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土改”时候中共对地主家庭抄家，那时我还太小，不懂。我对“抄家”的概念最初是从《红楼梦》书中得来的。在我读小学时，我在《红楼梦》连环画中看到了贾府被抄家时的画面：一群衙吏似虎如狼，掳袖擦掌，气势汹汹地涌入贾府，登堂入室，大肆搜掠；而贾府中人则俱各惶恐不已，畏缩一边，全无昔日的威风，如待宰之羔羊。贾府是皇亲国戚、数代功勋之家，见了抄家也是这样惧怕，可见抄家的恐怖真有慑人心魄之威、雷霆万钧不可抗拒之势，令我印象深刻。想不到十多年后我家也遭受了类似的经历。
文革中，无论是“破四旧”还是抄家，这些邪风都是从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首先刮起来的。其风源盖都出于中南海，然后刮向全国。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消息灵通，因此只须隔一、二天，上海的市区便会紧紧跟上。至于我所在的青浦是上海郊区县城，与市区虽相距只有四十公里，但一般人的思想却要保守很多，因此在行动上又要慢上一拍。而这一拍，往往要几天时间。记得当上海市区抄家的消息传到青浦时，我们还麻木得很，听这些消息仿佛像听天方夜谭故事一样，以为这些事离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也分不清“破四旧”与抄家的区别。那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消息，说“破四旧”的人在上海骨伤科名中医石筱山家里抄出了好几百公斤黄金。好多金条是从方砖地底下抄出来的。有一张放在客厅里外表乌漆的枱子，竟然是用金皮包的。当时我们听了这些传闻，首先的反应是惊讶：竟有这么有钱的人家？连枱子也是金子打的！根本不去想“破四旧”何以会“破”到方砖地面的下面去？也不想一想石筱山只是个医生，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即使家中有几百公斤黄金，也是他多年劳动所得，凭他的高超医术挣来的，有什么理由去抄他的家？然后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想这样高不可攀的富贵人家现在也终于有遭殃的一日了。不想想人家即使有钱，又妨碍了你什么，值得你这么高兴？当然，更没有想到这抄家的命运不久也临到了我的头上。真如俗语所说的：“刀子不割到自己身上就不知疼”。后来回想，自己当时这种心态一如鲁迅写的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心态，除了愚昧，还有的就是麻木和自私：只要杀人者不杀到自己头上，怎么做都无所谓。而那种幸灾乐祸的快感，也正是人性中属于负面心理的妒忌心的反映。
大约在八月最后几天里，抄家风终于也刮到了青浦县城。那时候我在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当临时工，全站员工正集中在站里关门搞运动。我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从五月底开始的。六月和七月上中旬，单位党支部发动大家写大字报，揭发、批判“牛鬼蛇神”。那段时间，单位内到处是群众贴的大字报。“炮弹”横飞，全单位正式职工加临时工一百二十来人，中“弹”的有十几二十人。尤其有几个被指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全单位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到七月下旬以后，揭发批判停了下来，改为分小组天天读报，讨论。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七月十六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消息见报后第二天，许多单位组织员工在中午午休时间去附近江河游泳，学习“伟大领袖”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的精神。我们单位也加入了这支游泳大军。先是去城西的漕江，后转移去南门外的太浦河。去江河游泳，游泳时间加上路上来回时间起码要二个多小时。这样，下午的学习就无形中放松了。大家的精神也趁机放松一下。单位领导大约因为上级没有新指示，也听之任之，并不多管。八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后，学习立马又紧张起来。天天反复读“十六条”，人人都要谈学习心得，无人可以漏掉。这样上午、下午、晚上不停地学，很闷人。因此，中午休息时间大家都喜欢去街上转转，散散心，听听各种小道消息。那时红卫兵破“四旧”运动正搞的热火朝天，他们上街改路名，砸中山公园门前的石狮子，拦人剪“阿飞裤”、“阿飞头”、砍尖头皮鞋等等，天天有新闻。
一天中午，我和同事孙龙章一起上街溜达，回来时赫然发现单位大门两边墙上和对面原来铁器店的门板上都贴了好几条一尺多长的小标语。记得有一条标语写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另一条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有谁说过这样的话。在过去封建社会，谁说要造反，那是要杀头的！因此我吃了一惊：“谁这么大胆，竟敢说这样的话！”但转而一想，既然有人这么大胆写这样的标语，或许也有根据。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大堆，我绝大部分都没有读过，或许这话真是哪个人说的也不一定。但我又想，即使他们说过这样的话，那也是在鼓动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时说的，现在是共产党掌权了，难道他们还会允许人造他们的反？他们不是一直在喊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吗？可如果这个造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那又能造谁的反呢？正在这样疑疑惑惑，我们在铁匠铺边转弯准备去街对面的单位食堂兼员工集体宿舍楼时，却又发现食堂门外、铁匠铺后的一户邻居有些异样。那是一户木匠人家，祖孙三代。夏天时他们常常在门外摆一张小桌子吃晚饭。往往老夫妻和儿子坐在小桌边吃饭，儿媳妇则坐旁边一张小竹椅上先喂小孩。老木匠满头白发、身材壮硕，有时会与也是胖子的儿子一起小酌几杯。儿子在县城木器厂上班，儿媳在徐泾公社一所小学当教师。徐泾离县城二十多公里，小木匠就天天用自行车送她上下班。我们去食堂吃饭经过他们门前，他们也会笑着与我们打招呼。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和睦、恩爱、有礼的人家。他家有两口棺材，原来叠放在楼下客堂靠墙壁处，凡路过他家门的都能看到，是老夫妇两人百年后用的寿材，很可能是老木匠自己亲手做的。但那天经过时，只见他家大门洞开，两口寿材却不见了。老夫妇两人垂头丧气各自坐在小凳上，木然无语。小木匠蹲在门口，满脸沮丧，见我们张口欲问，就向我们微微地摇了摇头要我们不要问。看这情形，我猜他家应该是被“破四旧”了。在当时，寿材绝对是属于“四旧”。那一刻，我还只是沉浸在对木匠家的同情之中，但孙龙章见了就已连连跺脚，一脸无奈地说：“完了完了，这样的人家也要抄，我家肯定被抄得一塌糊涂了！”孙与我是同乡，都是青浦西部练塘镇上的，家里是“工商地主”成分。我推想“土改”时他家已被抄过一次，所以对此反应极为敏感。可听他这么一说，我心中也掠过一丝阴影。虽然我家“解放”后没有受到过任何政治冲击，但我家毕竟属于资产阶级，而且有海外关系，这次运动规模这么大，来势这么凶，连老木匠这样的劳动人民家庭也不能幸免，我家仍能平安无事么？我心中无底。于是我也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天天担心家里会否传来不好的消息。那时在我心里，只要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但是，正如俗语说的那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来的迟早会来。在抄家高潮的八月下旬和九月上中旬，我家没有被抄。但到了大约九月的下旬或十月的上旬，我的家终于也被抄了，而且前后被抄了几次。来抄家的是镇上商业系统的红卫兵。这里我说“大约”，一是因为事隔多年，确切的日期已回忆不起来。二是因为抄家时我并不在家，而在工作所在地的县城青浦，因为单位搞运动，期间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回过家。我是抄家过后好多天回家休假才知道家被抄了。当时母亲和三姐给我讲了抄家的大概经过，但对几次抄家的具体日期，她们都没有说，或者说了我没注意到，现在事隔多年更无法说清楚，所以只能说“大约”二字。
据我母亲说，我家被抄也是“破四旧”开的头。这大约是八月底、九月初的事。来我家“破四旧”的是当地练塘初级中学的几个学生，带队的是我大姐的大儿子。那天他们来，进门不打招呼就直往楼上冲。我三姐那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毕业，因为文革，分配工作的事没有着落，就学校住住，回家住住，此时正好在家。见到这个外甥带人冲上楼心知不妙，但也不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跟着上楼。结果他们直冲到三楼，从床底下拖出两只装书的箱子，就往外搬书。我三姐不敢阻拦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拿了几捆书扬长而去。那个时候，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其他所有的书籍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毒草”。“革命小将”来破这些“四旧”，谁敢阻拦？第一次来“破四旧”没有将家中的书全部拿走，三姐为了保存剩下的书藉，就主动将剩下的书分了一下类，在自认为没有多大问题的书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供大批判用”等字样，希望下次有人来“破四旧”时或者会“手下留情”。又看到家里有些瓷器上面有花鸟、美人图案，也赶紧用砂石将它磨掉，说是“废物利用”。结果这批学生先后来了几次，把我家中几箱子的书都搬了个空。这些书大部分是我二哥在五十年代买的小说书，其中有上下两本道林纸印刷精装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还有我父亲留下的一套线装木刻大字本裴松之注的《三国志》，一套线装石印绘图的《聊斋志异》以及父亲从香港寄给我的好几本字帖。我工作以后也陆续买了一些书。其中有俞平伯和王惜时校对、并有脂砚斋评注的《红楼梦》，全套四本，包括两本曹雪芹原著八十回《红楼梦》、一本高鄂续写的后四十回和一本校对记，是难得的版本。一套范文澜注释的《文心雕龙》，里边旁征博引，注释详尽，足足有两大本，也很珍贵。还有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王力的《汉语音韵》、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教授的《中国文学》等等，对我学习很有帮助的好书，统统都被抄去。这些书后来不知去向，即使到文革后期政府说要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也没有发还。只有一本特种印刷的沈尹默书的《二王法书管窥》——那是一九六五年我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买的，薄薄的一本字帖，要卖三元多人民币，差不多是同类图书价钱的十几倍，相等于我当时四天的工资——经我三姐苦苦哀求，说这只是一本字帖，讲怎样写字的，没有反动内容，才没有拿走。后来父亲从香港回来探亲，很喜欢这本字帖，我将它给了父亲带了去香港。
在我这个外甥几次带人来我家“破四旧”抄书的过程中，小镇上关于抄家的气氛也迅速紧张起来了。各种有关抄家的传闻满天飞。一些原来以为与“反动政治”不搭界的人家，这次也被抄了。本来，“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我家都不沾边。虽然父亲以前开过一爿出售土布的小店，家庭成份属“商”，但小店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关门了。大哥原来在上海一家纱厂“学生意”，上海“解放”前夕老板将工厂搬迁去香港，他们很多员工也跟随工厂一起去了香港。此后，我父亲和二哥分别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二年也经政府批准去了香港。政府能同意我父亲和二哥去香港，这本身就可说明我家没有政治问题，否则怎能获得批准？可是，我家所在的是一个乡下小镇，公开的、大众所知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大概只有我们一家，很引人注目。这不由得母亲不心慌。于是她就像当时许多胆小而又不甘心财产都被抄走的人那样，将不多的几件金饰偷偷分散藏到水缸里、灶膛底，也有一两件金饰无处可藏，只得悄悄丢到家门前的市河里。
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母亲虽没读过多少书，这个道理也是懂的。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此时更是低调，最好大家都忘记了她这一家。但外甥伙人来“破四旧”，弄得小镇上几乎人人皆知。母亲恨得牙痒痒的，却也无计可施，只好眼睁睁一次又一次看着这个外孙来“破四旧”。偏偏这时候镇上有一个泼皮穷光蛋对我家也动起了龌龊念头，天天用一套渔民扒螺蛳的工具到我家门前的市河里东扒西扒，至少要扒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罢休。一天他说从河里扒到了一只金戒子，于是消息立刻传偏了全镇。谁丢的戒子？我家自然成了最大嫌疑。后来听人说，他拿了戒子到银行，银行鉴定说不是金的，是铜的。但不管是金的还是铜的，我家已成大众目光的聚焦点。我母亲又气又恨又怕，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却遇顶风浪”。这种“一日三惊魂，夜夜不得眠”的日子过了一段，终于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厄运。
来抄我家的是镇上商业系统的红卫兵。现在有一个误解，以为红卫兵都是学生。其实，在一九六六年九、十、十一月份，即社会上出现造“当权派”反的“造反派”和保当权派的“保皇派”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以前，有不少工厂、商店等单位，在单位当权派的支持下也成立过“红卫兵”。其成员大多是出身成份好的青年党、团员和职工。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一是仿效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为保卫党组织和单位领导人免受文革的冲击；二是利用他们去做一些领导不便出面做的事情。如对单位职工抄家，党组织自己不便做，就由“红卫兵”来做。因此这种红卫兵组织说白了就是当地党组织的保镖和打手，所有行动都是有人指使的。来我家抄家的“商业红卫兵”就是这样性质的红卫兵。
那天，一群“商业红卫兵”突然涌进我家里。为首的向我母亲宣布，你家属于资产阶级，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来执行“革命行动”的。然后，勒令我母亲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出家中所有的金银首饰、现金、银行存折、公债等物，不得违抗，否则就是抗拒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罪加一等。母亲当然不敢抗拒，领着他们到二楼房间开了五斗柜的门，将现金、银行存折、公债券等拿出来交给他们。但是，金银首饰丢的丢，藏的藏，一下子已拿不出来。红卫兵问金银首饰藏在哪里？母亲不肯说。这批红卫兵就开始动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房间里找不到东西，他们经验老到地到厨房把水缸敲破，并将原来小半截埋在地下的水缸连根拔起来，把砖砌的灶头整个地扒掉，结果找到了原来母亲偷偷放在水缸和灶肚中的几件金饰。这一次抄家结束时，除了带走抄到的金饰，以及现金、公债、银行存折，还将一些比较好的衣服、家中仅有的两条毛毯、以及一些零零星星属于“四旧”的东西也都带走。
因为第一次抄家抄获的金银首饰数量不多，几天后第二次又来抄。这次来，除了将原来抄过的地方又抄一遍，将我家中的地板也一块块撬了起来，要看看地板下面是否藏有东西。在墙壁上用鎯头东敲西敲，听见声音有异，就把墙壁敲破，结果在墙上敲出了好多个大洞。这批来抄家的人在我家整整折腾了一天，搞得满脸尘土，却没有收获，离去时都有点愤愤不平。于是又来了第三抄家。
这一次，带队的一来就亮出了底牌。他对我母亲说：你家至少有二斤多金子。“解放”前有一次强盗来镇上抢东西，你们曾把一盒金子放到你娘家。这事有人可以证实，所以抵赖是没有用的，不说也是没有用的，抗拒更没有好下场。你们必须把这些金子交出来！不然，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挖出来！母亲不知是气昏了还是因为素来脾气刚硬，就是不说话。他们又向我三姐进行威胁恐吓，逼着她说。结果我三姐顶不住压力说出了藏金的地方，是在三楼屋顶的大樑上边。那批抄家的把藏金起出来后一看，只有七块小金块，是每块一两的（十六两一市斤）那种金块，共七两。抄家的人既感到兴奋，又不满足。他们又对我母亲和三姐软劝硬逼一番，看一时再逼不出新的东西，就带了这七两金子的“战利品”收队回去。因为怕我们还有藏金，临走时将我母亲等全家人都赶到门口原来做店面的只有十二三平方的堂屋里住，只允许拿出两条棉被和一只烧饭的行灶，以及放米的米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