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贴出来的文章：
《“七七事变”是斯大林最大的战略成功：将日本这股祸水东引，往中国腹地引，让中日大打出手，无产阶级祖国苏联才最安全》
中共在苏联指示下，“挑起了中日两军的冲突”，其目的是为了让苏联躲过日本的进攻，“将战争的祸水引向了中国”。
是完全一致的！
“七七事变”是斯大林最大的战略成功：将日本这股祸水东引，往中国腹地引，让中日大打出手，无产阶级祖国苏联才最安全 - 精木发表于 几曾回首 - 论坛 | 文学城
[东方教育时报]欧七斤：交大学生三赴南京请愿抗日
【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准确把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宣传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本报现开展“抗战中的教育故事”寻访活动。
即日起，“往事”版面开设“抗战中的教育故事”专栏，讲述上海各学校在抗战中的历史故事，彰显上海各大中小学在抗战中的形象、作用，和不屈不饶的抗战精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突袭，侵占沈阳，对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武装侵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抱着“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致使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军队的占领。
学生抗日 以挽危局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交大，全校师生无不激愤。9月21日，学生自治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全体预科、本科学生到场，集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共产党员乔魁贤是自治会学术委员，又是学生们所熟悉的东北人。他以沦陷区代表的身份首先作了发言，痛称自己已无家可归，疾呼采取实际的抗日行动，激起了全场同学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会议号召全体学生“一致共赴国难”，并决议“通电全国对日宣战”、“电请国民政府厉行革命外交”等抗日七项措施。会后当天就成立交通大学抗日特种委员会（简称交大抗日会），统一领导交大学生的抗日运动。随后，教职员也成立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交大分会，同学生联合行动。原学生自治会12名委员扩充为21名抗日会委员，中共交大支部书记许邦和、组织干事乔魁贤和“社研”小组成员袁轶群三人当选为抗日会委员；许邦和还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与袁轶群一起作为出席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大学联”）的交大代表，参加上海市学联的领导工作。袁轶群后经交大支部书记的乔魁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上海大学联党团支部书记，成为大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乔魁贤则任抗日会宣传委员会主委。
在大学联的统一部署下，交大党支部通过抗日会引导学生的抗日行动：举行罢课，参加全市性的统一集会和反日示威游行；组织学生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晋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9月22日、23日两天，抗日会组织全校学生分成70个小队，分头奔向徐家汇、法华镇、龙华、南京路等街头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张贴“全国军民一致驱逐日鬼出境”，“日鬼不死，我心不安”，“全国一致团结起来，不要做亡国奴”等抗日标语。沿途民众驻足凝听，极受感染。23日，抗日会联合教职员共同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敦促政府即刻出兵抵抗日军侵略。通电指出：“若不迅集大军，准备抵抗，则沿海要隘，必至相继被陷，亡国灭种，祸在眉睫。切望总座，当机立断，以挽危局而救覆亡”。24日，上海十多万工人、学生举行反日大集会，要求政府对日宣战，交大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26日，由交大刘旋天、袁炳南两人参加的上海各大学晋京请愿代表团共52人，在南京当面向蒋介石严正提出“迅速出兵、实行革命外交、武装学生”等5项要求。蒋介石对学生代表采取哄骗手段，仍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准备出兵抗日。请愿团电告上海大学联，要求增派同学赴京。大学联决定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赴京请愿活动，由此拉开了交大和上海各校学生三次晋京请愿的序幕。
交大学生运动主要组织者、地下党员许邦和、乔魁贤
决心救国 三次请愿
9月28日，交大学生全体大会决定全体赴南京请愿。晚间，500多学生随同上海各校请愿学生一同出发。交大抗日会各部移至南京现场办公，就地组织学生斗争。29日请愿团下火车后即直奔国民政府请愿，呈文质询蒋介石的空头许诺，并在《申报》上全文发表。为了欺骗学生，玩弄政治手腕，蒋介石当天下午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再次接见学生，军校内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蒋介石对学生们说：“要先安内再攘外，防止共党扰乱”，“如愿从军效国的，立即在孝陵卫编入义勇军；如愿回校求学，应即于今晚离京。”几千名上海学生被迫分成两批，于当天深夜和翌日凌晨被送回上海。随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市教育局的操纵下，各校学生复课。
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的表示。爱国学生抓住这次机会，发起了一场送蒋北上运动，督促政府和蒋介石兑现迅速出兵的承诺。11月24日，交大学生和全市大、中学生共8000余名再次组成赴京请愿团，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分批乘车晋京。离沪前，许邦和组织交大数百学生前往声援欢送。26日，上海请愿学生和全国各地学生一起，顶风冒雪伫立在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政府出兵，坚持要蒋介石出面相见，终夜不散。27日下午，蒋介石只得出见，对学生虚伪地表示：“三日之内出兵，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在上海学生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写下了“出兵手谕”。学生以为达到了目的，结束请愿，回到上海。
上海学生第二次赴南京请愿后，蒋介石不仅推翻了“三日之内出兵”的保证，而且当日军大举进攻锦州、扰乱天津时，国民政府竟然向国际联盟建议，把锦州划为中立区，由列强共管。12月14日，交大学生袁轶群等人受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委托，率领上海大学生第三次赴京示威团2000余人，分两批第三次赴南京请愿。参加示威团的交大学生有150名，由龚绍熊担任指挥，徐盛、刘良湛被推举为示威团代表。由请愿团改为示威团的上海学生，决心以“坚强的态度督促政府下抗日救国之最后决心”。
1931年9月25日，交通大学、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等26所大学学生代表56人赴南京请愿，请愿团在机车上写了“起来，抵抗到底”的口号。
英勇不屈 血染“珍珠桥”
12月17日，南京、上海、北平、济南等地大中学生三万多人，从中央大学出发，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一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到达珍珠桥《中央日报》报馆时，因该报连日攻击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谩骂示威学生是“暴徒”，游行学生要报社撤销诬蔑爱国学生的新闻，并公开道歉。报社却紧闭大门，无人接待，群众愤怒高呼“打倒造谣总部！”袁轶群破窗而入，打开大门，示威群众拥进院内，推倒印刷机，捣毁办公室和排字房。这时，突然来了千名以上手持枪支和扁担的士兵，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行残暴的毒打。学生们英勇不屈，赤手空拳与军警展开了激烈搏斗。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杨桐恒被打伤后推入秦淮河淹死，30多名学生牺牲，100多名学生重伤，60多人被捕。其中被捕的有交大学生陈延庆（后改名王翰）、王天眷、龚绍熊等14人。十几分钟内爱国学生的鲜血染红了珍珠桥下的流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珠桥惨案”。
次日凌晨，大批军警宪兵包围中央大学，强迫住宿在该校的各地学生立即离开南京，并出动飞机散发恫吓学生的各种传单，以武力押送上海学生到下关车站。在下关，经过学生的坚决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送回杨桐恒的遗体。在下关的斗争坚持了一天，袁轶群代表上海学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勇敢、机智、坚决的斗争。被捕学生归队后，全体学生登上火车，深夜返回上海。返沪后上海大学联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公布珍珠桥惨案的真相。随即又在报纸上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学生的事实，并向国民政府提出查办凶犯及主使，抚恤死难及受伤同学，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压迫学生的事件等要求。在全国各界人士和民众的声援下，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被迫向上海学生道歉。
面对空前的民族存亡危机，交大的热血青年纷纷行动起来，和上海、全国各地学生、工人以及各界爱国力量一起，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英勇斗争。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爱国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篇章。
“九•一八”事变后交大抗日会向民众散发的传单
原载：《东方教育时报》2015年5月6日第15版
作者：欧七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