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九-上）
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
本节要点：
1）张国焘是中共早期最积极最能干的组织者和活动家。
2）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国焘被视作中共内部反对派的领头人物，他的主要罪名是“反共产国际”。
3）张国焘先在鄂豫皖苏区、后在川北根据地独当一面，是中共苏维埃建设的大功臣。
4）“草地分兵”以后，毛泽东的正统地位最终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他的中共中央又跟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联盟，而张国焘则失去了他在中共争雄的主要资本—红四方面军。瑜亮之争，就此分出胜负。
5）张国焘曾觉得中共是他的亲生儿子，所以一直不弃不舍。不过到了延安以后，他越来越灰心丧气，再也没有斗志了，以致最后脱党了事。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出生于江西萍乡一地主乡绅之家。其父是满清最末一届省试中取录的拔贡，曾任浙江象山县知事，后经营钱庄。
张国焘少时在私塾读书。一九0八年春入萍乡县立小学堂（后改名为萍乡县立中学校），一九一四年转入南昌心远中学。
是年七月间欧洲大战爆发，日本随即对德宣战，九月出兵登陆山东，十一月占领原系德国租借地的青岛，乘列强无力东顾之机，大肆侵犯中国的权益。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驻北京公使向袁世凯秘密面递二十一条书面要求。面临灭国亡族的威胁，张国焘开始留心时事，“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国事”两种愿望在他内心冲突的结果是后者占了优势，使他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一九一六年十月，张国焘考入那时实行“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度的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次一期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北大学生原本知道《新青年》的非常少，这时才广泛注意起这本杂志。白话文以浅显明白的语句自由而确切地表情达意，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就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中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为此他常与守旧派同学争论不休。
一九一八年，张国焘与一些同学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并于次年初筹备出版《国民杂志》月刊鼓吹反日救国。他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组织了平民教育会，标榜从平民教育入手改造社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张国焘在北大法科礼堂慷慨陈词，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他是五四那天“火烧赵家楼”行动的指挥者之一。五月五日，他被北大学生干事会委派负责讲演活动，紧接着又被推举为由二十多所学校学生组成的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的首任部长。学生联合会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民众团体、发行传单报刊等实际活动都由张国焘领导的演讲部执行，事实上此后学生联合会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也都以演讲部为中心（张国焘口才出众，是忽悠的一把好手。后来红四方面军有老人回忆说：“张主席的战前动员是最好的，每个指战员听了都热血沸腾”）。
六月一日，徐世昌政府颁布命令，禁止学生罢课滋事。次日，张国焘率领讲演部骨干顶风作案，高举旗帜在市中心向民众呼吁，要求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以致与警察发生冲突。张国焘和其他六个学生于当日下午被警察逮捕，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滋味。
六月三、四日两天，各大中学校学生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扬，人人心里鼓荡着“牺牲自由和身体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学生们前赴后继，军警也再接再厉，在两天内抓了近千名学生，因监狱不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这种暴力维稳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惊恐和不满，也震动了全国。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的学生、商人和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之跟进，舆情鼎沸，举国骚然。
当局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学生，并接受学生要求，于六月十日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样三人免职。而中国代表团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巴黎和会表示拒绝签字。至此，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以胜利告一段落。
一九一九年六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被委托负责总务。不久，为了组织营救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的陈独秀和北京学联的十一位负责人，在沪的北京学生代表又决定派张国焘返京领导群龙无首的北京学联。张国焘回京后立即被推为学联总干事，他一面主持会议，协调内部工作，一面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学生意见，营救被捕同学，忙得不亦乐乎。张国焘从此与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亦师亦友、共同奋斗的战友。
十月间，北大开学，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重理学业，同时参加了邓中夏等组织的多是湖南籍学生的曦园。这是一个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煮饭等等）为宗旨。
一九二0年一月，因为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张国焘和罗家论被迫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南下上海短暂流亡。在沪期间，张国焘多次与孙中山和陈独秀长谈国事。他还应邀担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总干事。
五月初，张国焘拒绝跟许多朋友一起出国留学的建议，返回北大准备完成学业。然而实际上他脱课太多，已经赶不上了。于是他索性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里，一面当李大钊的助手，一面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如马尔西（Mary Marcy）的《马格斯（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的贫困》、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以及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从此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也因此成了职业革命家而未能从北大毕业。
七月初，直皖战争一触即发，北京的局势更形紧张，李大钊担心段祺瑞亲日政府在战乱期间趁机加紧迫害跟他们作对的学生，建议张国焘随他一起去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海边避暑并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张国焘则宁愿去上海。
在上海，张国焘住在法租界霞飞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家里，他与陈独秀反复讨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及草拟党纲、党章等等许多问题。陈独秀希望他和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一九二0年十一月，以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的九人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钊从他每个月一百四十元的薪俸中拿出八十元，作为支部的活动经费。接着这些人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京共产党的工作中最风风火火的是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二十一公里，那里的京汉铁路北段修车厂有工人一千几百名。张国焘在那里创办了工人补习班（后改名为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让工人和他们的子女学文化，同时向工人灌输进步思想。张国焘把当年家里寄给他的三百块生活费全数捐出充当办学资金，党支部的其他人也都尽力解囊。张国焘、邓中夏和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曾到学校讲课。张国焘还帮助长辛店的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那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的第一个阵地。
张国焘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除了多次主持会议，他负责各种提议和报告的统筹安排。在会上，张国焘当选为三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
八月，隶属于中共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日语（劳动组合）+俄语（书记部）的名词是马林的创造）在上海成立，张国焘担任上海总部首任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
十月，张国焘受命作为中共代表秘密从满洲里出境，然后走走停停，走少停多，经赤塔和伊尔库次克，在次年一月抵达莫斯科，出席了远东各国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被推举为会议的十六个主席之一，并在会上作报告介绍中国工农的处境以及土地关系、学生运动和罢工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在会议期间，张国焘受到列宁的接见。他是中共唯一一个受过列宁耳提面命的人。张国焘对列宁的印象是：“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张国焘又说，他觉得列宁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他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到过与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其他人都染上了一些异样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一九二二年七月，张国焘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组织部长。
在八月的西湖会议上，张国焘强烈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是最后当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马林的压力下妥协以后，他也勉强接受了会议的决定。张国焘在九月初“跨党”加入国民党。
十月，陈独秀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张国焘被委托代理中共中央书记。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张国焘在郑州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他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最高指挥。二七惨案发生以后，脱险的张国焘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以避免更大的牺牲。
二月下旬，张国焘赴莫斯科汇报二七罢工的经过。
在六月举行的中共三大上，张国焘跟马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强调中共在积极投入国民革命的同时，也不能放松阶级斗争；他非常怀疑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否能有所作为，因为国民党流品复杂，缺乏组织纪律；他质问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努力工作，一切工作成绩归国民党，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张国焘认为中共的努力并不会得到认同，因为国民党方面会说：“这些身家不清白的人是来干什么的？是帮闲，是小偷，还是抢劫？”他相信，这样的国共合作，早晚将是国共交恶；张国焘特别反对动员工人中的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工运是中共的基础，绝不应该拱手交给国民党；目前工运虽然遭受严重的打击，但很快会重新发展壮大；跟国民党相比，中共看上去势单力薄，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总有一天将领导中国革命获得胜利。
马林对张国焘的意见嗤之以鼻。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国民革命，另搞什么阶级斗争，就是放松国民革命；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向国民党学习；他说现在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他们只有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的工作，才有存在的意义；他觉得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脆弱，他讥笑张国焘说，“你的职工运动哪里去了？早被吴佩孚的几条枪杆子打垮了。”
由于陈独秀基本上赞同马林的观点，张国焘受到多数代表的批评，不仅被排挤出中央核心，而且落选中央委员。党内地位本来仅次于陈独秀的张国焘第一次由中共的正统派要人变为反对派的首脑，并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和右派等等帽子。
不过马林在中共内部挑起的分裂让共产国际不安，他很快就被召回莫斯科，从中国政治事务中永远消失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张国焘出席国民党一大，并由于孙中山的赏识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孙中山曾称赞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能干的学生代表”。
二月七日，张国焘出席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会总干事。
五月十五日，有人将藏有炸弹的礼品盒送到外交部长顾维钧住所，顾宅仆人打开木盒时，炸弹爆炸，顾仆三人受伤。曹锟北洋当局认为国共两党素来反对顾维钧对苏俄的强硬立场，因而判定这一炸弹案乃国共两党所为。顾维钧还出了十万元的破案赏格。于是作为共产党名人，张国焘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被捕，他的新婚仅三个月的妻子杨子烈也同时被捕。这是张国焘第二次入狱，因为“内乱犯”情节严重，他戴过九斤重的死囚铁镣。
后来据说顾维钧因为收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人的警告，撤销了十万元的赏格，加上冯玉祥发动兵变，监禁曹锟，“城头变幻大王旗”，张国焘夫妇在十月二十五日结束了五个多月的监狱生涯。
孙中山在该年年底抵达北京，可是因病重而不能视事。他指令组织了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十余人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替他临时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李大钊和张国焘是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员。为了避免被视为乘孙中山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他俩行事极为谨慎，从不主动提案，而只是支持一些与中共立场相符的主张。鲍罗庭以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也参加了这个政治会议。
因为忙于铁路工会的事务，张国焘没有参加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举行的中共四大，会后他被通知在会上当选了中央执委会委员，并被指派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二月七日，张国焘出席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辞去了总干事的职务，同时被授予铁路总工会荣誉会长的头衔。
张国焘在四月下旬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广州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诞生了随即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上海日资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大班枪杀以后，张国焘奉命从广州急返上海策划工运。他与维经斯基、陈独秀、刘少奇、李立三、蔡和森和恽代英等参与了五卅运动的领导。
一九二六年一月，张国焘以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了国民党二大。
四月上旬，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处理中山舰事件。在动荡纷乱的局面中，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他要求中共广东区委采取妥协政策，向蒋介石让步；然后，他由周恩来陪同去见蒋介石，向蒋介石重申中共的支持，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地合作。他也与当时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保持密切的接触。
在鲍罗庭从莫斯科回到广州以后，张国焘曾鼓动鲍罗庭在将大量军火送给蒋介石的同时，也分一部分给工农武装。他的建议被鲍罗庭拒绝了。鲍罗庭说眼下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依照鲍罗庭的要求，张国焘和谭平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的前夜去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对国民党无条件的支持，尽管他俩并不知道国民党在会上将有什么举动。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的压制中共的《党务整理案》事先得到了鲍罗庭的同意。
九月中旬，张国焘被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派往武汉，担任前线指挥，发动工农，配合北伐军。其间他处理了叶挺因独立团在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伤亡惨重而上峰若无其事以致愤而擅自离队的事件。
十一月，张国焘奉命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四月，张国焘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四月下旬，张国焘出席了由汪精卫发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国民党方面代表为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和顾孟余，共产党方面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和谭平山。
五月中，张国焘在叶挺、章伯钧和毛泽东等人的配合下，指挥粉碎了夏斗寅发动的军事叛乱。
张国焘在六月中旬最后一次与汪精卫谈判以后，向中共中央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时候到了，要考虑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决裂式的退出。而中共中央认为应先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再作决定。
七月十二日，在汪精卫“分共”的前夕，陈独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鲍罗庭又带着瞿秋白悄悄上了庐山，中共中央机关一时没了主心骨，一片迷茫混乱。张国焘觉得支撑局面责无旁贷，于是召集了周恩来和蔡和森等人开会，决定继续奋斗以维持中共的命脉，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太雷五人组成了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已被打垮，发动总罢工势不可行，湘鄂赣的农民运动也已支离破碎，中共唯一可靠的资本只有叶挺的第四军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独立团以及朱德的教导团。在北伐中指挥著名的“铁军”即第四军的张发奎一向与共产党人合作和谐，被视作国民党左派，中共若能与张发奎共同起事，实力和声势非同小可，问题是在国民党左派纷纷翻脸反共的大气候下，指望张发奎站稳立场完全没有把握，因此周恩来提出，能争取张发奎最好，不能也要先发制人，由叶挺等部在南昌暴动，然后移师广东东江，以那里为基地谋求卷土重来。周恩来的计划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共产国际必须迅速经由汕头予以大量的军火和物资的支援。
张国焘和周恩来两人随即以中常委的名义决定周恩来去九江南昌，组织前敌委员会，由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和叶挺等为委员，相机处理暴动事宜，而张国焘留守中央。这是中共中央在没有事先取得共产国际同意而先斩后奏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
先期到达九江的李立三等人发现张发奎不可靠，若指望张发奎，中共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会面临被消灭的潜在危险。于是，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和聂荣臻等人决定放弃依靠张发奎的打算，自行暴动。接着到达九江的周恩来也觉得暴动可行，不过急需苏俄军事顾问的指导和一大笔款项。
七月二十五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致电罗明纳兹和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即布留赫尔（Vasily Blucher）。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间在中国。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日本间谍”罪被捕，十一月被毒打致死），表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同时又指示：“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中共中央常委会在当天召开有刚从庐山回来的瞿秋白以及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罗明纳兹、加伦等与会的扩大会议，最后下了暴动的决心，并确定暴动后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待得到苏俄的军火和金钱援助以后，举行第二次北伐。
不料在第二天罗明纳兹又传达了由斯大林定调、布哈林具名的共产国际关于南昌暴动的电报，该电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罗明纳兹还报告说，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并且重申了莫斯科禁止俄国顾问在任何情形之下参预南昌暴动的精神。会议决定派张国焘当晚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虽然与周恩来共同决定发动南昌暴动，张国焘其实对能否成功一直心里忐忑。现在看到共产国际显然想置身事外，不仅不准苏俄人员卷入，而且连暗中的经济支援也不肯，电令中模棱两可的措辞更是为中共预设了大坑：将来暴动如果失败，中共必然要负违令蛮干的罪责。张国焘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心里充满对国民党的愤慨和对黯淡前景的苦闷，思想模糊不清，加上对暴动失败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自己的使命理解为“阻止暴动的举行”。
七月二十七日一早，张国焘赶到九江。他找到贺昌、恽代英和关向应等开会。会上，张国焘简要传达了前一天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的精神，要求重新讨论暴动问题。他的话遭到与会者的激烈反对，众人一致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
七月三十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再次强调“中央意见宜慎重，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
当时知道暴动秘密的人数已过百，除了中共的有关领导以外，还有十几位国民党左派人物以及同意参加暴动的贺龙部的重要将领，秘密已无法保持；何况一些暴动部队正在调动，许多行动已经来不及停止了，暴动箭在弦上，只能破釜沉舟了，因此张国焘最终只得服从多数。从此他头上又多了几根“假传圣旨”、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小辫子。
八月一日占领南昌以后，暴动部队成立了以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国焘是二十五个委员之一（名单上的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要人并不在南昌，实际上跟暴动无关）。
暴动部队在八月五日撤出南昌，一路向南边打边退，最终溃不成军。张国焘和李立三、贺昌等四人在两个月后的十月五日从广东普宁甲子港乘渔船狼狈逃到香港。三万多暴动部队最后只剩下朱德率领的千余人上了井冈山落草。
南逃途中，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在瑞金主持了贺龙的入党宣誓仪式。其间他还获悉他和周恩来已在八七会议上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因为香港极不安全，张国焘立即又坐船去了上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缺席审判张国焘，指责他“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进一步开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那次会议还缺席处罚了谭平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若飞等一大批人。瞿秋白不久找张国焘谈话，特地说明中央的任何决定，都来自共产国际或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
周恩来回到上海以后，以其一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个性，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并强烈谴责机会主义，因此没有被加重惩罚，而是重新跻身进了政治局，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
从十月到次年五月，张国焘在上海过了八个月非常窝囊的地下生活，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干。有段时间，他的住址只有一个交通员知道，那是他跟中共中央唯一的联系桥梁。后来出了朱德前妻贺芝华叛变、主动出卖中共最高机密的事，张国焘跟中央断绝了直接联系。那时他生活中的重大节目，是大致每两个星期一次跟过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的陈独秀的晤面。其间他们讨论过由张国焘出面组建一个独立于共产国际的“工农党”的设想。
一九二八年五月，张国焘作为共产国际的特邀代表赴苏参加中共六大。
会前在由布哈林主持的预备会上，张国焘作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代表人物，花了约三个小时一吐他郁积的对共产国际的不满。他说中共的错误，不在于反对共产国际，也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太依赖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都奉若神明。他举例说当年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的指示，要求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中共要甘心为国民党当苦力，他因为不同意马林的说法，希望中共能独立地发展，而被视为反共产国际；可是仅仅四年以后，罗明纳兹又指责中共中央放弃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他却又一次被以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他责问共产国际是不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
因为他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力，共产国际安排张国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他在会后被留在苏联“学习”，以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与他一起留在莫斯科的还有刚下台的瞿秋白。
张国焘参加了一九二八年七月举行的共产国际六大，并被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
张国焘曾一度卷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纠纷，与米夫产生了不少龃龉。后来他也选择“躺平”，自行去共产国际的高级党校列宁学院英文班读书，在那里他跟董必武同班。
张国焘是中共唯一获得共产国际颁发的红色勋章的人，他在莫斯科期间凭之每月可以从邮局领取四、五十卢布的额外补贴。
在一九二九年列宁学院的清党中，张国焘太平无事，不过他被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清党风波溅到了几滴污水。他的妻子杨子烈则曾被罚到一家印刷厂去当了一阵子工人。
一九三0年十一月，在承诺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以后，去国两年半的张国焘被派遣回国。他和杨子烈穿戴着由俄国人签字买单、从专门的特供商店买的德国货，拿着伪造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怀揣着七百美元和二百卢布，坐着特等车厢，冒充从德国途经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在满洲里入境，然后由哈尔滨坐火车至大连，再坐统舱乘船到上海。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就在张国焘夫妇回到上海之前，包括何孟雄、林育英和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而永垂史册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在内的十七个中共重要干部在秘密集会策划反对六届四中全会中央人选的行动时被捕，这不仅威胁到中共机构和人员的安全，而且显示出中共内部的分裂苗头。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在私下嘀咕，怀疑何孟雄等人的被捕，是四中全会上台的那伙留苏学生的借刀杀人（据说何孟雄等人临时住的旅馆，只有中央知道，而捕房有消息漏出，说是有人匿名告密的）。
张国焘清楚共产国际并不真正信任他，但他自述他对中共有种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一直全心全意地爱护这个孩子，虽然经过数不清的变故，他发现这个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所以期望少了，但终究不忍心看着中共完蛋。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救党，只有根据四中全会的决议，呼吁全党团结，消除纷争。他知道这样做会产生巩固米夫派地位的副作用，可是他别无选择。那时他遇事只能跟周恩来商量。在他参加的回国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出席的除了他、向忠发和周恩来以外，还有博古、康生、张闻天和杨尚昆等，会上由周恩来提议，向忠发、张国焘和周恩来组成了常委会。张国焘在会上反复强调，这些年来中共的损失太大了，无论如何不能因内部纠纷而招致更大的损失。现在只有忘记某些惨痛的过去，减少互相猜疑，团结奋斗，才能不断送剩下的一点革命力量。
在扭转了上海党内的紧张气氛后，张国焘又去天津，为北方地区的中共干部鼓劲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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