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62）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访苏要求。毛泽东要求访苏的主要原因是想当面与斯大林商讨有关中共即将建国的事宜以及中苏两党关系等问题。三天后斯大林回电同意，但随即又来电建议缓行。七月四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要求访苏。斯大林又以苏共政治局各成员要在八月份下乡征购粮食为由，建议毛泽东推迟到十一月底再动身。斯大林一再推迟毛泽东访苏要求，理由是说毛来莫斯科路途遥远，考虑到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毛不宜久离中国，以及担心毛泽东的健康等等。这种理由虽然很体贴毛泽东，但显然是一种托词。因为访苏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他自己不怕路途遥远，不怕身体吃不消，何劳苏方过度担心？推想起来，恐怕还是因为斯大林暂时还不愿见毛泽东，所以找各种借口一再推迟访期。而暂时不愿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可能就与毛泽东要求成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有关。一九四八年七月，毛泽东在向苏共中央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谈到访苏问题时，在其所列举的准备与斯大林会谈的问题清单中，就包括了与东方革命力量联合，同东方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关系的问题。这使斯大林警觉到毛泽东也有在远东建立类似欧洲情报局那样的地区性共产党组织的意图。这当然是斯大林不愿意面对的。但问题是斯大林不能简单地直接拒绝毛泽东这个要求，而且也难以拒绝：既然欧洲可以成立九国情报组织，亚洲为什么不可以？斯大林推迟见面，可以有更多一些时间来思考怎样妥善应付这个问题。据说，斯大林还感到他对中共还不够了解，需要知道更多一些情况。为此，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政治局成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实地观察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了解中共的情况和要求，同时也答复一些当时认为可以答复的问题。
一月三十日，米高扬乘飞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据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一文说：在二月三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毛泽东向米高扬表示：“中共赞同与印度支那、朝鲜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目前中共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与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主要是通过香港的联络员联系，而与日本共产党基本没有联系。”毛泽东提出：“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听了毛泽东的发言，米高扬表示：“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不必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日、朝三国的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党。”这件事显示：当时斯大林在成立区域性情报局问题上已对中共让步，并且在那时候斯大林的设想中，这个情报局的组成朝鲜也包括在内。
但是，由于在二月四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向米高扬谈到了外蒙回归中国的问题，非但遭到米高扬当场驳斥，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惕。结果是原来米高扬表示赞成成立的亚洲共产党情报局，也被否定了。
关于这次米高扬来华会谈，我认为斯大林至少得出了两个印象：一是中共在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毛泽东就以未来中国国家主人与亚洲各国共产党首领的身份，开始向苏共在领土和区域共产党领导权问题上争取自己的权益了。在这张索取权益的清单上包括外蒙和朝鲜，这无异要从苏联的口中夺食。如果说斯大林曾经怀疑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的传闻是真的，我以为根源就在于此。二是毛泽东对亚洲共产党情报局这样有兴趣，其实已清楚地暴露了他并不满足于单在中国称王，他还要在亚洲称王。如果这种野心不加以抑制，他终将会走上挑战苏共地位的道路。这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担心。蒙古人民党总书记乔巴山的继任者泽登巴尔（1958年11月——1984年8月，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曾告诉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毛泽东掌握政权后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求斯大林归还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斯大林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加强了对这个与中国有一千五百英里边界线的战略地区的控制”。由此看来，我在前边猜测因为毛泽东提出了外蒙的主权，引起斯大林警惕，是猜对了的。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观察，除了误判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对他野心的认识也是准确的。因为就在同年的十一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会议上就已经公开宣扬起“毛泽东道路”了。刘说：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见《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一版，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版。）打出了与列宁“十月革命”经验不同的另一面旗帜。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件事：刘少奇在这个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功绩或以苏联为榜样的话，以致当场引起苏联等许多国家代表团的反对。中共强势宣传“毛泽东道路”，明显表示出了中共不甘臣服苏共的野心。这势必会引起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怀疑，同时在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时也要更谨慎小心。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即米高扬回苏联不久，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中共进入北平以后，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就是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并对他们的革命活动给予指导。这个事实反映了毛泽东对控制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企图心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简直“擅自行动”的地步。因为直到此时斯大林也没有表示过说要毛泽东负责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事务。而毛泽东亟欲成立东亚情报局，明显是要分斯大林的权，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后来斯大林在毛泽东访苏时说将亚洲事务主导权主动交给毛泽东，我认为有相当成分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这一年五月初，金日成特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访华，请求中共将解放军中由朝鲜族人组成的三个师转让给朝鲜。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据中苏问题专家沈志华说：在会谈中毛泽东也提到了组织亚洲情报局的问题。他还向金一详细询问了金日成三月访问莫斯科的情况，特别是想知道朝鲜劳动党对成立亚洲情报局的意见，以及金日成是否同斯大林谈起过这个问题。毛泽东还告诉金一，说中共已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四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从以上情况来看：中共此时很可能已经发现朝鲜加入东方情报局的事情遇到了麻烦。因为中共发信给路远的越南、缅甸、马来亚等国共产党都已收到回信，路近的朝鲜却还没有回信，这是不合常理的。问题当然与苏联有关。因为当时朝鲜的一切大事都是由苏共控制的。只是朝鲜没有回信，表示事情还没有最后决定，那就或许还有希望。毛泽东还要再努力一下。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四日，刘少奇率高岗、王稼祥秘密访苏。此行主要目的是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共建国事宜。在七月二十七日的会谈中，先是斯大林主动检讨他过去对中国出过一些不好的主意，对一九四五年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事道歉。斯大林又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他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他又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他希望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而苏联则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斯大林这样的姿态已经是十分低调，给足中共面子了。但就在这时，高岗突然插言问斯大林：“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个问题问得很突兀，与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对调，以斯大林的地位言，高岗这样的提问是很不礼貌的。况且斯大林既然说了要与中共分工，让中共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已经包含了同意成立亚洲情报局的意思在内；不然，中共以何种身份去做东方国家的工作？而既然斯大林同意了成立亚洲情报局，则基本上已不存在中共还要不要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所以高岗的提问在斯大林看来不仅是一种挑衅，也是另有所图。以我理解，高岗的发问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逼斯大林对亚洲情报局能否成立表示更明确的态度。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进一步讨论朝鲜包括不包括在亚洲情报局内等问题。另一种就更具野心了。即苏共同意了中共成立亚洲情报局后，如果中共还想参加欧洲情报局，那说明中共还不满足在亚洲称王，它还要在国际共运中取得一种与苏共相似的、或仅稍次一些的地位。斯大林当然听得出这种富含挑战意味的弦外之音。因此他当即反击，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是时机也许还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接着又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以上交锋情况见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高岗是毛泽东的爱将，是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代表团的。他对斯大林的发问究竟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受人嘱托，恐怕斯大林也能估到几分。斯大林的答复明白地、结结实实地对高岗回敬了一棍子。斯大林的话实际上有三层意思。第一层：中国不是欧洲国家，明确拒绝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将中共的地位定在区域性共产大党的位置上。第二层：斯大林表面上同意成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又说时机还早了一点，那就是目前还不能成立。第三层：斯大林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也可参加“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如果真的这样，则所谓让中共负责东亚的说法就明显打了折扣。因为苏联也参加了东亚情报局，中共还能在局内称“老大”吗？所以，这段史实其实是反映了中苏两党在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由高岗出面的挑战，在斯大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高岗的提问我猜是毛泽东授意的。毛泽东在外蒙问题上让了步，在朝鲜问题则还想争一争。但结果毛泽东非但没有争得新的利益，连已经到手的“鸭子”也飞走了。这个“东亚共产党联盟”，事实是到最后也没有成立。
很快地，北朝鲜这只“鸭子”飞走的事实几天以后就得到了证实。大约七月底——当时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还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中共培训亚洲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学习班“第一学习组”在北京中南海开始授课。这个学习班学期一年，按国家分为七个小组，即越共组、泰共组、菲共组、印尼共组、缅共组、马共组、印共组。七个小组中竟然没有朝鲜组，这是令人惊讶的。按几个月前米高扬的承诺，组成亚洲情报局最初的三个成员，除了中共，还有就是朝鲜和日本。日本共产党没有出现在小组名单内，有资料说是因为当时中共与日本共产党还没有联系。而且毛泽东对抗战中曾在延安生活多年、战后回日本的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野坂参三有看法。因为野坂参三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斗争道路夺取政权，这个观点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也许是这些原因吧，中共在“第一学习组”中没有设“日本小组”。但是，不设“朝鲜小组”是什么理由呢？我没有见到过任何解释。朝鲜参加不参加亚洲情报局，实质是将来朝鲜归谁领导的问题。而当时的朝鲜是完全由苏联控制的。所以这个变化反映的一个事实，就是苏共已经改变了主意。它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北京：朝鲜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你中共不要再打它的主意。于是“第一学习组”内就没有了“朝鲜小组”。当然，外蒙小组就更不会出现了。
但是，这并不表示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北朝鲜。他还在通过其他的方法继续在努力。这个努力就是挑动朝鲜战争。至于那个“东亚共产党联盟”虽然没有成立，但因为斯大林答应过由中共负责亚洲共产党的事务，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中央在统战部下设立了东方各国革命问题研究会，委任李维汉为研究会书记，廖承志等七人为委员，专门研究如何在东亚各国输出革命。一九五一年一月，又成了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专门负责与各国政党联络的问题，开始搞“输出革命”。
有人说，毛泽东对外蒙、越南和朝鲜的态度体现了他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我以为这是误解。毛泽东哪有什么民族主义立场！纵观毛泽东一生的所作所为，他只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包装的封建帝皇独裁者而已。“民族主义者”云云，不过是一些无聊文人为拍马屁往他身上贴的金箔而已。早在二、三十年代，那时中共还处在“割据”和“草寇”阶段，他们奉苏联为“祖国”，在割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就是这个“共和国”的主席。当时他们还极力赞同外蒙独立，攻击国民政府说：“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见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抗战中他又提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抗战纲领”和所谓的“三国论”，把中共比喻为“日、蒋、共”三国中的一国，派潘汉年等特工与日军暗中勾结，合击国民政府军。这样一个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分裂祖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岂不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岂不要笑掉人大牙！我以为，当时毛泽东想把外蒙收回，积极支援越南、朝鲜的民族解放战争，无非是时移势异，身份不同了，他不再是一个割据一地造反的“土皇帝”，而是真正的“开国皇帝”了。当了“皇帝”就要有“皇帝”的威风，对于那些原本属于“皇朝领土”的土地当然要想法收回，以显示他的不世功勋。这件事与他后来大方地把白头山天池一半约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领土送给朝鲜，把夜莺岛送给越南，其实是同一个心态的不同表现。在毛泽东心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泱泱大国，唯我独尊。连整个越南、朝鲜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藩国，无论金日成还是胡志明都不过是我手下的“诸侯”，现在给一点土地给他们，犹如赏赐“诸侯”的“食邑”一样，有什么打紧？不一切都仍在我中央大帝国“王土”的版图之中！我以为毛泽东就是这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