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进口鸦片，英国医学协会还设立奖章推动国产鸦片的培育。英国政府一方面把吗啡含量为4%－6%的印度鸦片出口到中国，另一方面又进口吗啡含量高达10%－13%的土耳其鸦片用于本国制药业；英国人一方面视中国人因享乐而吸鸦片是“独特的东方习俗”，另一方面却以治病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把鸦片酊（Laudanum）灌进自己的身体。“纵观整个19世纪，鸦片在英国、西欧和美国被广泛使用，就像今天的阿士匹林（Aspirin）或扑热息痛（Paracetamol）一样。在1831－1895年间，英国国内鸦片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26]
英国沼泽区的民众滥用鸦片的情况尤其严重，用以减轻农业劳动的单调与繁重，以及沼泽地气候引发的疟疾、热症、风湿、神经痛和肌肉痛。除此以外，当时英国民众也可轻易地从药剂师、杂货店、书店、甚至流动小贩，用廉价购买由鸦片配制成的“多弗粉”、“哥罗丁”（chlorodyne）之类的专卖药。在“鸦片无害”的假设下，当时的英国国民都对“上瘾”这个副作用，当成解脱病痛的代价。此外，当时英国市场亦出售含鸦片成份的“婴儿保静剂”，为了减轻育儿的负担，英国贫民窟的母亲、保姆、甚至育婴堂都乐意对孩子喂食，可以想象当时服用“婴儿保静剂”的儿童通常肤色灰白、营养不良，陷于比他们的父母更悲惨的境遇。下流社会的妓女、酒鬼用鸦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会的贵族、学者用鸦片享乐、激发灵感；身为英国国王的乔治三世嗜食鸦片，导致疯狂，即位的乔治四世同样具有鸦片瘾[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