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国民党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暗杀、抓捕吉鸿昌的理由，是吉鸿昌从事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
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
1、吉鸿昌收受了蒋介石的钱，本来想投奔蒋介石的，但后来又反悔，令蒋介石怀恨在心；
2、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更恨；
3、蒋介石曾经命令吉鸿昌剿共，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军。蒋更是无法容忍。
后来吉鸿昌被捕受审，国民党的军法官在法庭上，是这样问他的：“你在天津租界里，做苏俄代理组织地下党的工作，我们已经掌握你的文件和充分证据，请你如实供认。”
吉鸿昌对此，是供认不讳的。
以上这些珍贵史料，出自吉鸿昌生前战友傅二虞的证言《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这篇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五辑第63至126页。
众所周知，大陆出版的各地《文史资料》，都是各地政治协商会议编写的，换言之，都算是官方史料，既不是敌方“反动”材料，也不是什么街边野史。
更致命的是：还有印证。
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透露了这样的事实：
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
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
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
凌勉之的这篇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五辑第127至143页。
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
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十七辑里面。
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以及其相应的页码：
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俄代理组织（117页）；
2、经过苏俄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119页）；
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127页）；
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第129页）；
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俄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第195页）；
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第196页）不久后被枪决。
以上种种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
这才是吉鸿昌故事的真相。
吉鸿昌的维基对此也有记载：
吉鸿昌
吉鸿昌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策反旧部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得知后，执意中断在国外的“考察”，摆脱特务监视回国。2月28日吉鸿昌抵上海。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并于4月加入中共。[3]不久，他就整理出版了17万字的《环球视察记》。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只身潜入鄂东北麻城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30师88旅，89旅，90旅，投奔鄂东北苏区。但是只有一个90旅愿意起义，国军第13师围追堵截，这个90旅很快哗变，吉鸿昌派去策反的副官被30师师长杀害，投共失败。大约是11月底12月初，即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之时，吉鸿昌离开苏区。
1933年，在热河抗战、長城戰役后，日军占领察哈尔部分地区。3月25日，吉鸿昌乘火车抵张垣。中共张垣特委派出吴化之与吉鸿昌联系,担任吉鸿昌统率的抗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5月26日，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在察哈尔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后任北路前敌总指挥。何应钦断绝对抗日同盟军一切经费补给途径，吉鸿昌自己拿出6万元购置军火。至7月12日同盟军攻占多伦（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康保、寶昌、沽源等4座县城，将日满伪军驱出察境。[4]因为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蒋介石认为该军妨害统一政令、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逼近察哈尔。
8月5日，冯玉祥将察军政大权交给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吉鸿昌、方振武等则公开中国共产党身份，率领余下部队在察哈尔南部地区寻机建立新苏区。[5]
9月，部队辗转到赤城县北的独石口后，在进军商都准备与抗日将领高树勋会师时，遭国军多番阻击，便决定“抗日讨贼”，南下攻打由何应钦所率中央军重兵把守的北平。[5]国民革命军驻北平城防部队受到偷袭后反攻，将吉鸿昌等部逼退至当时中、日两军驻地中间地带，国军与日军达成一致围攻其残部。为避免全系被歼，吉鸿昌、方振武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剩余部队、二人离队出洋的和谈条件。[6]
1933年秋，吉鸿昌乔装辗转回到天津。为安全起见，他先住进了六国饭店。1933年冬，吉鸿昌与宣侠父建立了联系，不久他们二人化装到上海，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王世英接上了关系，汇报了察哈尔抗日的详细经过。
加入中共、渗透活动
1934年3月，宣侠父介绍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陪吉鸿昌到上海履行了入党手续。
1934年4月初，南汉宸受共產党的指示也来到天津。吉鸿昌和南汉宸、宣侠父、任应岐等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拟把当时正在江西参加“剿共”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的兵力拉回河南，再和地方民团组织联合起来，组织十几万人的中原暴动，再拉到西北与杨虎城会合。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中央委员会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建立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歧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和宣侠父出版机关刊物《民族战旗》。继续从事兵变和策反中央军等工作。
1934年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
1934年8、9月間，被派往安徽進行渗透和發動武裝抗日的人員被捕，暴露了吉鴻昌在天津組織訓練武裝力量的工作。[7]
被捕遭杀
11月9日晚，在天津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吉鸿昌、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秘密开会的房间，被中国国民党力行社华北区郑介民、天津站陈恭澍派遣的特务吕一民、吕问友闯入开枪，刘少南當場中彈身亡，吉鸿昌亦被流彈擊中右肩受傷，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买通法工部局。
11月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受审，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
11月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移送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羁押在北平陆军监狱（今东城区炮局胡同21号），由軍法處訊办，国民党中央军令： “以吉、任累次逞兵作乱，危害民国，通緝有案。更在津勾结共产党，应即按照《紧急治罪法》将吉、任二犯执行枪决。”
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该两犯已供认不讳”，吉鸿昌与任应岐被执行枪决。
不过他的侄子吉星文，的确是位抗日英雄，可惜在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