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不让办文科大学？
许锡良
中国“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大学更是在劫难逃。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这将对他要办的一些事情很不利。因为，当时中国要造两弹一星，有些东西还得依靠理工科技术才能够维持。因此，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要取消文科大学，认为大学只要办理工科就可以了呢？毛泽东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搞政治挂帅，他认为那时的学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统治着，大学里文科所传授的内容，几乎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无产阶级的东西似乎又不够多，不够有吸引力。因此，干脆取消大学里的文科。
其实，毛泽东主张取消文科大学，还要与当时一个时代背景联系起来。那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反美帝、反苏修、反封建，合起来叫“封资修”，如此一反，中国的思想文化算是彻底封闭了。往后看，封建传统的那点东西不能学习，向四周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不能学，好不容易有一个苏联老大哥，可是也翻闹了，变成了苏修，因此，苏联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够学，那么，中国人能够学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够学，全国最后只乘下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可以学。另外，就是一本被严重删节的《鲁迅杂文选》，这本杂文选专门选择鲁迅骂国民党的文字。整个社会可以学习的材料就是这些。因此，从内容来看，文科大学确实不用再办了。因为，这点东西，就是一个农民在田头也可以学习完。毛泽东这样做其实为了让自己在“文革”时成王成圣作准备。在毛泽东取消文科大学之后不久，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起因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居然发现，这个生前口口声声喊毛主席万岁无疆，并且送给毛泽东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的林彪，其实从内心里并没有把自己真正看成是可以与孔孟这些圣人相比的人。在林彪的住处看到林彪摘录的孔孟语录，以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毛泽东当然是非常失望与愤怒的。原来自己一心想取代孔子的圣人地位并没有实现，连自己选择的接班人都不认可自己可以超过孔子的圣人地位。接下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毛泽东对大学文科的仇恨还与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当勤杂工作人员的经历有关。当时北大的文科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南年轻人看在眼里，但是自视很高的毛泽东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冷漠与怠慢？因此，毛泽东在建政之后，一直对大学文科与文科教授持打压的态势，在1957年里，大学里被打成右派的学者、教授、专家，绝大多数是文科教授。或者虽然是理科，但是，对人文社会持有饱满热情与兴趣的理工科教授，如当时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教授，因为发表过许多对学校管理不满意的批评文章与言论，因此，也被打成了右派。但是绝大多数理工科教授，特别是与两弹一星密切相关的教授，在反右与文革中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的。特别像钱学森、钱三强与邓稼先这些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们在历次运动中基本上免受冲击。但是，文科学者就没有那么好运，甚至连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都被打成了右派，他虽然是学工科出身，但是，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而且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自然也是在劫难逃。
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这种在整个中国取消文科大学的极端做法，与倡导的法家文化不无关系。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的官场斗争，特别是帝王统御术。自然，当年商鞅在《商君书》已经清楚地阐明了这种统御术。在书中，这种统御术的核心便是两个，一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在《商君书》中，商鞅所说的办法，毛泽东都用到了。一是取消商业贸易，二是实行愚民政策，剥夺人们的思想言论权，同时把他认为不合他意的书全部销毁或者查禁封存起来。让全国人民闭目塞听。然后就是发动战争，通过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以及各种运动，进一步奴化人民的精神，达到愚民的目的。
既然当时政治的需要一是生产，二是战争，因此，军人与农民在名义上被捧上了天，实际上，当时军人一无工资保障，二无人身自由，堪称军奴，而农民在农村户籍的约束之下，连出乡村都要有证明，而且全国几无饭店，每个人定量粮票，农民连出自己的村都有困难，其实那时的农民名义上地位高，实际上只是农奴，加上虚报粮产，执行所谓国家统购统销，农民的农产品与城市里的工业品产生了严重的剪刀差。农民备受盘剥。而当时的所谓工人也只是工奴，因为，利润的绝大部分被所谓国家拿走了，中国长期执行低工资低福利制度。所有的人都要求为国牺牲与奉献。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知识分子就被视为“臭老九”，自然更没有好运。
这些现象如果用三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的经济原理来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这种社会存在的弊病与危险性。这种情况的出现必然要导致国穷民弱。如果再让中国人看到外国的实际情况与所宣布并不一致，那么，这种愚民与奴役统治肯定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在大学里，思想最活跃的自然不是理工科，而是文科，更何况当时中国的理工科，已经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也就是将理工与文科剥离，搞独立的理工院校的办学方式，因此，北大的理工科被院系调整剥离出来了，清华大学由原来的文、理、工、医综合性大学变成了单纯的工科院校，再由于招收的学生主要是靠出身与表现，而不是实际的文化水平与学习潜能，和大量的教授被迫离开讲台，到牛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此，实际上当时的清华大学只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
这种重理轻文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直到恢复高考之后的1980年代还流行这样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甚至这种轻视文科至今在中国社会还有广泛的空间。曾经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文科变成了背诵的宣传材料。成了没有问题，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记忆就能够完成的学科。这真是一种教育的悲哀。
其实，国外大学的传统是以文科为主的。越是著名的大学，文史大楼的地位就越显著。从学科来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从功用的角度来说，文科研究的是目的，理工研究的是手段。文科要研究的是人的生活目的与生命意义，理工科只是为人的生活目的服务的手段与工具。而且因为人类几乎所有的理工科都是蜕变于文科，特别是哲学与神学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在英美法德这些有古老大学传统精神的著名大学仍然保持了文科的突出地位。在这些大学最显眼的建筑不是理工大楼，而是类似神学院、文史学院这样的大楼。至今英国最著名的学院仍然是“三一学院”，这个学院其实本质上是神学院，“三一学院”的名字就是基督教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意思，但是，这里曾经出过牛顿、培根、拜伦、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这些世界的科学家、思想家或者诗人。有些人，你很难说他是理科、工科还是文科出身。许多中国人对国外的理学类的博士一律称为“PHD”，即哲学博士学位很不理解。明明是学物理的，怎么成了哲学博士？其实，对西方学术史有一点常识的人就不难理解，人类追求的只是真理，所有的知识其实是不分文理工的，西方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手拿笔，一手拿着铁锤在思考与实验的人。牛顿从本质上说不是什么科学家，他的本质是神学家，他所研究的物理与数学成就，都只是他的本业——神学的一部分，而且仅仅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力量而存在的。
毛泽东取消文科大学，反映了他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极端无知。基于这样一种状态，罗素这个曾经在“五四”期间到中国作过一年演讲的英国哲学家、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权威教授，在文学、逻辑学、哲学与数学诸多领域都有丰硕成果的罗素，曾经将自己一本通俗的简洁普及读本的哲学史《西方的智慧》题名“送给毛泽东”，这是一本特意送给毛泽东，专门为毛泽东而写的书。罗素写作此书时已经是年逾八旬，当时正值毛泽东在中国搞“反右运动”与“大跃进运动”，眼看着一个完全不懂近现代科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和商业文明的人，在东方肆意折腾，罗素心里着急啊。因此，就特意为毛泽东写了这本通俗简洁的哲学读物，也算是良苦用心。可惜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毛泽东收到过这本书，更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阅读过这本罗素用最后的心血与智慧写出来的，连小学生都可以读得懂的书。
毛泽东当年取消文科与今天中国的文科常常被宣传所取代有相通之处，知识在客观世界是没有专业之分的，所有的知识都需要用问题来统领，并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才有意义。而人类的问题是不会那么清晰地分出文科问题还是理工科问题的。比如，现在要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与生态平衡的问题就不是一两个学科的知识可以解决的了。系统工程与一揽子问题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中国人在认识人类社会与大自然方面，确实还存在着重新启蒙的紧迫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