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5）
二个月后，学校搬到离一个叫罗城的小镇约五六里的村庄。我们这些学生统统住在一个祠堂中。听说学校要在这里建造新的校舍，等造好了就可正式开课读书。对此我们只能耐心等待。这里不像仙源那样都是高山，而是属于丘陵地带，与平原相比只是地势稍有起伏而已。因此那里的风景比起仙源好像要秀丽些，视界也要开阔些。在仙源，学校是单独建在山沟里的，我们与当地“老俵”几乎没有接触；但这里，在我们居住的祠堂周围还住着一些当地居民。我们与他们共用一个厕所。因此我们发现了过去只听说过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大便后不用厕纸，而用一种宽不到一公分、薄一毫米多的篾黄，我们称之为“刮污竹爿”。万载也产竹子，所以造纸业也颇发达。竹子的外皮篾青一般用来编制竹篮、竹筐等容器，而剩下的篾黄就派上了这个用场。当地人如厕时，人人手拿一条篾黄。如厕完毕，就折一段篾黄刮肛门清洁，然后丢掉，再折再刮再丢，直至自己认为刮干净了为止。这种生活方式与我们上海与江南地区大不相同，也算是见识了不同的人生。
离祠堂数十公尺有一条公路，一头通县城，一头通罗城。 这条路不通公交车，所以白天见不到一辆车，但晚上却常可听到汽车隆隆驶过的声音。听人说那是军队在运送木材。罗城是一个木材散集地。那时台湾说要反攻大陆，所以战备气氛很浓厚。这些木材据说都是用来修地下坑道的。学校搬到新址不久，我就和几个同学去游了一次罗城。罗城镇子很小，一条石板街，两旁开了几家店铺、食肆。其中有一家还是中药店。街旁边有一条大河，河面很宽，但水不深，河中有许多沙洲。而河对岸就又都是重重叠叠的高山了，跟仙源的山一样。河中停满了木排，其中有不少是差不多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干。听人说，这些木材都是从上游两边山上砍伐下来的，先被推到山下，到雨季水量丰沛时，利用溪水的力量将这些木材冲到河里，再顺流汇集到这里。然后由这里的加工厂将木材截成需要的长度装运出去。
河上有一座很高大的石桥，已记不清是三孔还是五孔的了，桥身上长满了薜荔和青苔，石缝中还长了一些小树。小树上有许多不知名的小鸟，有的吱吱喳喳，吵闹不停；有的却如高明的歌手，只消偶尔一展歌喉，长鸣一声，清脆响亮，如利剑破空，其余音则又如百丈彩带婉转柔和，飘荡空中，顿时压过了所有的鸟鸣声。所谓“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即此之谓。我正在惊叹这小鸟叫声的清丽，突然有一只五彩斑斓的鸟儿冲天而起，当它展开的双翅与阳光相交的一刹那，迸射出万道霞光。“哇”！我几乎惊呼出声。真是漂亮啊！因想这只翠鸟是不是不想让这只唱歌的鸟儿专美於前，所以也要来一展它美艳的身姿呢？看来它们虽是小小鸟儿，但也有争妍斗艳的天性，真是万物皆有灵啊！吾人岂能小看这些生物哉！我又评估此桥，怕是很有些年头了。而这也说明这座小城历史的悠久和经济地位的重要。不然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山间小镇，会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去建造这样高大的石桥。因此我猜这里自古就是一个木材的重要散集地。这个小镇很可能就是因为木材而兴建的。只是我不知道这旁边的大河流向何方，大桥的另一端又联通何处？当时我没有想到要去桥上走一走，看一看，这一点至今想来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学校从仙源搬迁到罗城途中，我们曾在一个叫大桥的镇上住了一晚。在旅店里，因为下雨寒冷，与几个同学一起烤火，不意被人偷走了一双放在房间内的雨鞋和一只搪瓷杯。我怀疑偷的人不是旅店的服务员就是我们一个县来的那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偷的，但无凭无据我不敢去问，而且知道问也没有用。初到万载时，我已经被人偷过一条运动裤。这次又被偷使我心理上产生了阴影。多年以后做梦常常做到去外地参加大会，会议结束了大家都回去了，我也准备回家时却发现我的行李被偷光了。没有雨鞋下雨天出行不便，但当时国内各样物资都万分匮乏，根本买不到雨鞋。我只能写信给父亲，请他从香港买了寄来。父亲很快就寄来了一双半高筒雨鞋来。因为是半高筒，比较重，而一只包裹不能超过五百克重量，所以一双雨鞋分了两只包裹寄。我看包裹单上的邮局地址，问了学校的人，说那是去县城公路半道上的一个小镇，距这里大约有十里路左右。因为不通公交车，我就步行而去。其时虽还未到“暮春三月”，但已“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公路边的灌木丛，不知名的小花怒放，红、黄、蓝、紫、白，色彩缤纷，洋溢着春天的气息。走上一个小丘顶，望远处谷底的一个村落，阳光下竹树迷离，炊烟袅袅，像极了我曾看过的《水浒》连环画上的一幅插图。那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以后逃到五台山当了和尚，一次他从五台山寺出来，下山到村里去喝酒拿定制的禅杖，远望山下的景色，就与这差不多。又经一处，离公路不远处有一个高岗，岗顶上长着十几株古松，孤高挺拔，疏枝虬结，很像我家中一册《芥子园画谱》上的一幅插图。有啄木鸟正在这几株古松上啄木，“梆梆梆”地空谷回音，使这里的景色显得分外幽旷、苍凉。 我一度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回到了八、九百年前的宋代。而那座高岗就是林冲险些被害的野猪林。
在万载我还见到过一个“老红军”。那是一次参加劳动去罗城拖毛竹在公路上碰到的。他大约五十多岁，推一辆独轮车，正停在路边歇息。他身穿白布无袖短衫，一条破旧的、灰色布围巾挂在颈间，手里拿着一只破旧的草帽在搧风凉，黝黑刻满皱纹的脸上处处透露着生活的艰辛。一个学校职工，本地人，正好与我同行，告诉我这个老汉是土地革命时的老红军，长征时没有跟着一起走而是留在家乡，因此现在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很惊讶：这样一个曾经的老红军、老革命，怎么还在做苦力？我天真地问：“难道政府对他们没有一点照顾吗？” “照顾？”他笑了，“怎么照顾？这样的人这里多了去了。”那个职工断然地回答我。我无言以对。因为中途脱离革命，胜利后也就无资格享受高官厚禄的“胜利果实”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我总觉得政府有点太绝情，毕竟人家过去也参加过革命，为革命出过力嘛！即使不给官当，给他们在国家单位安排一个普通的工作，让他们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不用那么辛苦，也算是照顾，难道很难做到么？后来我了解到，像万载这样的“老革命根据地”，当年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长征的红军和赤卫队员确有不少。他们的处境都与这个老红军差不多。然而我总认为，若政府有心要照顾他们，总是能找到办法的。而由此我一方面觉得：共产党坚持几十年革命确实不容易，因为几十年中会发生好多变故。另一方面，过去我只知道共产党对叛徒痛恨，现在看来对于革命不坚定者好像也不待见。共产党对于这些曾经的同志的冷酷无情，有时甚至比对过去的敌人还厉害。过去的敌人大赦后还会安排他们一个政协委员或文史馆馆员当当呢！当然，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共产党斗共产党历来残酷无情，也都是“光荣传统”了，不给安排工作那实在是小事一桩，何足道哉！
在仙源时我们就盼着开学上课。但课却迟迟开不了。学校连教室也没有，说要等造好了才能开课。后来学校从仙源搬到离罗城几里路远的乡下村庄，也是如此。结果我去了江西半年左右，书一天也没有读到，劳动倒参加过几次，一次是去山里搬木板，有几次是去拖毛竹。这种劳动非我体力所及，因此后来一段时间别的同学去劳动，负责学生小组的就没有叫我也出工，我只能留在宿舍。一九六二年四月，学校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方针，决定原来建校计划被搁置，学生人数要精简。学校动员我们一批年幼体弱的学生退学回上海。这对许多同学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而我却不愿意。我还幻想着终有一天学校会开课读书。结果我的几个退学的同学回去一说学校情况，我的母亲就着急起来。父母来信劝说要我也回去，我不听。最后父亲来信说母亲为此急得生了重病，要我迅即请假回去看望，这样我才请假回家。回了家，母亲当然再也不放我回江西了。而且，我从还留在学校的几个同学信中得知，何时开学读书还遥遥无期，有传说学校不再办了，现有的学生要分插到其他分校去，因此他们也在为今后的出路惶惶不安。在这样的情形下，再考虑到我的身体也确实负担不了劳动的强度，我就同意了母亲的意见，去信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由于我在学校动员退学时不肯退学，后来才申请退学的，错过了集体退学的机会，办理退学手续就遇到了一些麻烦，拖了差不多半年才办成。而我留在学校的行李最后也是请留校的同乡同学帮我带回的。那段时间我人在上海，户口和油、粮关系还在江西，学校几个月才给我寄一次粮票来。这样最初几个月我的吃饭就成了大问题。幸好那时政府已允许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可以从香港、澳门寄粮食包裹进国内，但因规定每个包裹不能超过五百克，我父亲就天天寄一个包裹来。一个包裹一斤米，正好是我一天的口粮。这米在香港买只要几毫港币，但邮费和包装费却要好几元。当时父亲的工资也不高，所以这完全是父亲的爱心才帮我渡过难关的，是父母家人的爱心我才没有饿死。因此，对“可怜天下父母心”，“谁言报得三春晖”我是深有体会的。后来文革中大唱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我听到就要在心中冷笑，骂一句“见他妈的鬼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