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身处紫禁城深宫的隆裕皇太后，以年仅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自此，清王朝自1644年入关以来长达268年的统治宣告终结，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随之落下帷幕。
这场告别帝制的政治巨变，并非一场宫廷政变，也不是一次血雨腥风的暴力革命，而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和平过渡。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南北局势剑拔弩张的关头，隆裕太后顶住“宗社党”顽固派的阻挠，毅然决然接受共和新政。袁世凯则以“清室优待条件”作为交换，承诺保留清室的生活待遇与尊号，紫禁城暂不动摇，一纸协定实现了帝共和谈。
这是一场深具战略智慧的妥协，是一次令人肃然起敬的克制。它所避免的，可能是一次长期内战和难以估量的民族伤害。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清帝退位的“谈判桌革命”，与后来诺贝尔和平奖嘉奖的诸多“和解型”历史事件相比，并无逊色。
1973年，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北越代表黎德寿因《巴黎和平协定》共同获奖，这是一个冷战背景下的敌对缓和范例。
1993年，纳尔逊·曼德拉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因终结种族隔离制度、推动和平进程而获奖，标志着“白人与黑人的和解”成为全球民主史的重要标志。
1994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外长佩雷斯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因达成《奥斯陆协议》共同获奖，尽管和平未能维系，但“从敌对走向握手”的突破本身就值得表彰。
诺贝尔和平奖往往授予那些“在冲突边缘实现制度转型”的行动者，而袁世凯与隆裕太后所做的，正是一场古今政体更替的和解实践。如果这场事件不是发生在1912年，而是延后个几十年，在“冷战结构”与“制度过渡”高度敏感的世界语境下，他们极可能获得国际赞誉，问鼎诺贝尔奖。
隆裕太后于1913年2月22日病逝，年仅45岁。改朝换代已经完成，但对她的敬意却未随之消散。袁世凯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下令全国下半旗三日，亲自穿孝二十七天守丧。副总统黎元洪更送挽联，称赞她“德至功高，女中尧舜”。这不仅是对一位女性的礼遇，更是对一个在时代巨轮前选择理性和退让的政治人物的致敬。
是的，他们并非完人。袁世凯后期的帝制迷梦曾招致批评，隆裕太后在晚清的犹疑与保守也广为诟病。但就1912年那场权力交接而言，他们展现出的政治理性、历史自觉与责任担当，正是和平奖所强调的“促成持久制度性和平”的核心价值。
反观当今一些自诩“和平使者”的政客，热衷于在镜头前制造外交戏码，譬如朝美握手、以阿和解、俄乌会谈，却缺乏对长期和平结构的维护与建设。他们的所谓“和解”，更像是外交化妆舞会，热闹一时，却难以留下制度遗产。譬如特朗普那近乎执迷的诺贝尔和平奖情结，说到底，和袁世凯、隆裕太后那种冷静务实的和平努力，甩特朗普八条街都不多，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比拼。
今天和朋友推杯换盏侃大山，闲谈中谈及此事，秦爷不禁有些感慨：袁世凯和隆裕太后生不逢时亏大了，若是晚上个几十年诺贝尔和平奖稳拿板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