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北伐”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
大家知道，民国北洋时期是中国人活得最自由、最有活力、人才辈出、言论最自由的时代。
清廷退位，北洋政府建立起来后，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仅1912年间，大小各种政党团体就曾出现300多个，如自由党、社会党、工党、统一共和党等。在民国建立后的一年左右时间中，全国的报纸由清末的约100种，迅速增加至500种，总销数达4200万份，许多报纸以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监督政府工作为己任。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中华民国各省进行议员的选举，初选、复选都热闹非凡，各个政党纷纷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开展竞选活动，使得政治性的演讲、报告会一时蔚然成风。
1921年3月4日，长沙《大公报》刊文《民权不是送来的》，呼唤民众参与立宪的热情。
1922年，湖南公布《湖南省宪法》，选举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省长——赵恒惕，组织了第一届民选省政府。北伐战争时，北伐军攻入湖南，《湖南省宪法》被废，省议会、县议会被取消。
台湾史学家张朋园指出：“国民党北伐打到哪里，就取消那里自清末以来产生的咨议局、省议会成员。比如国民党北伐打到杭州，就解散省议会，把议会场所当作省党部。退化得太厉害了。实际上，在北洋政府时期，知识分子享受的自由比国民党时期还要大。”（《张朋园谈晚清民国的民主困境》 来源: 《东方早报》 | 来源日期：2009-05-18 ）
北伐军如同蝗虫一样，吞噬着民主果实。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汉人勾结外族消灭兄弟政权的事吧？石敬瑭做儿皇帝，吴三桂勾鞑子人们都是怎么评价的？卖国！可是孙中山在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被边缘化，他不甘寂寞妄图重出江湖，为了寻求支持先把东三省卖给日本，日本人觉得在野人士不靠谱，不要，孙转而寻求前苏联的支持。正好前苏联妄想控制中华民国，也就是孙中山亲手缔造的那个中华民国，但是遭到当局的断然拒绝（张作霖绞死前苏联间谍李大钊）。苏联无奈，便帮助因嫖娼被北京大学开除的陈独秀另建新党。后发现孙中山的威望超过陈独秀，又向孙中山抛去橄榄枝（或是孙主动攀附），孙便“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了。再然后苏联出人出枪出钱给孙创办黄埔军校，再再然后，蒋介石带领黄埔系创建北伐军消灭中华民国再建“中华民国”……
那么，苏联人为什么找了孙中山？
孙的“北伐”是不是为了私利，而致中国人自相残杀、亲者痛而仇者快？
让中国人自相残杀，一直是苏俄的一个重要目的，因为担心中国人会拿回被它吞并的外兴安岭及外蒙。
这段历史的详细过程是这样的：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得知后的孙中山，给列宁发去贺电：“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1918年8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回信孙中山：“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相同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9年，北洋政府收复外蒙和曾被沙俄霸占的唐努乌梁海。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开始结怨。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着手“发展下线”。维经斯基在北京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又在上海见到陈独秀。
1921年6月，苏军以追击白卫军为名，侵入中国外蒙。7月，在苏军扶持下，蒙共（蒙古人民党）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之后，苏俄与被赤化的外蒙古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1922年8月，苏俄外交全权代表越飞访华，与北洋政府商讨外交纠纷。吴佩孚等人表示反对外蒙独立，要求苏俄从外蒙撤军。
又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致信越飞，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自己对苏俄的“忠心”：“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被吴佩孚顶住的越飞转而去南方，找反复表“忠心”的孙中山“联络”。
11月，越飞致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孙中山）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越飞致马林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多么赤裸裸的话！只要孙中山不上位，“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把孙中山扶上位了，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
当时陈炯明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北伐，……主张地方分权”；“他认为，在拥有三千万居民的广东省，有可能在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遏制私人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一种地方拥有最大自主权的民主政府形式”，“整个中国统一是不可能的”。
可后来被扣上“叛变”的帽子而受到攻击，兵败而退出江湖。
而孙中山的“北伐”之心有多强？
一开始还知道坚持原则，不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继续干共产革命。孙中山屡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由于列宁病重，斯大林主持苏共中央。斯大林对马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极为不满。共产国际奉命停止了马林在中国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逼迫马林离开了中国。
在这个真空期，孙中山和斯大林都需要重新沟通。1923年8月，孙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苏。蒋访苏还未回国，斯大林就派自己的亲信鲍罗庭带着巨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到中国出任孙中山的高级顾问，同时兼任共产国际最高代表指导国共两党，监督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鲍奉斯大林之命改变原来马林方针，充分利用国民党军事北伐的积极性，给予全力支持，帮助国民党创办了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积极推动北伐。
孙中山喜出望外，积极响应，在鲍罗庭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它是包含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来帮助国民党的，并且是“遵守国民党党纲”的，以此压服了国民党中反对国共合作的绝大多数元老派人物。从此，共产党在建立、整顿、壮大各地国民党组织的名义下，大力发展国民党员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共产党的力量。
引入苏俄，已经是引狼入室了，而引入中共，是第二次了，怎么说你呢？大炮！
如此无疑为后来的中共之乱埋下伏笔。
1923年3月8日，苏俄中央政治局首付200万墨西哥鹰洋，应允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孙中山组建军队发动内战。
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经验，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
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助孙中山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
苏俄的一党制就是这样被孙中山引了进来。
孙中山自己有言，要以俄为师：“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
孙中山自己有言，苏俄是模范：“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孙中山自己有言，苏俄那一套就是三民主义：“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苏俄为了彻底搞垮北洋政府，还给北洋政府摆了个南北夹击的阵型。南勾孙中山，北勾冯玉祥。
1925年2月底，李大钊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见到冯玉祥。李大钊“牵线搭桥”，冯玉祥也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3月12日，苏俄通过决议，援助冯玉祥军火和顾问。其中武器弹药有：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
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
1926年，苏俄将各种军械分4批运到广州：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7月9日，拿着苏俄给的卢布，枪炮，教官，顾问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8月，冯玉祥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加入北伐阵营。
结果，一场北伐战争打下来，北洋政府垮了，众多的民主果实被扫荡干净。
附： 俄国人寻找中国代理人过程： （维基 “越飞”）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俄语：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罗马化：Adolf Abramovich Ioffe；1883年10月10日—1927年11月16日），俄国革命家、老布尔什维克、苏联外交官，曾任苏联特使与中国国民党创党领袖孙中山会谈。
生平
求学时热衷政治
阿道夫出生于俄罗斯辛菲罗波尔一个家境富裕的卡拉伊姆人家庭，中学时即热衷参加政治活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后在俄国各地活动。1906年被迫流亡，先搬到德国柏林，之后被逐，转至维也纳。于1908年至1912年于维也纳学习医学，同时与托洛茨基一同编辑《真理报》。1912年，29岁时返回俄国，但马上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布尔什维克
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欧洲，于第六届布尔什维克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同年开始军事领导工作。十月革命后，从事外交工作，为外交部副部长，领导参与对德国的停火谈判。1918年4月至12月任苏俄驻德国全权代表，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补充条约，偿还德国60亿马克。在柏林使馆期间，越飞积极招待斯巴达克同盟和其他德国左派，资助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士并公开试图推翻德意志帝国政权。越飞通过外交邮袋向德国运输武器。[2]
1922年7月，越飞被任为苏联驻华全权代表。1922年8月，越飞抵达北京后，与当时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谈判，对手为刚上任不久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越飞想先达成建交目的，顾维钧仍要求苏联先把红军从外蒙撤退，然而谈判因此没有结果。之后，越飞又致函当时驻在洛阳且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吴佩孚拒绝了苏联人的游说。然后，越飞又前往上海，与孙中山会面且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宣言中明确提及苏维埃制度不引用至中国，苏联保证不策动外蒙古独立的情况下，孙中山同意苏军暂时留驻外蒙，率中国国民党开展了与苏联及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同年，越飞再赴日本、英国等地从事外交活动。1926年返回俄罗斯。
自杀
1927年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被史达林开除出苏联共产党，此外越飞在日本期间患有周边神经病变要求出国治病未得到斯大林的同意，1927年11月16日，越飞在莫斯科的医院内自杀，留下10页遗书，声称“热月已经开始”。11月19日，越飞下葬，齐切林、李维诺夫和加拉罕以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舍维奇陪同出殡队伍前往新圣女公墓并出席了葬礼。托洛茨基在葬礼上发表简短演说，这是他在苏联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最后，葬礼上的集会被驱散，托洛茨基当晚被李可夫免去了最后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