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一己之力，很早就预言了苏联模式必然消亡，那么今天，在中国这个经济怪兽面前，如果哈耶克还健在，他会怎么说呢？这仍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夹杂了国家资本主义和部分的市场经济，对此，他还会像预言苏联模式那样肯定中国模式也会失败吗？
截止2025年年底，中国股市上涨18%，外贸总量破了历史记录，对外贸易顺差总量也破了万亿美元，比亚迪的电动车首次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第一；GDP增长5.2%，高科技方面，上半年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横空出世，让硅谷抖三抖，下半年年底时，中国原创创业公司蝴蝶效应被META的扎克伯克20亿美元收购，一时间风光无两，也是在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数年内首次破7，展现了人民币非常强势的一面。
怎么样，不是说中国经济要完吗，如此强势，怎么解释？
另一面，房地产是肯定熄火了，外资也仍在不停地撤退，内需一降再降，许多高铁站长荒草，大城市很多商圈生意萧条，关店闭店潮此起彼伏，许多地方冷清甚至破败触目惊心，连上海的地铁也不再拥挤，网约车客单价不断下行，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跑外卖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占总量的30%以上，失业率高到有关方面干脆不报这个数据了。。。。。。
哪一面是真的中国经济？其实这两面都是的，要说区别的话，好的那一面是对外的，不好的一面是内部的。
对外的经济，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整个国家整体和强势企业绑在一起，一致对外，国家补贴，性价比碾压四方。
对内主体是计划经济，重要的行业都抓在自己手里，除此外的其它就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你们去卷吧，能卷出来的，再为我所用。
比起当年苏联模式的机械与死板，今日的中国模式，可以说算是很灵活了，当然公有制的底线原则，和计划的主体本质是不变的，如此这般，哈耶克老儿可还有话说？
在踹度哈老可能的态度之前，先来重温一下他的十大著名的判断：
1.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市场机制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最佳途径，政府过度干预会扭曲信号，导致极权。
2.计划经济的危害，中央计划经济看似有序，实则浪费资源、剥夺自主权，最终滑向奴役。
3.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工具，但若被滥用可能限制自由，因此必须设定边界。
4.警惕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牺牲个人自由，导致权力滥用和创新受阻，社会失去活力。
5.反对政府刺激，货币与财政刺激是“饮鸩止渴”，会制造虚假需求，最终引发通胀与萧条。
6.自由高于平等，如果社会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最终既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而是新的专制。
7.知识分工与市场秩序，市场是人类合作的伟大发现，依靠分散知识和价格信号实现自发秩序。
8.法治的核心作用，自由依赖于法治，政府应发现并维护自然演化的规则，而非随意创造法律。
9.有限政府与制衡，政府必须受限，避免福利国家和民粹侵蚀自由，权力需分散与监督。
10.自由的本质，自由不是放纵，而是有序的生活状态，在其中个人追求目标而不侵犯他人权利。
这是写下《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主要的经济主张，大体上这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基本原则，发达的现代经济体制非常哈耶克！
那么，对过去40年取得经济奇迹，并声称以中国的特有模式走出现代化之路，哈耶克会说些什么呢？
我认为他坚持的大原则是不会变的，庞杂而巨大的经济体系只要是计划的，不管表面怎么变，它的本质不会变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对这种体系的计划代表了一种认知缺陷，对不可行之事偏要搞我就可以，我就能！尤其是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这种自信感更加爆棚，还会有人来自动献媚：以前技术水平不够不可行，现在技术达到这样的高度，计划经济大有可为！
事实上任何阶段都不可以，否则因果失序，哈耶克应该不会直接对中国经济模式下什么定论，他只是会说：任何试图由中央权力“整体规划经济秩序”的制度，都会在信息层面不可避免地失败。原因不在“道德”，也不在“效率低”，而在于一个极其技术性的事实：
价格体系是一种分散知识的传输机制，个体掌握的是“情境性、局部性、不可集中”的知识，中央计划者无法在事前收集、处理、更新这些知识，就算拥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可以。
苏联的模式好判断，是因为它直挺挺的就和上述要素原则对立，所以一眼就能写答案了。
中国则不同，它有很多变体，灵活的多，它是一种在政治高度集中下运行的、部分市场化的自发秩序。这不仅可以运行，甚至在特定历史阶段是高度有效的。但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来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企业在灰色地带的开拓性试错，政策模糊带来的制度套利空间，这些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时期的特殊阶段，并不是稳定持久的制度承诺，只是被允许的例外，随时都可能翻篇。
按照哈耶克的原则：一旦这种自发秩序完全取决于政治意志，而不是法治与规则，它就极其脆弱！
当价格、利润、风险信号开始被“政治目标”、“道德叙事”、“安全逻辑”压制时，并不会立刻导致崩溃，而是会出现：投资决策越来越像“政治任务”，风险被系统性低估，错误被延迟暴露。
一旦如此，资源错配就将被长期固化，苏联是极端版本，中国则是渐进的、可调节的、但方向危险的版本。
更重要的一点是：市场不是因为成功而有效，而是因为失败被允许发生才最终变得无比高效！如果这样不能发生，那样影响太大，或者它有负面的政治影响，因此以各种形式不允许它发生，那么经济体系的学习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必然逐步退化乃至丧失，最终走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尴尬境地。
所以如果假设哈耶克评价中国过去四十年的进步，他可能会说：中国的经济成就，并不是计划的胜利，而是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被绕开、被修正的结果。
对这个体系，他可能会提出一个时间维度上的忠告：
短期：高度集中的权力 + 部分市场机制 = 极强的动员与追赶能力
中期：信息开始扭曲，纠错成本上升，创新趋于保守
长期：趋于停滞、僵化、内卷化
现在的中国，应该处于中期，其实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因为过去重大的认知缺陷贸然决策并严苛执行酿下的苦酒，最典型莫过于计划生育政策，后面的房地产和过度基建同出一脉，在人口这个应该完全尊重自然选择的问题上，它无法避免的痼疾发作了，并且硬是坚持了几十年，整个过程中，不把人当人，只是当一个国家零件来处理的核心态度贯穿始终，这种态度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之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把这个制度的核心问题暴露无遗，如果人不能成为高度文明的独立个体，建设出的所谓发达完全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群未开化的人穿了洋装，会用手机和电脑而已。它的结果是，你可以在一些局部的甚至是全部外在地方是成功的，但最终犯下系统性的、不可挽回的错误。
中国模式的复杂性，应该让哈耶克不至于直接会给出结论性的评判，但会委婉的说：“文明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让一个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秩序，自由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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