要略通文墨，流民很容易在官府中谋得差役职位。“识得几个字”，是中国人普遍的人生技能，在新疆却成了踏入权力系统的敲门砖。
流民一旦跻身公门，便将职权视为私产，以谋利为首要目的。他们利用征粮、司法、户籍管理等职权，肆意盘剥百姓，或虚增赋税，或篡改田契，甚至与地方豪强勾结，把持基层事务。更严重的是，他们逐渐形成地方性的胥吏网络，架空流动官员，使政令难以贯彻。官员任期短暂、不谙实情，只能依赖这些“地头蛇”处理公务，社会治理效能日益空洞化。
汉人流民蜕变为吞噬公信力的寄生群体，“当差谋职”成为汉人在新疆的“最大生意”，行政权力沦为生存资源的兑换工具。这种风气扩散并且固化以后，成为新疆独特的地缘文化，义务观念极其薄弱，权利观念却极其深厚，新疆吏治逐渐走上了一条“流民黑化”之路。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现在。今天的公务人员，升官发财在新疆，离退休以后马上到内地落户定居，新疆是他们的利益猎场，而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这种“流民吏治”现象，不仅加深了官民对立，更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汉族人在新疆的社会形象，遗毒之深，至今犹存！
杨增新曾经摇头感叹，“新疆仕途庞杂，清朝时期，边防案每几年举行一次，凡是出关入幕的人员，一旦遇到机会就会被保举赏赐官职。加上陕西、山西、顺直等地都可以报捐官职，报捐一个知县不过千百两银子，报捐一个杂佐不过二三百两银子。新疆实行双遥章程，正班官员不需要引见，佐班官员不需要验看，就可以成为候补官员。得官太容易，这就是吏治败坏的根源。如果得到一个好的职位，官员无不满载而归。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新疆富足，其实百姓的贫穷在各省中位居第一，只不过是让两三个贪婪恶劣的官吏赚得盆满钵满罢了”。
官员以过客心态消费权力，流民以边缘身份掠夺资源，包括汉族移民在内的普通民众成为利益闭环的最终受害者。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场，这种文化生态被建构为整个汉人群体的民族特征，为新疆刻下一道深不见底的信任裂痕。
5·哥老会
从曾国藩开始，湘军实行募兵制，多数兵员依靠乡亲关系招募而来，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多靠感情维系，湘川兵勇与哥老会相互勾连，已成一体。
湘军在陕甘征战期间，随军进入西北的哥老会总堂主（山主）叫易孔昭，湘军各营抵达陕甘，军内哥老会成员先要到易孔昭面前拜山，比左宗棠的声势还大。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易孔昭开山设香，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号召哥老会成员劫营造反，试图取得乌鲁木齐的控制权，被刘锦棠抓捕正法。
哥老会被称为“袍哥”，是晚清时期在四川和两湖地区兴起的民间帮会，主要活跃在长江流域。新疆和内陆沿海远隔千山万水，偏远落后，多民族聚居。正常情况下，像哥老会、同盟会这样的社团组织不太容易从新疆出现，并且形成巨大势力。新疆的偏远和落后，恰恰又是某些人眼中的肥肉，哥老会要在这里立足，孙中山想在这里建国。
清朝收复新疆后，西征军主力部队“老湘营”被陆续裁撤，大部分退役湘军留在新疆，兵勇流落于民间，“加入哥老会以求衣食之周”，完成了哥老会从军队向民间的转移扩散。“以伊犁、塔城、喀什、绥来等处之汉人为最多，如瘟症流行，传染殆遍”，“哥老会之势力乃日盛一日而不可遏”。
哥老会势力最猖獗的时候，堂口遍布天山南北，最南到且末、若羌，最北到阿勒泰、塔城，山头林立，结党营私，互通声气，劫掠行商，勒索保护。官府多次出兵剿捕，但帮会成员多数是湘军旧部，“阵战娴熟，剿而复炽”。清朝末年的新疆社会动荡，多数与哥老会有关。
如汉族居民较多的绥来（玛纳斯）县，迪龙山山主刘瑞亭广放票布，招人入会，“人人皆以为入哥老会为光荣，且以为不入会则不足以保身家”，绥来县人民“入会者十居五六”。为求得安稳，部分满、回、维、哈、蒙等少数民族群众也加入哥老会，“外国回缠亦有入会者”。哥老会在新疆全盛时期，连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也要投靠加入，寻求保护。
哥老会在民间放票取钱，设立“码头”，从事各种不法经营，对新疆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杀人放火，视为故常”。很多心存异志的军政要员，暗中和哥老会勾连，阿克苏总兵查春华，伊犁混成协步标标统杨缵绪，都和哥老会有密切联系。杨缵绪到伊犁后，暗中支持哥老会在军内发展成员，通过哥老会培植自己在军中的势力。查春华则直接加入哥老会，成为哥老会在阿克苏的堂口老大。
新疆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南疆地区发生轰轰烈烈的“戕官运动”，焉耆、若羌、轮台、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被哥老会戕杀的政府官员多达两百余人，新疆官员人人自危，纷纷弃官逃亡。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暗杀事件，在中国辛亥革命史上只此一例。
袁大化不肯接受民国新政府任命，推举袁鸿祐出任“新疆都督”。袁鸿祐离开喀什前夜，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率众杀进道台衙门驻地疏附城，杀死袁鸿祐夫妇。同时遇害的还有参将汤殿恒和疏附县知事张秉铎等二十余人。哥老会声称杀死袁鸿祐的理由，是因为他“拥护共和，强令官民剪发易服”。
6·新军
清朝皇权的少数民族身份，是王朝覆灭的真正宿命，革命只是借口和名义。这是一盘死棋，不改革，亡于外患；改革，则亡于内乱。
从太平天国开始，清朝推出“厘金制”，中央财政弱化，地方财政实现自主。随着湘军、淮军势力的形成，督抚权力崛起，八旗军监国的军府制度彻底崩溃。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中央权威破产。清末在全国编练新军，革命党渗透到军队内部，炸药包已经埋到深处，清王朝无可救药地进入倒计时。
1901年，清政府要求新疆编练一镇新军，14000人，番号第十八镇。到1905年，经过潘效苏、吴引荪两任巡抚的努力，新疆拼凑出一支2200人的新军队伍，号称6000人，整编为陆军第35协，驻军迪化（乌鲁木齐）。
1905年，长庚出任伊犁将军，他认为沙俄对伊犁的边境压力将长期存在，编练新兵是伊犁新政的当务之急。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给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分别发去电报，请求对伊犁新军编练给予帮助。袁世凯从北洋六镇挑选官兵238名，张之洞从湖北陆军第八镇挑选官兵643名，派赴伊犁。
湖北新军骨干多数来自武备学堂。黄兴和宋教仁都是张之洞送到日本留学的进步青年，他们在日本接受革命思想熏陶后，通过“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渗透到新军队伍，使湖北新军成为革命党培育成长的温床。
1908年，长庚奏请朝廷，从内地新军中抽调受过系统训练的职业军官，加强伊犁混成协的作战指挥能力。历史拐点往往暗藏着王朝覆灭的最后密码，军机处竟然把这个任务鬼使神差交给湖北，驻扎在武汉的四十二标标统杨缵绪，率领60名军官队伍，开赴伊犁。
杨缵绪早年赴日本户山陆军大学留学，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跟随他一起进入新疆的，还有革命党人郝可权、李辅黄等人。
7·大火
清朝收复新疆时期，招募商贩随军销售生活用品，俗称“赶大营”。天津是当时的北方大港口，是海货和日用生活品的主要集散地。津帮商人通过军费捐助，获得军需物资配送供应的优先权，商贩可免费搭乘军车、入住驿站，成为新疆八大商帮中的特权群体。
津帮商人既是新疆近代化的推动者，也是新疆商业垄断的争议者。新疆津帮中实力最大的永裕德、同盛和，甚至承揽了各省调拨给新疆的“协饷”代办业务，他们代理了新疆从内地各省领取协饷的业务，购买成货物，到新疆把货物倒卖出去，再把银子交还给政府。在军队和政府的庇护下，津帮商人骄逸拔横，几乎垄断了迪化、伊犁、奇台等商贸中心地区的百货业和针织品经营。
民清以前，进入新疆的交通路线是巴里坤、木垒、奇台北线，进疆物资在奇台集散分流，税务征稽工作也在奇台完成。税务征稽人员大多是津帮安插到政府的公务人员，津帮办税要比其他地方的商人快。从奇台到迪化的物资运输主要靠骆驼，资源有限，其它地方的商人办完税以后，骆驼已经被天津商人挤占。久而久之，各地商人对津帮产生不满，晋商出资，找哥老会势力强大的陕甘帮挑头闹事，双方在迪化城外的红山脚下发生械斗。
巡抚衙门派绿营军管带田熙年前去处理，田熙年是河北人，偏袒津帮，命令军兵向陕甘帮开枪，当场枪杀四人。绿营军护兵蒋兴奎是陕甘哥老会成员，上门找田熙年讨要说法，又被田熙年枪杀。省府要员与津帮商人沆瀣一气，对田熙年开枪杀人事件迟迟不做处理，激起民愤！
1910年8月10日，陕甘哥老会聚众暴动，王高升率众围攻津帮商号，纵火焚烧乌鲁木齐大什字的八家津帮商号。大火发生后，乌鲁木齐大部分商号关门歇业，民众担心津帮跑路，纷纷抢兑银票、当票，发生挤兑风潮。兑银无果的市民往巡抚衙门聚集，向政府讨要说法。
“火烧八大楼”事件发生后，巡抚联魁把责任推卸给布政使王树枬，指责王树枬处理不力，上奏弹劾。清政府的处置却出人意料，一声令下，将联魁和王树枬双双革职。迪化城一把大火，烧掉津帮在新疆的好日子，也烧掉了书记和省长两位大员的官帽子。
何彦升，江苏江阴人，世家出身，能熟练使用英、法、俄多国语言，曾出任驻俄参赞。“火烧八大楼”后，清政府任命甘肃布政使何彦升接任甘肃新疆巡抚。
何彦升在甘肃任职期间，负责将敦煌经卷押运北京，进京后直接运入自家私宅，指示儿子何震彝、亲家李盛铎等人连夜挑选，盗取珍贵文物2000余件。日伪时期，何震彝将敦煌经卷400余件卖给日本人。何彦升没有活着离开甘肃，在新疆赴任路上，病死于甘肃古浪县黑松驿。
8·袁大化
根据一位新疆学者的描述，袁大化在老家安徽涡阳的土炕上吸食鸦片，接到了朝廷任命他到新疆上任的谕旨。这种绘声绘色的描写极具情景感，立刻定性了袁大化的历史坏人身份。这时候的中国，电报通达已经二十多年，官员任命不会再派太监上门宣旨。
袁大化，安徽涡阳人，秀才出身。乡试屡屡不第，三十岁那年投笔从戎，分配到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营中，参与边界勘测工作。袁大化带队潜入被沙俄占领的伯力、海参崴、双城子等地区，实地观察俄国驻军情况，绘制地图精细准确，引起吉林巡抚吴大澂注意，被抽调到漠河，负责金矿勘测事务。袁大化向吴大澂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漠河金矿开采方案，吴大澂将方案上报到北京内阁衙门。为说服朝廷开发漠河金矿，吴大澂派袁大化前往北京汇报、活动，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派官员到国家发改委争取项目。
漠河金矿开发方案引起李鸿章注意，李鸿章召见袁大化，了解东北地区矿产资源分布情况。袁大化的汇报，资料充分，条理清晰，李鸿章对这位安徽老乡格外赏识，自己掏钱给袁大化捐了一个七品“同知”衔，为袁大化进入仕途铺平道路。
从此以后，李鸿章和袁大化结下师生之谊，袁大化自认是李鸿章门生。经李鸿章推举，袁大化被任命六品漠河总办，负责金矿开采事务。
清末新疆九任巡抚，刘锦棠、魏光焘、陶模、饶应褀、潘效苏全部来自湘军或湘军利益集团，联魁、何彦升从甘肃调任，这七位都有甘肃任职经历，履历和轨迹相对清晰。只有吴引荪和袁大化是内陆省份外调官员，没有从军打战的经历，政治地位也不高，他们的任职轨迹相对模糊，为历史书写留下虚构空间。
袁大化研究资料极其有限，少数介绍袁大化的文章又把他的职务编年书写错乱，从徐州到清河道、东边道、山东、河南，这一路的任职顺序前后颠倒，于是出现从袁大化东北到新疆长达八年的任职空窗，这才有了“躺在老家土炕上吸食鸦片，接到朝廷任命”这样的情景想象。更有甚者，部分文史将直隶府清河道移置到广东，称“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期间，调山东巡抚袁大化随行，出任清河道员”。山东巡抚是二品地方大员，李鸿章怎么可能随意抽调一位省级行政主官，到广东担任一个地区级四品道员？
袁大化在漠河金矿任职期间，每年向朝廷上缴黄金万两以上，这笔巨款对债务缠身的晚清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光绪皇帝召见嘉奖，赐袁大化双眼花翎。1896年，袁大化胞弟袁大杰解押黄金往北京交付，路上大雪封山，耽误了行程。有人举报袁大杰携金逃亡，袁大化被革职查办。不久后水落石出，袁大化官复原职。这段历史，又被描述成李鸿章解职后，袁大化遭受翁同龢的嫉恨和迫害。
1898年11月，袁大化回涡阳省亲，涡阳乡民刘朝栋聚众暴动，攻占徐州周边七十多个乡镇，袁大化组织乡勇支援徐州总兵刘青熙，参与镇压农民起义。1900年，袁大化调往直隶保定府，任清河道道员，参与抵抗八国联军入侵。1902年，俄国频繁骚扰我国东北地区，袁大化长期在东北任职，有丰富的对俄斗争经验，袁大化调往辽宁丹东，任东边道道员，在职期间，剿灭长期活跃在中俄边境的东北马匪。当年11月，朝鲜边民哄抢鸭绿江上中国人砍伐的木排，双方发生冲突。在日本的怂恿下，朝鲜军队入侵东北，在中国境内烧杀劫掠。袁大化处置不力，被二次调离东北，出任徐州道台。
1906年，袁大化升任山东按察使，后调任河南布政使，正式跃升省部级行政主官。1908年，山东巡抚吴廷斌病退，清廷命令袁大化署理山东巡抚，不知道什么原因，袁大化没有到任，袁树勋接任山东巡抚。1910年10月，袁大化赴任江西巡抚，半路上接到清政府电报，命令他“署理甘肃新疆巡抚，即刻赴任”。
1911年4月，袁大化抵达新疆履任，中国辛亥革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袁大化严密防范革命党渗透到新军队伍，对驻扎在乌鲁木齐的新疆暂编陆军第35协展开整顿，“自协统队官排长之类，皆用其由关内带来亲信之人，到任两三日，即将陆军军官长更换殆尽”。
9·起义
1911年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在乌鲁木齐组织哥老会成员武装起义，史称“迪化辛亥革命”或“新疆辛亥革命”。
刘先俊，湖南省宁乡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刘先俊的舅舅陶森甲，曾经在刘锦棠军中办理营务，跟随刘锦棠进疆，官当得不大，在江苏候补道员任上退休回乡，应该和袁大化有过交集，写信推荐外甥刘先俊到新疆谋求军职。1911年10月22日，刘先俊与堂兄刘先造、刘先任等人到乌鲁木齐，拜见袁大化。袁大化对刘先俊的留日身份很敏感，给了他一个督练处教练官的职务，没有授予带兵实权。
乌鲁木齐辛亥革命更像一场闹剧，革命党在街头巷尾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满世界传播革命宣言，号召“各界同志倡举义旗，推翻袁抚，更立新督”。刘先俊毫不掩饰自己的革命党身份，公开活动，与革命党人彭翼仲、富尔素、景道洪、郭鹏、黄秋谷取得联系，串联哥老会头目黄大发、马万荣、陈光模、唐晓云、喻少良、刘福田等人，组成起义指挥机构，下设攻击部、防卫部和机要部，号称“民军”，刘先俊自称“元帅”。
受武昌起义影响，新疆革命党情绪高昂，胆大妄为，以为他们振臂一呼，就能推倒新疆这间破败的茅草屋。革命党直接把手伸向巡抚衙门和新军营，策反谘议局议员黄国柱、候补知府郭鹏、迪化商会秘书彭诏孙，收买袁大化卫队营官王家彦、炮营督队官邓玉山。驻扎在乌鲁木齐的陆军35协，到处都有革命党收买军官的影子。
袁大化派人传唤刘先俊，当面对话。大意是说，哪有你们这样吵吵嚷嚷闹革命的？我不抓你，给你们路费，带你的人回家。刘先俊反而鼓动袁大化与清朝决裂，参与革命。两人话不投机，袁大化冷冰冰扔给刘先俊一句话，“生死有命，好自为之”！命令军兵将刘先俊押送出巡抚衙门。
革命党最早确定的起义日期是辛亥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10月20日），袁大化派人通知革命党，“尔若敢在迪化城滋事，本抚必调集重兵围剿之”。革命党首领闻讯出逃，刘先俊逃往奇台，时勤敬、张国臣等人逃往吐鲁番。风声过后，刘先俊潜回乌鲁木齐，通知革命党和哥老会成员，于农历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发动起义。
迪化知县张华龄对袁大化的温和态度极其不满，下令抓捕哥老会成员萧炳南、熊鹤年、胡桂三、张砚溪、雷煦、黄大发等人，命令他们将供词写成血书，呈送到袁大化面前。袁大化终于震怒，乌鲁木齐全城戒严，搜捕刘先俊。哥老会头目纷纷自首，革命党成员陈守堂、唐晓云、李寿楠等人被捕处死，刘先俊躲入迪化城观音阁。
辛亥年（1911年）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革命党人唐小云、帮会首领陈光模等人被捕杀。刘先俊知道形势危急，于当晚九时发动起义，率领100多名哥老会成员，伪装成巡夜兵丁，试图进入城内巡防营，这里是袁大化的警卫部队。没想到，革命党以为买通的卫队营官王家彦率部冲杀出来，起义民军瞬间被打懵。
革命党针对袁大化驻地发起的斩首行动迅速失败，掉头冲向陆军炮营。根据革命党事先计划，炮营督队官邓玉山已经被策反，如果炮营加入起义队伍，对城内巡防营和督练公所发起炮击，袁大化仍然有被斩首的可能。不料邓玉山又率领炮营官兵冲杀出来，在营区外布设防线，持枪阻击，革命党的期望再次落空。起义军失去进攻目标，撤退经过营务第一区，营官桂瑞麟率部截杀。
起义军四处碰壁，折腾大半个晚上，闹剧收场！失败当晚，刘先俊更换衣服出逃，躲藏在刘猛将军庙（东外环东风路引桥位置）后面的猪棚里，被新军步队一标韩起凤所部搜获。
刘先俊的审讯供词有很多版本，其中最为荒唐的是袁大化亲自提审刘先俊版本。刘先俊怒骂袁大化，“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跪尔汉族贼子、虏廷走狗？事成则我杀尔，事不成则尔杀我，何以屑言碎语以厌人听闻”！袁大化恼羞成怒，“令速杀之”。
堂堂一省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亲自审问一个即将赴死的囚犯，这种历史，居然白纸黑字写入《乌鲁木齐市志》。但这段记录却有实实在在的出处，袁大化提审刘先俊的原文，出现在清朝末年上海创办的《民立报》上，1941年被刘先俊家乡出版的《宁乡县志》转录，成为正史。一张上海报纸，怎么知道袁大化和刘先俊的完整对话？
钟广生是袁大化在新疆的随行幕僚，根据钟广生著写的《辛亥新疆定变纪略》，标统曹用愚曾经请示袁大化，要不要见刘先俊一面？袁大化只回答了两个字：“立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