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湖北的村子都不大，冯家河属于最大的，也才四百人，从北头走到南首不到十分钟，东西向没直路、也只需五分钟。全村都姓冯，只有一家姓吴，队长却是这家的，因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吴队长一直当到共产党改朝换代、分田到户。吴队长一早在村里喊人出工，日复一日，也喊烦了，喊着喊着，就破口大骂。但队员并不都是新媳妇儿，也不心慌，大家踩着自己的脚步，按部就班。
等劳力都出工去了，村子基本全空，只有未及学龄的孩童和照看他们的妇人。如果遇到我生病或家里有别的事，姆妈就出不了工，有空衲鞋底儿。四处静悄悄，能听见她一针一针穿针引线的声音。她有时衲着衲着就打起了瞌睡，手里还拿着针线。姆妈实在辛劳，醒来还要自责，“真是磕困大！”
偶尔这个时候，村子里会有振奋人心的事情发生。
“磨——剪——子嘞——，锵菜——刀！”这样的吆喝声，往往是村子里唯一的响动。至于磨刀师傅打哪儿来，讲哪里话，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大家只关心他们做事，不在意他们说话。
“咚——，咚——”补锅的人敲铜锣，不太吆喝。锅上本来只裂一道小纹，但会漏掉锅里本就不多的油水儿，必须补。师傅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先狠狠敲打几下，做些进一步的破坏，让裂缝变大，这样才好施展他女娲补天的技艺。不砸烂一个旧世界，就创造不出一个新世界。一会儿邻家妇人拿来只铜盆，“师傅，这个能补吗？”他扭过头，点一点。锡壶呢？他摇摇头，“要找锡匠。”锡匠可是稀客，几年也难得见到一回，跟公社书记似的。
弹棉花的师傅也不吆喝，只挨家挨户问。只要有一家要弹棉花，他们就留下，长长的弹弓开始在棉花上吆喝不停，“空切——，空切——，空切——”虽然是机械的重复，却颇有悠扬的兴味。好几十年来，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听过像弹棉花那样优雅的旋律。
从公社供销社往管理区送货的驴车会从村旁经过，赶驴车的二叔是本村人。每次碰见，父亲都会花一毛二分钱买瓶辣萝卜。辣萝卜脆脆的，最重要的是，上面可以看见油星子。父亲老买，是因为我喜欢。
炸爆米花的来了，总要在村里寻个空旷场子。不是他需要，是围观的小孩需要。他只顾转动火焰上的葫芦炸锅，小孩子们耐心围在丈把长的布袋两旁。围观的小孩越多，他的生意越好。火候到了，他将炸锅掉头、对准布袋入口，孩子们知道即将起爆，都捂着耳朵，等待“通——”的一声巨响，爆米花从炸锅里喷薄而出、进入布袋。新出锅爆米花香的浓烈，再长的布袋也封锁不住。流口水的小孩会拽姆妈的手，要去家里拿米。爆米花要用晚稻米才好吃，糯米最好，再加点糖就再好不过了。我从没让姆妈为难过，知道家里的米不够吃。我很少吃到爆米花，而且一辈子都不馋那玩意儿。
每年三月，油菜花开，放蜂人必定来。他们一来，便在河滩上摆开一箱箱、一长溜蜂窝，陈兵百万。蜜蜂一般不烦人，油菜花的金黄，瞎子也错不过。它们在油菜田里吆喝，边飞舞，边嗡嗡叫。
所有走村小贩或多或少，都会制造出些动静。等他们走了，一切又复归平静，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蚕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农村生活如此贫瘠枯燥，你会盼望他们的下一次。
这些走村小贩，有的跨县、有的越省，人世间有口饭吃不容易。有的口音难懂，他们靠手艺，不靠口才。但现在我发现全中国磨刀师傅的吆喝声好像都一样，北京街头的跟我小时候在湖北农村听到的完全相同，怎么回事啊？另外，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用出工、可以离乡走村？二叔是本村人，但全村为什么就他养驴、别人不养？
我们家养过羊，我放过。我人只比羊高一点，有两次天晚牵羊回家时，几只羊乱窜，几股绳拧到一起、难解难分，结果人和羊都只能原地踏步。后来村里割尾巴，不让养，卖的卖，杀的杀，对于我是少了道麻烦。我两位姐姐养过蚕，刚抽丝儿，不知道犯着谁了，也不让养，只好将蚕一锅炸了。
我到上学之后才知道，割的是资本主义尾巴。但我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在受党多年教育以后的事儿。
2007年我回过冯家河。村里没年轻人，连小孩都不在当地上学。走村小贩可能是再也见不到了，他们来了也见不着人，不会有生意。他们，跟家乡一样，都只存在于记忆里，好在还可以咀嚼回味。
磨——剪——子嘞——，锵菜——刀！
2025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