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5）
以上说了国家的起源，下面再说说阶级的起源。阶级的起源与国家起源一样，过程十分漫长而原因更为复杂。它涉及家族、宗族、部落首领的特权，职业的分工，财产私有制和血缘继承制的产生等诸多因素。其中，特权是人类产生等级、阶级最始初的原因。但是，人类特权的产生也不全是有人凭借武力或阴谋诡计建立的，更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自然的、渐进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就是阶级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动物的一种，至今也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的一些特性；而且，这些特性从本质上说是永远无法完全脱离的。所以任何讨论人的阶级性问题，都不能忘了人性问题，忘了人的动物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他们忽视了人性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今天我们观察在自然状态下生活的动物界，诸如猴群、狼群、马群的情形，相信都不难体会到人类处在远古那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会怎样做。人类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想要存活下来，发展下去，除了要让自己的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以争得更多的生存机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身强力壮、头脑灵活、有丰富生活经验、并能够照顾大家的人做他们的首领。唯有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当首领，才能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带领大家去克服艰难险阻、天灾人祸。这种选择其实是生物界“物竞天择”原则在人类的体现。除了人类，我们观察猴群、狼群、马群等动物界族群首领产生的方式，它们也是无例外地实行这个原则的。在那个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的原始时代，作为首领者天然地有责任带领和保护好自己的族群。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的，他就不适合担任首领或继续担任首领。一个狼群面对敌人时，如果头狼不能指挥群狼作战，并在关键时刻亲自奋勇杀敌、战败敌人，而是躲在一边观战，甚至率先逃跑，这样的头狼立刻会被群狼抛弃。神农氏当部落联盟首领时，因为他制服不了作乱的蚩尤，而黄帝率诸侯打败了蚩尤，于是天下诸侯都拥护黄帝，黄帝就取代神农氏当了部落联盟首领。
首领为群体做出了贡献，因此他又很自然地会获得一些特权作为他为群体服务的回报。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有些人所以要争当首领，就是为了这些特权。这种特权，在精神方面表现的就是大家对他的尊敬和服从；在物质方面的就是优先满足他在衣食住行和性方面的要求。这一点，在猴群、狼群、马群中也表现得十分清楚。比如一只猴子当上了猴王，它就有优先享用食物的特权、居住较好环境的特权、还有优先选择交配对象的特权。同样情形在人类也可见到。比如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首脑，无论古今，他们的衣食住行条件，一般都是国内最好的。他们生活的所有开支都由全国人民负担。至于国家首脑的交配优先权，现在一般都奉行一夫一妻制了，但在非洲南部的小国斯威士兰，仍遗留这种制度。国内适龄未婚少女每年都要集中一次，以便让国王挑选。凡国王选中的就成为国王的妃子。所以国王有好多妃子，也有好多孩子。在中国，这样的陋习直到一百多年前才取消。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大清，皇室规定每三年一次选秀，满蒙八旗家庭十三至十七岁女子都要备选。选中者进宫充当皇帝或王子们的正妻、妃子以及为皇室服役的宫女。落选者，主家才可替女儿谈婚论嫁。这些特权，其实都是从人类刚出现群体生活状态时就一路遗传下来的。
对于首领的特权，群体内必然也会有人心中不服气的。而不服气者中也必然会有人要对特权者提出挑战。这种挑战，演化到后来就是权力斗争和所谓的“阶级斗争”。关于阶级斗争，有些人将它说得十分神圣，把它说成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有，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无比壮丽事业的也有。我相信也确实有为了“解放全人类”这样胸怀的革命者。但“洗净铅华露真容”，就“阶级斗争”的本质言，都不过是为了六个字：“彼可取而代也！”这是特权产生后出现的一种自然反应。
此外还有另一种反应，即不服者自思无实力充当挑战者，那么在现实情况下也只能予以默认。而这种默认，其实就是人类契约精神的起源。契约的本质不在契约双方的平等，而在彼此承认对方的权利和遵守自己的责任或义务。从商代开始的诸侯分封制，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都是契约的一种。人类社会的安定就专赖这默契精神。没有默契精神，人们就会争斗不休，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生产、生活都会受影响，社会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因这种斗争而受益。社会的进步，主要靠改良，所谓阶级斗争，只是改良的助力，斗争本身并非目的。所以特权，这种被现代多数人反对的自私、不公平行为，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里，却是被大多数人认为合理的、可以容忍的。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某种特权仍是被大众普遍承认的。比如工龄较长的、职位较高的、技术较好的，工资高一点，没有人认为不应当。而另一方面，要求特权也正是人性、或人类动物性的一种正常表现。否则，人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而作为首领者，他又为什么要负起带领群体、保卫群体的责任呢？尽的责任大，出的力多，做出的贡献大，获得的报酬也丰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公平和合理。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对人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对于特权者拥有过分的特权也会反对。因为特权者所拥有的一切特权，都是建立在侵犯或削弱其他人的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的。因此人类的进步也以尽量减少这种不平等为标志。但是，希望取消一切特权那是不现实的。如果取消一切特权，要求一切平等，这样的社会，第一是不可能有，因为它违背人性、违背造物主在创造人类时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不平等的事实；第二是这样的社会永远不会安宁而是动荡不已。
特权如果不能世袭，特权者不能将他所享的特权由子孙继承，从而将特权长久地保持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之中，则特权者是不能形成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的。一只猴王当它年老力衰被更年轻强壮的猴王取代以后，它以前享有的所有特权都会立刻取消。所以，要让特权者能成为一个特权阶级，实行以血缘为纽带的世袭制是必要的条件。就中华民族来讲，世袭制的出现，普遍认为是从夏朝的启开始的。但是，世袭制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在夏朝的世袭制出现以前，世袭制早已在部落社会甚至更早的氏族社会中就已长出了萌芽。据《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黄帝）“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于颛顼为族子。”“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摯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从这个世系看，自黄帝以下的五帝，都是黄帝的子孙，尧也是黄帝的子孙，部落联盟主的权位在家族中传承。是不是当时除了黄帝家族无人能继承部落联盟主的职位呢？当然不是。部落联盟的权位在黄帝的子孙内轮转而不出黄帝家族范围，显然与当时正在形成的血缘传承制有关。而黄帝之所以能为黄帝，也与其家族传承有关。他不是普通的平民出身。他的父亲少典是传说中有熊国的国君。正因为黄帝本身就是以熊为图腾的部落酋长，他才能有号召力统领其他部落与蚩尤作战。所以，以血缘为纽带的世袭制虽然是到了夏启时才确定的，但世袭的因子早在夏启以前相当久远的年代就产生了。如果尧禅位舜，舜传位禹的传说是真的，那么这也仅仅说明了在尧舜时代，择优传承制和世袭制还在并存、交接的时期，世袭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
财产私有制是阶级产生的另一个先决条件。如果社会不先确立财产私有制，世袭制的产生也就没有必要。所以财产私有制应该比世袭制更早产生，至少也应是差不多同时产生的。从《史记》的记载看，财产私有制最晚在尧舜时代以前就已确立。“五帝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尧将二个女儿嫁给舜以后，“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舜的父亲瞽叟和弟弟象谋害舜，趁舜下井挖土时，把井口填没。瞽叟和象以为舜必死，于是商议分舜的家产。象说：“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根据这些情况判断，如果当时财产私有制还没有确立，则尧赐舜衣物牛羊，为舜筑仓廪就没有必要；而舜的父亲和弟弟谋害舜，期望瓜分舜妻子财产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可见财产私有制在尧、舜时代以前就已出现。另外，从这件事还可看出，早在尧舜时代以前，不仅牛羊、衣物已是人们的私产，就是女人也是男人的财产，男女不平等也已形成。至于舜之父、弟欲谋舜的财产的事情，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偷盗抢劫等种种现代称为“犯罪行为”的，远在三皇五帝之前的人类社群中就已经常发生。而舜后来任命皋陶做监狱长“士”，处罚这些偷盗者，正是要改变人们的这种不良行为，并不是要进行“阶级压迫”。
在财产私有制产生以后，奴隶制的产生也对阶级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据说在人类社会最初阶段，因为生产力的低下，一个人劳动产生的物质基本仅够本人延续生命所用而无多余，因此当宗族与宗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人们会将男性俘虏统统杀死，只留女性俘虏作为他们繁衍后代的工具。只是到了后来生产力有所发展，一个人的劳动所得除了供给本人维持生命外还有多余，这才开始改变杀俘旧习而将他们作为奴隶。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因没有看到过切实的史料记载而不敢肯定。但我以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奴隶制的出现必将大大地促进私有制的发达。而正是因为出现了奴隶制，人类社会才正式开启了阶级斗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机器的职能除了管理国家、使国家各部都能正常运转外，才兼具了镇压奴隶、或“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功能。
所以综上所述，结论也就十分明确了。就中华民族来说，国家的产生除了基本上可以确定在黄帝和尧舜时代，同时还可以确定的就是：国家绝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人类因其求生的本能，在本能的驱使下由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一步一步地、自然地发展出来的一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它的主要职能是保护国内人民的安全和管理人民生活、生产，使之正常进行。国家成立军队，是为了防备和反击外国侵略者；设立法庭、监狱，是为了惩罚那些强盗小偷和各式各样侵犯他人正当权利者，使人们的正当利益的得到保障，同时引导社会向道德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而“阶级”的产生，则还远在国家产生以前。其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人类出现社会群体后那一刻。产生阶级最初的原因是群体首领的特权。此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领的特权在自私心的作用下也随之有所扩大。而财产私有制、奴隶制和血缘继承制的相继出现，不仅使人们的贫富差距渐渐扩大，在此过程中权势和金钱相互寻租结合，也使掌握权势者和富有者逐渐合流形成一个特权阶级。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开始被这个特权阶级利用来作为镇压和剥削普通百姓的工具。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风行一时的名词“异化”。其含义是事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与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另一种存在。如国家公权力本应是服务全体国民的，结果却变成了部分人压迫和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就是国家公权力异化的结果。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异化，是“国家公权力”的异化，而非“国家”的异化。其情形就好比一个公司的经理利用职权贪污腐化，欺压公司内的员工，这祇是那个经理的不法行为，而不是公司在犯罪。因此，恩格斯把国家说成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把国家和掌握国家权力的人这两种不同的对象混淆为同一个实体，是完全错误的。
近年来我注意到大陆有部分学者也开始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说法有错误和片面的地方。但他们既不敢公开批判，更不敢直接予以否定，于是他们悄悄地、试图对它进行“合二为一”式的“修正”。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军，在他的文章中说：“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平衡社会各阶级不同利益的工具，国家除了实现政治统治外，还具备公共管理的职能。”另一位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授姜正君也说：“社会管理职能对于国家的存在具有前提性意义，国家是公共权力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分化而产生的。国家兼有政治统治和社会服务的双重职能，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要履行若干公共服务。”仿佛两种功能从国家一开始出现就是这样的。确实，现在的国家的确是“兼有政治统治和社会服务的双重职能”的。然而，作了这样的“修正”后，还能继续维持恩格斯“国家是阶级斗争产物”观点的正确吗？就能挽救马克思主义没落的命运吗？恐怕都不能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