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丨抗战期间，多少壮丁未入军队死在了半路？zt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损失严重，常年需补充大量兵员。

自1936年起，国民政府实行征兵制与募兵制结合的兵役制度，以“平均、平等、平允”为原则。但由于无法做到全面的户籍管理、也无法杜绝保甲长的徇私舞弊，征兵被办成了一件大恶政。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说，“抗战以来，成绩最不良者为役政。”

依国民政府官方数据，从1937年~1945年，全国实征壮丁1392万，其中1201万被补充到军队，仅有191万在途中逃跑或死亡。①

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图：抗战宣传标语

虽然没有关于壮丁逃亡比例的完整统计，但当时的军政要员们，有着基本一致的估计。

何成濬在1942年说：“接莆永师管区司令汪世鎏函云：闽省征兵极为困难，已征入营之壮丁，逃亡者几达总额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缉拿不易云。” ②

同年，白崇禧估计，“目前各师逃兵数，每月至少三百，多则五百，以此类推，一师一年中便要逃亡三四千名的战斗兵。”③

抗战期间任任第26军军长的丁治磐，也在1943年的日记中说，“民国三十一年，全国计征壮丁100万人，逃者60%，病30%，伤□□（□表示缺字）10%”；又说：“自征兵以来，已征700万人，连年逃亡达半数。”④

逃亡率如此之高，自不难理解，何以全面抗战的八个年头里，征兵工作始终只能靠“抓”和“绑”来完成。本该胸戴红花被敲锣打鼓欢送从军的壮丁们，只能如同囚犯一般，被捆绑着双手，才能顺利送入军营。

蒋介石曾对着征兵干部，严厉批评这种做法：

“据报各部队将新兵接收后，仍有用绳捆作一串武装编押，情同囚犯，民众触目伤心，积年累月之兵役宣传，被若辈一绳一棒扫荡无遗。抗战及征募之前途，切受重大之打击，实堪痛恨！兹特重申前令，嗣后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生，一经查实，该接收部队长官及接兵人员，均予依法严办，决不姑宽。”⑤

但这种训斥并不解决问题，因为主因在于制度缺陷。

因为军阀割据的缘故，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始终未能建立起“义务征兵”制度。只在1936年，曾于中央军控制的江浙六省范围内实施过“义务征兵”，训练完毕者约50万人，稍后经淞沪、武汉等大型会战，迅速补充殆尽。至于西南各省，军阀们为维系其军事力量的“私有化”属性，对“义务征兵”制度极为抗拒。这种兵役制度上的先天缺陷，导致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严重缺乏预备、后备兵员，必须依赖临时的“壮丁征发”和临时的“壮丁训练”。

军阀割据也阻碍了国民政府建立起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作为补救，抗战期间曾推行过“国民兵身份证”制度。该证详细记载了每个国民兵（18-45岁男子）的出身特征——包括出生年月日、家属姓名、籍贯、脸型、手指的箕斗状况、脸部有无麻子、有无痣、眼睛大小、鼻梁高低等等。

但这种临时性手段，只能救急，不能治本，故而陈诚曾如此无奈感慨：

“果然户口办得好，壮丁的年次、数目，均了如指掌，则征召新兵，有如按图索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处。不过清查户口，却不是想做就做的事，姑不论人手、经费、技术等问题急切不易解决，单就时间来讲，几千年做不好的工作，要于仓促之间应手而成，天地间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事。”⑥

除此之外，陈诚就抗战征兵只能靠“抓”和“绑”，有四点深刻反思。陈在回忆录中写道：

“照道理讲，人民受国家的保护，才能安居乐业，一旦国家遭逢危难，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安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因而拥护国家的号召，流汗流血，原是义无反顾的事。不过话虽如此，也要顾及一下几项事实：一、政府是否充分尽了保护人民的责任？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否有痛痒相关的传统？三、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是否认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牺牲得有无价值？四、各级行政官吏是否公正无私素受人民敬爱？”⑦

对这四个问题，陈诚的回答全部是“否”。

图：发给壮丁家书的光荣证书

士兵生活水准太差，也是壮丁逃亡率极高的重要原因。

按常理，战争时期，士兵的饮食应该优先保障，前方士兵吃得比后方民众好一些，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央军一个底层二等兵年收入，曾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全面抗战爆发后，脆弱的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前线士兵的饮食，逐步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远不如工人，也比不上农民及知识分子。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使）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

道路、交通等硬件设施太差，也是导致壮丁视兵役为畏途的直接因素。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曾如此这般无奈感慨：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

图：抗战期间，中国士兵多数营养不良

以上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相当数量被抓的壮丁，没有能够进入军营，而是死在了途中。

1941年7月，蒋梦麟致信蒋介石，就其所见沉痛写道：

“梦麟此次视察……（沿途）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贵阳）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身体）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10%矣。”⑨

蒋梦麟还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蒋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壮丁的中途死亡率做了一个估计：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1400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700人死剩17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因为那时所根据的各项数字是军事秘密，我没有记录下来。现在事过境迁，为保留史实计，我在这里写出来，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载看。”⑩

图：蒋梦麟

蒋梦麟所提供的这个壮丁死亡数据很惊人，学术界一般对其持保留态度。如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一书，对于“惨死于武装押运途中”的壮丁数量，“保守地以（损失壮丁数的）10%估计”。该书同时也承认，蒋梦麟的统计数据不能轻易否定，因为“本书以无更多直接资料以资旁证，未采用蒋氏估计。但蒋以亲见亲闻所作出的估计，应具相当的可靠性。谨注以备考”。(11)

蒋梦麟所提到的数据——“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亦即半数壮丁在途中或病或死，也可以在西南联大教授陈达的亲身观察中得到印证。

1946年，陈达出版《浪迹十年》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由广西柳州运兵入云南，曾派某军官押运，此人在昆明市外西北五里许黄土铺住宿，该地保长负招待之责，据其自述，一路饿死或病死的兵颇多。押运官到昆明市后，即向负责机关领粮，但减价出售款归私有。士兵大致吃稀饭，难得一饱。士兵夜间许多人共宿一房，无床无被，少数人能坐，多数人站立。次晨开门，有人依墙而死。过此往楚雄交兵，据估计自广西柳州至交兵地点，死亡的士兵约占一半。”(12)

陈达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45年1月28日。

图：陈达《浪迹十年》一书关于壮丁死亡率的记载

国民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来缓解壮丁的逃亡。比如变更征兵方式，让每个军在固定的管区进行兵员补充，征兵、补充、训练一体化。这样做有两点好处：（1）该地区的壮丁被输送至同一部队，同乡情谊有助于减轻其背井离乡之感，降低逃亡比率；（2）部队在管区征兵自用，可减少中间环节的腐败弊端。

但这类措施成效也很有限，直到抗战末期，在美军的帮助下通过改善交通和饮食，壮丁的死亡率才得到切实降低。一如蒋梦麟所感慨的那般：

“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

可惜的是，此时已是抗战末期，且飞机有限、机场也有限。

（完）

图：1944年，被征召修筑机场的四川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