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转自历史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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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匪问题是红军和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的重大问题。
国共分裂后共产党遭到血腥镇压,残存的力量撤退到偏远山区坚持武装斗争,这些蛮荒地区通常有众多的土匪武装。
当时中共军队很弱小,收编土匪武装可以迅速壮大革命军队,土匪成分在早期红军中占不小的比重。
但收编的土匪武装必须经过艰难的信仰和组织改造,才能成为真正的红军,而不能充分改造的部分则不得不通过严厉清洗解决。
通过收编、改造、清洗三个步骤解决土匪问题的过程,显示出共产党依靠信仰和组织的力量,能够把动荡农村中复杂、落后的庞大人力组织起来,创建具有坚定信仰和严格纪律的新型军队。
依靠这样一支军队,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一种崭新的政治秩序,并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主宰了中国的命运。
关键词：土匪; 红军; 中央苏区; 共产党; 信仰; 组织;
关于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土匪问题,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蔡少卿讨论了中共革命中的土匪问题,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观点。①邵雍讨论了中共各时期、各根据地改造绿林武装的问题,涉及范围相当全面。②不过在探讨政策得失的时候,对于红军整肃土匪成分的积极意义认识不够充分,与本文的观点有较大差别。谢庐明、陈东专门探讨了苏区时期共产党对土匪既争取又斗争的策略③,但是篇幅较小,不够深入。
杨会清探讨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从江西到陕北对土匪政策的变化。④美国学者裴宜理的研究也涉及淮北共产党与具有土匪性质的光蛋会的关系⑤,虽然与本文研究范围不同,但是其思路颇具启发性。
法国学者毕仰高对农民自发反抗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对共产党动员农民的研究也很深入⑥,但是他相对忽视了革命军队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革命者不仅发动了农民,而且把众多农民组织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本文主要把土匪问题当作创建红军过程中的内部问题,通过以小见大的方法,从红军和中央苏区创建时期的土匪问题入手,力图揭示共产党如何在动荡不安的农村吸收和改造具有明显落后性的成分,创建具有坚定信仰和严密组织的新型军队。
虽然土匪问题主要存在于井冈山根据地初期和地方红军之中,在后来发展壮大的主力红军中影响有限,但土匪武装是红军吸收的最落后、最野蛮的成分,通过研究土匪问题的解决过程,能够比较充分地表现革命军队“大熔炉”的威力,进而深刻揭示红军明显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崭新品质。
中央苏区的创建始于井冈山,后来由于红四军的转战,核心区域逐渐转移到从赣南到闽西的二十几县,这是本文涉及的主要地理范围,时间范围则主要从1927年到1931年。一、收编土匪武装是红军建军初期迅速壮大的重要手段
清朝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多猛增到4亿。
到清末,人多地少的矛盾极为尖锐,大多数农民生活困苦。辛亥革命后形势更加恶化,民初十几年军阀混战不休,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也完全丧失,大量破产的农民和散兵游勇沦为土匪,土匪暴力活动成为农村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充斥着有关盗匪在乡村制造骚乱和伤人的报道”①。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大批信仰不坚定者离开了共产党,留下来继续战斗的革命者也被迫撤离城市,他们与南方各省农村中遭地主武装追杀的众多农运骨干结合在一起,依靠极其有限的力量,勇敢地发起武装暴动,创建红军和苏区。
在1927年中共开始武装暴动时,由于军力薄弱,收编土匪成为迅速壮大革命武装的重要手段。当时中共中央很重视在暴动中吸收土匪武装,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和改造,这个策略最初发挥的作用有限。
暴动失败后,小股红军和游击队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偏远山区寻求生存机会,这些地区常常有大量土匪武装盘踞。
而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之下,这些土匪也往往倾向红军,很多土匪武装被收编充实到红军中,迅速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创建初期的红军中,土匪武装占有不小的比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红军游击战术的某些重要成分也直接来源于土匪武装多年积累的生存经验。
(一)从国共分裂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
1927年7月国共分裂以后,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党正式决定了转入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而在当时的暴动计划里,联络人数众多的土匪武装占有重要地位。
在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里,对武装斗争最为坚决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认为通过土地革命一定能赢得土匪武装的支持,进而批评有些同志像孙中山那样只想利用土匪,并提出对土匪武装应以诚相待,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兄弟”。②
在会上居主导地位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不但不利用,并且还应确定其经济地位”③。
所谓确定经济地位,就是在阶级划分中把土匪定为“破产的农民”,既然是农民,当然是阶级兄弟。
八七会议在中共中央的层面上明确了联络、领导土匪武装的政策。
其实早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湖南中共党组织在危急形势下已产生了“当大王”的想法。
省委派郭静笳到浏阳组织第一路指挥部,后郭见平江、浏阳兵力薄弱,即主张“退到浏阳及江西边界去当大王”。①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刚刚分共的时候,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已经提出上山学习土匪是军事上长期斗争的方法。②
在湖南省委给毛泽东并转中央的信中提到:“中央最近所示的军事三步办法,即:(一)设法改编挨户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图自保;(二)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三)上二者都办不到则埋枪。”
湖南省委比较认同“上山学匪”的办法,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这一方法,“潭部已收集了一百二十四支枪上了山,兵极可靠,负责同志郭咏泉来省请示,即坚嘱其负险固守,正式作匪”。
湖南省委的总体结论是:“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支枪尚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③
当然这里只是提出学习土匪的生存策略,保存现有的力量,还不是通过收编土匪壮大力量。
在震动全国的“八一”南昌起义中,收编土匪武装成为军事工作的重要方面,起义领导机关曾经大规模改编土匪武装,但是实际效果有限。
当时深入土匪的工作人员在报告中谈到:“叶贺军队南昌举义之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我即于此时受前敌军委命令赴抚州接洽土匪工作”;“抚州六县原属平原之地,无高山险阻,大股土匪不能容身,只有小股土匪,每股为数十人不等”。
工作人员“遍访他们的首领”,提出收编条件为:遵从命令和政策,保护贫农利益,掩护第十一、第四、第二十军后方安全。
土匪首领要求供给枪支弹药,革命委员会慷慨同意提供枪2000多支、子弹50万发。
土匪300多人到抚州搬运枪支,虽然搬运未完即被国民党军队击败,只运出1200支枪、10多万发子弹,但招集了2000多人的队伍开赴江西、福建山区,然而后来这支队伍遭到失败,在埋枪700余支后分散,60名土匪首领在抚州被斩首示众。④
南昌起义中虽然拨出大批武器弹药改编土匪武装,但来不及对其进行深入的改造和训练,战斗力薄弱,所以很快溃败。
八七会议以后,秋收暴动成为南方四省武装反抗的中心工作,由于军事力量严重不足,联络土匪武装的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在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中,联络会匪的工作形成了比较系统清晰的思路。
省委首先承认会匪是农民的一部分,“是失业农民另一种的生活形式,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所以“我们进行暴动工作,须与当地会匪联络,派人到他们中去工作,向他们说明土地革命的意义是劫富济贫更彻底的办法,并指示他们只有参加暴动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方能得到土地”。
而且联络会匪还要抱有诚意,“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同时要注意“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⑤
中共与江西土匪在“八一”起义时期已经建立了初步联络,其后不少中共党员和骨干因遭到搜捕不得不隐藏在土匪中,到秋收暴动时期正好担任收编土匪的工作。
江西省委报告中提到:“在`八·一'后赣东各县的同志大都被政府通缉跑到土匪里面去了。迄听到各处暴动,也回来接头而大干特干了。”⑥
江西宁冈县党组织的龙超清等人与井冈山袁文才、王佐土匪武装的联络,后来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南秋收暴动是各省暴动中影响最大的,一方面北伐时期湖南形成的革命势力较大,同时暴动中还有正规军队的参加,但收编土匪武装同样受到重视。
1927年9月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到“由此间加派人前往湘南加紧土匪运动及暴动”①。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又明确提出土匪是暴动中的重要力量,“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的时候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②。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局工作计划》中甚至提出在土匪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土匪红会等必须在事实上理论上去批评其错误,改造其组织,使之加入农民协会,与农民一致,其中有阶级觉悟的急进分子,不妨吸收入党。”③
但是湖南秋收暴动中对土匪的收编却并不成功,甚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暴动前军事领导人余洒度收编了平江土匪邱国轩部,在一、二、三团之后编为第四团,但当时来不及进行整编和改造,结果起义过程中邱部临敌叛变,与敌夹击起义军最精锐的主力第一团,造成起义军惨重损失,被迫放弃进攻平江的计划。(4)邱部的叛变是秋收起义很快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收编井冈山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却给困境中的红军很大帮助,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秋收起义失败后,剩下的不足千人的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向井冈山撤退,在古城文昌宫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对待井冈山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的问题。
当时不少人主张武力消灭,但毛泽东认为这种意见“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是消灭不完的,“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应当“教育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与国民党斗争。
会后毛泽东亲自和袁文才交朋友,送给袁部100支枪。⑤
袁文才深受感动,也送给红军七八百元钱,并帮助筹集粮食、安置伤病员,进而同意率部参加红军。当时红军正处于失败后的困境中,军心涣散,“逃跑的很多”,“甚为危险”⑥,袁部的参加使红军得到了休息和整顿,壮大了革命武装,并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红军编为第一师,共两团:一团是秋收起义余部,1000余人;二团即为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编成,600余人。1928年4月朱德带约1万人上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第四军,初期编为六个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其中三十二团即是由袁、王部编成的。
但是4月到8月间,由湘南起义农民编成的二十九、三十、三十三团先后返乡溃散,红四军只剩下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三个团4000余人,而袁、王部三十二团在历次战斗特别是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⑦
在红军探索游击战术的过程中,也从土匪的经验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成分,“上山学匪”是有真实内容的。
井冈山原来有一个土匪首领叫朱聋子,政府军和地主武装很多年也无法消灭他,他的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意思是不要和对手硬碰硬,而要灵活的游击。
毛泽东对这个口诀非常欣赏,反复向部队干部解说,并且把它改造为“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逐渐形成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常让强大的敌军毫无办法。①
毛泽东甚至把“打圈子”这个词写进了给中央的正式报告,在1929年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到“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②。
在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的报告中也谈到“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③
可见,这个来自于土匪的“打圈子”战术已经在红军中成了深入人心的口头禅,成为红军游击战术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