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是中国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的重镇之一。在最近的中国软科评价中南京大学名列全国第二，在近年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评估中一直处于前三的位置。
作为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科最早的研究生，本人有幸目睹了南京大学从环境科学研究所基础上，发展了环境科学系的起步阶段。
教育部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文革之后的1978年，正值1975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全球环境会议之后，世界各国刚刚把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科学研究放上议事日程，南京大学抓住时机，开始了环境科学的研究，并申请且获得教育部批准的环境科学研究所，任命化学系的高鸿教授为所长，许廷官(后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许鸥泳老师(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首任系主任)具体负责，时称“两许”。 刚成立的环境科学研究所设在南京大学的东北楼，这是原来南京大学放射化学教研室所在地。当初的几个学科，环境化学来自原先的放射化学教研室，学术带头人有曾任金陵大学化学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的裘家奎教授，许鸥泳、王连生、田笠卿、王晓蓉老师等；环境生物专业，有丁树荣、金洪钧、孙超白、周凤帆老师等;环境地理方向，有黄瑞农、刘育民、严蔚芸老师等；地下水资源及其保护方向，有肖楠森、薛禹群老师等;大气物理方向，有王彦昌、李宗恺等；噪声物理方向，有孙广荣、吴启学老师。环境化学和环境生物在东北楼建了新实验室。其他专业方向都留在原先的系里。
1978年环境化学、环境地理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后来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左玉辉老师就是1978年入读黄瑞农老师研究生的。1982年环境生物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198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3年环境化学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1984年又开始增设环境管理与规划专业。
曾经听刘育民老师讲过一个故事，环科所成立初期，许鸥泳、丁树荣、刘育民三位副所长去国外考察。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丁树荣老师睡觉打呼噜，许鸥泳老师就猛抽烟，刘育民老师只能同时忍受呼噜声和烟味的“双重污染”。
最初的环境科学研究，主要是参加国家环境科学方面的攻关项目，包括常州市环境质量评价、模式和环境容量研究；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气扩散模式及应用；攀枝花市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研究、湘江重金属环境容量研究等。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后又积极参加了自然科学基金中环境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
环境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积极开展国外环境科学、治理工程与管理技术的引进与介绍，翻印了不少国外的环境管理、环境标准与环境科学类的文件与书籍。当时环科所在东北楼还腾出几间办公室作教室为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所培训人员，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更是通过做项目连帮带教为该市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等方面培养了初始骨干。
考取南京大学环境化学硕士研究生
我于1978年入读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大学本科论文跟着陈懿老师(后来的南大代校长、中科院院士、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从事从甲醇转化为汽油的研究。陈老师当时刚刚从美国进修回来。他给我照了人生中第一张彩色照片。当时南京还不能洗彩色照片，底片是寄到美国洗了再寄回来的。
1981年底，我给中国化学史研究的元老袁翰青先生(1955年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写信询问报考化学史专业的研究生。袁老回信说他年事已高不再招收研究生了,建议我报考中科院科学史所潘吉星老师的研究生。我给潘老师写信后一直没有收到回信。直到1983年回校读研究生之后有一次路过南大传达室，收到了潘老师寄到我大学邮箱的回信，原来他出国访学去了。1982年初，研究生报名截止日前快到了,我看到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招收12名研究生，有6个出国名额，就报考了有机所。1982年4月考试，考外校研究生的考场设在南师附中。第二天下午考完后骑车回南大。骑到山西路附近一个路口，从巷子里窜出来一辆自行车。我一下没刹住,把那人的自行车撞坏了。我当时身上没有钱，许诺一定给那人修车。和我一起去考试的同学上来帮我解围，告诉那人我们是在南师附中考研的南大学生。考研的第三天上午是最后一门有机化学，8：30开始考试。8：00的时候，那个人找到考场，把我拉出去给他修自行车。8：40左右回到考场，全然不在状态。考试结果出来，其它4门都及格了,有机化学57.5。后来收到有机所的来函,"你的考试分数虽已达到我所最低录取分数线但因名额有限，不予录取”。
本科毕业之后，我到金陵石化公司工作。1982年9月，中国化学会成立50年纪念活动在南大举行。中国化学界的头面人物几乎全部汇集到了这里。我所在的金陵石化研究所领导李宛工程师(已故南大高分子学科创始人李景晟教授的女儿)派我参加会议，并到会议上去邀请浙江大学校长杨士林教授、长春应化所副所长黄葆同教授(后来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到金陵石化作报告。当时我已准备1983年再次考研。我的同班同学盛光遥1982年被录取为许鸥泳老师的研究生。我在那几天会议期间向他了解了环境化学专业的有关情况，决定报考许老师的研究生。
1983年所有化学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增加一门综合考试，涵盖无机、分析、有机、物化四大化学学科。分数出来，我6门总分387分，上线了,综合考试是全系第二名,但是英语58，无机57。两门不及格，能不能录取？许鸥泳老师的爱人严爱珍老师是我大学时的本科专业英语老师，曾经去过她家。拿到分数后的星期天上午，我来到许老师家想打听一下情况。敲门进去，田笠卿、王连生老师也在。三位老师正在讨论环境化学专业研究生复试名单。许老师告诉我,我是专业第一名，肯定复试。
复试的时候看到，环境化学专业另一个复试的是我大学同班的李振滨同学。他报考了物化专业秦关林老师(后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代表)的研究生，转到裘家奎先生门下。他从外地来校复试。当时学校安排外地复试考生住在学校浴室，晚上要等浴室的客人走光后才能在躺椅上休息。这样，我于1983年秋季成为环科所环境化学的硕士生。
环境科学系的首届硕士研究生
正常情况下，研究生入学一年后才进入论文研究阶段。但是，我只上了一学期课。1984年春节后刚开学，许老师让我到北平房去见章蕙珠老师，讨论参加国家六五攻关项目“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事情。后来我知道，章蕙珠老师是文革前南大首批学部委员李方训先生的研究生。
北平房是八十年代南大人特有的记忆。请看另一位南大校友对北平房的回忆。
教室也同样十分紧张。校长匡亚明惜才心切，1978年扩招了大批南京市区的走读生，为三年大专学制，他们可以不占用学校的宿舍和食堂，但却使得教室更为紧张。学校临时在最北边建造了一批平房教室，称之为“北平房”。那是什么样的房子啊！
中文系的一位校友后来这样写道：“绝对的简易房，像工棚。就是高考恢复后急就章地盖起来的，因教室不够用了。没设计可言，就像农村盖房，图纸也用不着。墙体用的是煤渣混合而成的水泥砖，一块砖有枕头那么大，芦席的顶棚，也不吊天花板，人字的结构一览无遗。还有另外加固的支撑，是碗口粗的毛竹，外面有，里面也斜杵着。往教室后排走，不小心就绊着。地面原本不平，乃是红砖铺就。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房子里固定的桌凳，确切地说，是水泥砖和水泥砌成的长条的台面，高的是桌，低的是凳，各罩一层黄灿灿的漆。时间久了，有些砖缝处开裂，长‘桌’分割成一截一截，‘凳’与地面粘合松动，有些地方坐上去晃动，或者干脆就倒了。……北平房都是大教室，隆冬时节，一百来号人在里面积攒的‘人气’愣是一点用没有——我说的是似乎不增加半点暖意，嘴里哈出的气倒是有形有状，只是这视觉效果更让人觉得冷。南京人冬天没取暖的习惯，我这样的土著是冻惯了的，奈何北平房比我中小学的教室在密封方面也更等而下之。且绝的是，坐、伏皆在水泥之上，平日只觉其硬，冬天则怎一个冷字了得。不待久坐，已觉屁股下面寒气冉冉上升，渐渐就周身寒彻，如置身冰窖。不少人裹着棉大衣去上课，仔细点的人则随身带一棉垫。我虑不及此，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书包垫下面。”
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了一件事。为什么在北平房上课，常常会有个把女生旷课？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猜想，她们一定是来例假了。想想实在令人怜惜，如此妙龄姑娘，天之骄女，花样年华，竟要坐在如此冰冷彻骨的水泥凳子上听课，岂不冻病？于心何忍？
我们的政治课是在北平房上的。后来学校建了新教学楼，北平房就不再给学生上课了。北平房进行了简易装修，由环境科学研究所使用。1984年底学校批准建设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是在北平房开始挂牌的。北平房的另一部分，是由如今的上市公司，南大光电的前身MO光源实验室使用的。
1984年3月，我和章蕙珠老师去湖南长沙参加“湘江重金属环境容量研究”的项目论证会。当时从南京到长沙没有直达火车。去长沙或者从上海、杭州中转，或者坐船到武汉再转火车。这个攻关项目的牵头单位是湖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参加单位有中科院环境化学研究所、北大、南大、中国环科院水环境研究所、湖南大学、湖南师大等。我参加的部分是湘江重金属形态分布及其生物可利用性研究。1984-86年我到长沙去了7次, 或者去采样, 或者项目开会。1984年夏天，是和章蕙珠老师、吴德军老师一起去采样的。1985年夏天去开会时,已开通南京到长沙的火车。37度高温，坐在没有空调的硬座车厢里,那个滋味可以想象出来的，车到江西鹰潭附近，铁轨出了问题，火车临时停车，在那儿等着修铁轨。更要命的是旁边另一条铁轨上停了一列装载肥猪的车。猪的味道和叫声在高温中飘过来，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生物可利用性的研究，是用鲤鱼和螺蛳做实验。鲤鱼是到南京市水产研究所去买的。每次去买鱼,从校车队叫了货车去拉。为了和司机搞好关系，每次我要给校车队司机两条鱼。以至于课题结束一两年之后，在校园内碰到车队司机，他们还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拉鱼啊？”
螺蛳的研究要选择同一品种的螺蛳，从南京市场上买不到。我就到位于无锡的中国淡水水产研究所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螺蛳给我做实验用,就建议我我去附近的河埒口渔业生产大队去看看。我跟着生产大队的小木船泛舟于太湖一天，终于采到了足够实验项目用的螺蛳。
我参加的研究部分“湘江株洲段底泥沉积物中重金属形态分布及其对生物水生生物可利用性的影响”中,重金属形态分布引用的逐级提取方法是由加拿大魁北克大学Tessier教授首先提出的。他的那篇原始文献被引用了几千次(我1996年查的时候是2900次)。国内环境科学界也广泛应用，并简称为泰斯勒方法。我查阅了他的另外一些论文，发现他的名字有时印成Tessler(泰斯勒)，有时印成Tessier(泰索尔)。正好对他论文中的内容有些问题，我就给他本人写了一封信，顺便也问了他名字的问题。他确认是Tessier。出于好奇，我把几篇刊登他文章的杂志放在一起对照，终于发现，当时国内我们看到的刊物是影印的，不是原始期刊。印刷时把i印连起来，变成l了，就帮人家改名了。1989年，我博士毕业以后，Tessier教授给我提供了博士后的位置。可惜当时由于国内政策规定博士毕业后自费出国有年头限制，没有能够成行。
1985年8月湘江项目鉴定会在湖南张家界举行。张家界1980年为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和简又新发现。当时刚开发旅游，接近于原生态，还隶属于大庸县。南大的丁树荣老师作为评委，章蕙珠老师和我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了这次鉴定会。全体代表在长沙报到后，坐大巴去张家界。当时张家界几个旅馆全部接待能力是170人，我们鉴定会代表是60人。
鉴定会之后是旅游。黄狮寨土匪留下的碉堡还在。鉴定会评委之一是北大地理系陈静生教授。他在鉴定会上对我做的那部分工作问了好几个问题，评价也很高。去金鞭溪那天我是和陈教授同行的。直到2016年我阅读我老家江苏省泰兴市志，才发现他是泰兴中学和我母亲同届的毕业生。可惜此时他们两个都已仙逝，我已无法询问这两位老同学是否认识了。
金鞭溪那时有两个瀑布。我们花了三、四个小时，到了第一个瀑布之后已经很疲惫了。走得快的代表已经从第二个瀑布回来，说不太远，只有几百米了，有一百多米高，比第一个瀑布更壮观。当时我觉得很累，想着以后还会有机会再来张家界，就没有去。现在36年过去了，还没有能再回张家界，而且即便再去了，当年的风景也可能已不在。人生中有多少风景没有抓住！后来我1999年在南非登桌山时留下的遗憾，已经写在另一篇公众号文章中 (见美东学苑公众号：桌山上留下的遗憾)。
下午从金鞭溪回旅馆的路上，一片云慢慢地飘在我们的上空。我们走得慢一点，就会淋到雨，快一点就冲出了雨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有趣的记忆。
鉴定会的那几天，正好是中国少年足球队在高丰文带领下，参加世界杯少年足球赛决赛进入八强。晚上大家都聚在旅馆大厅一起看决赛转播。看着谢育新那一拨人的表现，热血沸腾，觉得离中国足球走向世界不远了，没想到现在连进入亚洲12强都变成了举国球迷欢呼的事情了。
在我们离开张家界不久，从报纸上看到，当地的农民把一辆大巴上游客的衣服扒光，钱财抢光，然后把他们“礼送”出境。后来又发生了“火烧水绕四门”事件。当年的张家界和现在真是不一样。
项目执行期间，我在长沙还参加过两次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1985年的金秋10月，我和章蕙珠老师、地理系高翔老师一起去的。当时参加这些学术研讨会，是自己把提交的论文先打印出来，带到会议上交给组委会。会议结束时，拎着其他代表的论文回来交给系资料室。长沙橘子洲头的橘子鼎鼎大名。我们三个人那次回来时，除了领了一大堆其他代表的论文，还拎了几十斤橘子回来。
另一次会议是1986年和许鸥泳老师一起去的。我和许老师住一个房间。有天晚上，中国环科院水环境研究所一位课题负责人来串门，让许老师推荐毕业生到他们研究所工作。许老师转头就问我：”你愿意去吗？”我随口回答说，“连硕士点都没有，我怎么能去呢？”后来想想，年轻时太张狂了。中国环境科学最早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其实都是别的专业转过来挂名的。中科院环境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先生(学部委员)是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兼的，物理化学专业的,南大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鸿(学部委员)是分析化学专业的，清华大学陶葆楷教授(二级教授)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华东水利学院环境水利研究所所长张书农教授(一级教授，中央大学水利系主任)是水力学方向的。而最早工作在环境科学研究的第一线科学家，中科院环境化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刘静宜研究员原是无机化学专业，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系主任井文涌教授原是给排水专业，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系主任许鸥泳教授原是物理化学专业，中国第一部环境科学教材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刘培桐教授原是从事化学地理专业。
环境科学系的首届硕士毕业生
经过几年的筹备，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终于于1984年11月在北平房挂牌了。许鸥泳老师任系主任，石征禄老师任总支书记。教育部批准的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由丁树荣老师任所长。1985年9月环科系举行了成立后的第一次迎新大会。石征禄老师唱的“采蘑菇的小姑娘”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的完整歌词。
1986年夏季，环科系有了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我是环科系毕业的第一届研究生。但当时环科系学位委员会还没有成立。我的硕士学位是由化学系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东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当时还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郎佩珍老师带了她指导的三位硕士研究生来南京大学和我们一起答辩，后来授予南京大学硕士学位，其中赵元慧同学后来成为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第一名博士生，全燮同学后来任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1986年7月，全国第一届环境科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许鸥泳老师指定我作为临时召集人，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去参加这次会议。下图是我们几个人在清华大学的留影。那时圆明园遗址还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从清华走过去很近。我们每天开会之后，就到遗址内一个湖泊内游泳。
刚成立的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因有教育部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支撑，加之多位学术带头人的努力，在国内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我知道的两件事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是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于1987年组织召开了教育部环境科学教学研讨会，并于1990年成为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首届与第二届主任委员。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国家科技部等管理部门酝酿组建环境科学研究类国家重点实验室时，南京大学以自身的优势，与同济大学联合成功申报了“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当时全国仅有两个环境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另一个是挂靠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 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
那几届环科系的研究生中人才济济，出国后在国外工作的较多，如有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周金荣等，在国内工作的也挺有建树，如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余刚、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王吉德、同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盛光遥、中科院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范成新，深圳房地产界一姐徐宁宁等。王吉德在南大读书时回新疆路途遥远。有一次他回家时他爱人告诉他三岁的儿子，“这是你爸爸”。儿子跑回屋内拿出他的照片，说“这才是爸爸”。范成新也是我大学同学。在选择报考研究生专业时拿不定主意。我建议他报考环境化学专业许鸥泳老师。
环科系的青年教师中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的王华。王华从南大天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到地理系环境地理专业工作，自称是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专家。
后续环境研究工作与成果
1986年9月，我回到化学系，在戴安邦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五月校庆前，环科系办公室通知我，我的硕士论文被提名为“南京大学第二届新星科学奖”。这是当时南京大学研究生的学术最高奖项，每个系每年评出一篇博士论文和一篇硕士论文，但是环科系还没有博士点。我成为环科系成立后，第一个获得新星科学家获得者。同时我的研究成果被“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报道。
从南大化学系毕业以后，我又回到环境科学领域耕耘多年。先是成为中科院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的第一个博士后，出站后到南京理工大学担任环境工程教研室主任。曾先后在日本国立农业环境研究所、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所、美国国家大气海洋局西北太平洋海洋环境研究所实验室进行环境科学与工程的研究。发表论文被诺贝尔奖获得者引用，并被以色列国家科学基金评为评审专家。1999年我在SCI学术榜源期刊发表的论文篇数名列全国环境类第一。
在我职业生涯发展中，也一直受到南大环科系和其他校友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在南京理工大学工作期间，担任了环境工程教研室主任。我回到南大，去向王连生老师请教环境科学与工程的课程设计和安排。王老师告诉我，他已经从教研室主任位置上退下来了，现在的教研室主任是韩朔睽老师。他把韩老师叫来，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院校环境科学发展的一些思考向这样的讨论进行了好几次。现在我回南京时，还是喜欢住在鼓楼校区南苑宾馆，从小粉桥拉贝小院门口走的时候，我就会想起80年代王连生老师住在那个院子时，我到他家去请教的情形。
章蕙珠老师在国内最早进行废塑料催化裂解制备汽油的研究，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进行推广。我到南理工工作时，章老师已经退休。我拜访了章老师，和她一起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并进行放大，先后拿到了苏州高新开发区和北京一个再生资源公司的项目。章老师还找来了江苏省化工设计院的退休院长在工程放大方面给我们进行指导。1995年夏天，南京市有关部门在创建模范卫生城市时，想建一套废塑料炼油装置，就找到章老师和我。那时学校已经放假。章老师和我在实验室进行各种参数的实验。一个月后，催化专家出身的原江苏省副省长吴锡军带着南京市副市长张连发和省市有关领导、专家到我实验室观看了章老师和我演示的实验。
1997年冬天，章老师、我和另一位老师到北京进行废塑料炼油的中试试验。中试厂房是在顺义县荒郊野外的一块空地里。我们住在工棚里，外面风呼呼地吹，晚上睡觉时床上铺了电热毯，第二天早上脚还是冰凉的。我们三个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了几个星期，成功完成了中试试验。
1997年年底，我看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有一个环境中硫循环的课题。我在这方面有不少研究，被诺贝尔奖获得者引用的几篇论文都是这个领域的。我就打电话给王连生老师，问他知不知道这个项目是谁建议立项的。王老师告诉我，是中科院环境生态中心的杨文襄老师和沈济老师。我就给这两位老师写了信，介绍了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并且表示愿意和他们合作去申请这个重点项目。1998年大年初二下午，我接到沈济老师打来的电话，让我去北京和他们详细讨论这个项目的申请。到了生态中心，我了解到这个项目是由庄亚辉老师提议，杨老师和沈老师牵头建议立项的。沈老师告诉我，他在南大读书时是和王晓蓉老师的先生袁传荣老师(南大原副校长、我的结构化学授课老师)是同一个寝室的，而准备做这个项目具体工作的张晓山是和我同届的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毕业生。更巧的是，我和沈老师、张晓山在那里讨论的时候，碰到了我们化学系七八级储少岗同学。他当时是环境生态中心徐晓白院士的博士生。1998年6月，我开始了在美国大气海洋局西北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年底的时候。张晓山发 E-mail告诉我，这个项目批下来了，要讨论具体的执行步骤。遗憾的是，我当时在美国的工作刚刚开始，我无法回国保证每个月的工作时间，只好退出了这个项目。
几十年来，我也一直关注着南大环境学科的发展，看到南大环境学院已经成为南京大学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学院之一，并且在南大最早拥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八十年代后期，我还在读博士的时候，孔令仁老师被任命为环科系副主任。我在化学楼碰到他向他表示祝贺。他只说了四个字，“小系小系”。2005年回南大，拜访我的仍在环境学院工作的老同学孙成。他正好与几个南大校友聚会，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大家一起聊到南大各学科的发展前景，都认定环境学院是当时南大各学科中上升势头最快的院系。听说这几年环境学院的科研经费都达亿元以上，名列学校第一方阵；论文质量数量都列于国内同行前列，人才队伍更是应有尽有，人才济济。
2018年10月，我和我同学在南大北园散步时，年近80的邹惠仙老师看到我，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这不是杨震吗？”真是人还那个人，“环境学科”已变认“不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