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细节出现在第二十六回。先说背景：在王婆的帮助下，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武大郎捉奸反被西门庆踢伤，躺在家里求生不得。他请潘金莲好好待他，否则武松回来麻烦大了。潘金莲等人一不做二不休，将武大毒死。只等一把火烧了尸体，就万事大吉。何九叔是本地管送死发丧的“团头”。西门庆送他十两银子，要他“一床锦被遮蔽则个”，激起他的疑虑。尸体火化时，何九叔偷了两块骨头，和那十两银子一起留作证物。且看送丧那天：
“那妇人带上孝，一路上假哭养家人。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叫举火烧化。只见何九叔手里提着一陌纸钱，来到场里。王婆和那妇人接见道：九叔，且喜得贵体没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买了大郎一扇笼子母炊饼，不曾还得钱，特地把这陌纸来烧与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至诚……”
我要谈的，是这个买了炊饼没给钱、来烧纸钱的细节。武松杀嫂的故事，可圈可点的很多，为什么提这个呢？原因是，这是一个不显眼，但非常棒的细节。每次读武松的故事，到了这里，总生出一种敬畏，想说说它。
好的细节，有些是明显的。比如王婆的寿衣：她设计撮合潘金莲和西门庆，让一个出钱，一个出力，给自己做寿衣。三人最后都死在这上面。读者不难领会其中的讽刺。施耐庵也喜欢，多次提及。有些则不明显，像是考上了名校、衣着普通的穷孩子。何九叔烧纸钱应属此列。作者也许也是一时的灵感。何九叔欠武大的钱，只这里提到，之前之后都没有。
这个细节好在哪呢，它看似没有必要啊：剧情是何九叔偷骨头。有了骨头，武二郎才有了凭据，先经官府（他未定有指望，但必须走这一步）再设宴逼供，最后杀死潘金莲和王婆。我们可以理解这件证据的重要性。武松用私刑，他是探长、法官，也是行刑人。没有何九叔的证物，两个女人未定会招认，武松杀了她们，虽然她们确实有罪，我们也难免会认为他蛮横；大英雄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冤杀两个女人，这种可能性会让我们，还有那些被武松邀来作证的高邻，不寒而栗。《水浒》不是女权主义的先驱（《红楼梦》是）但作者杀死哪怕一个王婆，也不能那么草率的。
言归正传。何九叔即使没烧纸钱，也可以偷骨头。为什么要烧纸钱？不仅如此，他还自愿给了个理由：欠武大的炊饼钱。按理，武大死了，他不必提这个欠账；即使提了，也该将真钱还给死者的家人潘金莲。巧的是，不管是何九叔，还是潘金莲，都对这笔真钱没兴趣。这不是作者的疏忽；其实真钱不如纸钱重要。或者说，九叔与武大之间有个抽象的借贷关系，比具体的那个更要紧。作者还借王婆的口（王婆说的当然是套话）做了暗示：“九叔如此至诚。”
这是个重要场面。武大郎的冤情能不能昭雪，潘金莲等人能不能令人信服地伏法，全在九叔的表现。如果拍电影，他提着纸钱来到火葬场必须用慢动作等手法渲染，因为初读时我们未必意识到这场面的重要性。重要的场面得有相配的细节。所以九叔买的这扇笼炊饼还是豪华版（子母炊饼；我一直想知道它长什么样）。
买了炊饼还纸钱不仅写实，也是象征。武大生前弱小，常被人欺负。他们骂他“三寸丁、谷树皮”。他死后，明明死因蹊跷，人们却都怕西门庆，不敢为他出头。镇子总体是一个欺软怕硬、无甚德行的所在。何九叔也不是因为义愤才去偷骨头的——他是怕武松回来不好交代。假若武大没有这个硬汉弟弟，他就像当今美国城市的无家可归者一样，死了也没人问。那么是否一点亮光也没有呢？一个人冤死了，人们是否就忘了呢？也不是。何九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保留了证据，稍微回报了武大生前对高邻的善意，赔偿了他们对他的恶行。偷骨头是何九叔的“至诚之举”；他凭此承认并报答了他（还有镇上的人们）欠武大的。但是，文学上复杂、抽象的安排得有精美、切实的细节来帮衬，才能产生效果。承认他欠了炊饼钱，特意来烧纸，就是这个看似不必要的精美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