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的反蒋暴动行为、武力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已经在用他自己的话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自白。
依据国民党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暗杀、抓捕吉鸿昌的理由，是吉鸿昌从事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
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
1、吉鸿昌收受了蒋介石的钱，本来想投奔蒋介石的，但后来又反悔，令蒋介石怀恨在心；
2、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更恨；
3、蒋介石曾经命令吉鸿昌剿共，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军。蒋更是无法容忍。
后来吉鸿昌被捕受审，国民党的军法官在法庭上，是这样问他的：“你在天津租界里，做苏俄代理组织地下党的工作，我们已经掌握你的文件和充分证据，请你如实供认。”
吉鸿昌对此，是供认不讳的。
以上这些珍贵史料，出自吉鸿昌生前战友傅二虞的证言《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这篇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五辑第63至126页。
众所周知，大陆出版的各地《文史资料》，都是各地政治协商会议编写的，换言之，都算是官方史料，既不是敌方“反动”材料，也不是什么街边野史。
更致命的是：还有印证。
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透露了这样的事实：
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
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
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
凌勉之的这篇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五辑第127至143页。
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
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十七辑里面。
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以及其相应的页码：
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俄代理组织（117页）；
2、经过苏俄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119页）；
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127页）；
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第129页）；
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俄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第195页）；
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第196页）不久后被枪决。
以上种种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
这才是吉鸿昌故事的真相。
吉鸿昌的维基对此也有记载：
吉鸿昌
吉鸿昌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策反旧部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得知后，执意中断在国外的“考察”，摆脱特务监视回国。2月28日吉鸿昌抵上海。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并于4月加入中共。[3]不久，他就整理出版了17万字的《环球视察记》。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只身潜入鄂东北麻城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30师88旅，89旅，90旅，投奔鄂东北苏区。但是只有一个90旅愿意起义，国军第13师围追堵截，这个90旅很快哗变，吉鸿昌派去策反的副官被30师师长杀害，投共失败。大约是11月底12月初，即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之时，吉鸿昌离开苏区。
1933年，在热河抗战、長城戰役后，日军占领察哈尔部分地区。3月25日，吉鸿昌乘火车抵张垣。中共张垣特委派出吴化之与吉鸿昌联系,担任吉鸿昌统率的抗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5月26日，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在察哈尔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后任北路前敌总指挥。何应钦断绝对抗日同盟军一切经费补给途径，吉鸿昌自己拿出6万元购置军火。至7月12日同盟军攻占多伦（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康保、寶昌、沽源等4座县城，将日满伪军驱出察境。[4]因为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蒋介石认为该军妨害统一政令、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逼近察哈尔。
8月5日，冯玉祥将察军政大权交给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吉鸿昌、方振武等则公开中国共产党身份，率领余下部队在察哈尔南部地区寻机建立新苏区。[5]
9月，部队辗转到赤城县北的独石口后，在进军商都准备与抗日将领高树勋会师时，遭国军多番阻击，便决定“抗日讨贼”，南下攻打由何应钦所率中央军重兵把守的北平。[5]国民革命军驻北平城防部队受到偷袭后反攻，将吉鸿昌等部逼退至当时中、日两军驻地中间地带，国军与日军达成一致围攻其残部。为避免全系被歼，吉鸿昌、方振武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剩余部队、二人离队出洋的和谈条件。[6]
1933年秋，吉鸿昌乔装辗转回到天津。为安全起见，他先住进了六国饭店。1933年冬，吉鸿昌与宣侠父建立了联系，不久他们二人化装到上海，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王世英接上了关系，汇报了察哈尔抗日的详细经过。
加入中共、渗透活动
1934年3月，宣侠父介绍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陪吉鸿昌到上海履行了入党手续。
1934年4月初，南汉宸受共產党的指示也来到天津。吉鸿昌和南汉宸、宣侠父、任应岐等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拟把当时正在江西参加“剿共”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的兵力拉回河南，再和地方民团组织联合起来，组织十几万人的中原暴动，再拉到西北与杨虎城会合。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中央委员会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建立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歧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和宣侠父出版机关刊物《民族战旗》。继续从事兵变和策反中央军等工作。
1934年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
1934年8、9月間，被派往安徽進行渗透和發動武裝抗日的人員被捕，暴露了吉鴻昌在天津組織訓練武裝力量的工作。[7]
被捕遭杀
11月9日晚，在天津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吉鸿昌、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秘密开会的房间，被中国国民党力行社华北区郑介民、天津站陈恭澍派遣的特务吕一民、吕问友闯入开枪，刘少南當場中彈身亡，吉鸿昌亦被流彈擊中右肩受傷，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买通法工部局。
11月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受审，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
11月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移送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羁押在北平陆军监狱（今东城区炮局胡同21号），由軍法處訊办，国民党中央军令： “以吉、任累次逞兵作乱，危害民国，通緝有案。更在津勾结共产党，应即按照《紧急治罪法》将吉、任二犯执行枪决。”
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该两犯已供认不讳”，吉鸿昌与任应岐被执行枪决。
不过他的侄子吉星文，的确是位抗日英雄，可惜在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毙
吉星文
| 吉星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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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08年5月13日 大清河南省陳州府扶溝縣 |
| 逝世 | 1958年8月24日（50歲） 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1] |
| 墓地 | 中華民國新北市汐止區國軍示範公墓[2] |
| 籍贯 | 河南扶溝 |
| 国籍 | 中華民國 |
| 政党 | 中國國民黨 |
| 学历 | 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中華民國 |
| 服役 | 國民革命軍 中華民國國軍 |
| 军衔 | 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追晉） |
| 参战 | 長城抗戰 盧溝橋抗戰 徐蚌會戰 八二三砲戰 |
吉星文（1908年5月13日—1958年8月24日）[3][1][4][5]，字紹武，河南扶溝呂潭鄉人[5]，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追晉），抗日戰爭將領，在八二三炮战中重傷陣亡。
生平
1908年5月13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生於河南省扶溝縣，為家中三子，世代務農[6][3][4]，十五歲就讀縣立師範時，適值叔父吉鴻昌的陸軍第八混成旅考選學兵，此時的吉星文懍於國難即將當前，因此投筆從戎，進入了叔父吉鴻昌的部隊中當兵。一年后升为排长。1926年，只身到灵宝县文地镇，由19师师长吉鸿昌介绍，到宋哲元旅当骑兵，1930年中原大戰時提升为连长[5]。在37师109旅219团升至营长。
長城抗戰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元旦，日軍炮擊臨榆縣城，駐臨榆的東北軍第九旅何柱國部官兵忍無可忍，奮起還擊，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然而在日軍絕對優勢的兵力及力攻擊下沒多久榆關便失陷，日軍占領榆關後接著向錦州、通遼、綏中等處集結兵力，準備三路進攻熱河。
3月9日，打虎將軍趙登禹率部馳援，他一到羅文峪一帶就與日軍鈐木師團展開了慘烈的爭奪戰，雙方傷亡慘重，趙登禹的左腿也被敵人的炮彈炸傷，此時的吉星文任官拜營長。由於吉星文打起仗來置生死於度外，趙登禹便給他起了個「吉大膽」的外號。
在喜峰口戰鬥時除了趙登禹與張自忠率「大刀隊」與日軍拼戰外，另由吉星文帶一隊「大刀隊」，繞過日軍右翼，於凌晨發起逆襲，攻戰王家、瓦房等村，將村中敵人全部殲滅。由於此次勝利，吉星文被提升為219團團長。[7]
1936年，吉星文進入軍校高級教育班進修一年。1937年6月結訓後，奉派率所部駐紮河北省宛平縣。[5]
七七事變
盧溝橋距北平市前門十五公里，屬宛平縣境內，是一座擁有七百多年歷史的石橋，此地為保定通往北平市的交通要道，它已成為中國東北的最後一條防線，此時正由吉星文團長率部戍守。
1937年7月7日晚間十一時，日軍於北平的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並且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縣內搜查，吉星文團長與宛平縣長王冷齋研商情勢後，斷然阻止日軍進入[8]。在吉星文表態後，日軍惱羞成怒，包圍宛平縣城。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為防止事態擴大，與日軍進行交涉。然而日軍卻枉顧道義地在交涉進行中對宛平縣城發起攻擊，強佔宛平東北沙崗，此時吉星文決定奮起還擊，於是立即招募「大刀隊」以對抗日軍，只募集一百人的敢死隊，卻在短短幾小時內就來了五百人[9]，他就憑著敢死隊與29軍的勇士收復沙崗，堅守著宛平城，擊退來犯之日軍數次。
7月20日，日軍第一批增援部隊進入華北，並且以優勢火力炮擊宛平城和長辛店，此時吉星文與他的敢死隊已與日軍作戰了十多天但仍保持高昂的士氣，仍擊退日軍多次進攻。
26日，日軍已集結6萬以上之兵力，準備對北平發動總攻擊，吉星文昔日在喜峰口的戰友：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也一同進入北平與他一同並肩作戰，然而在日軍絕對優勢的兵力攻擊下二人同於28日壯烈殉國，此時吉星文仍領著這群敢死隊與29軍奮勇抵抗日軍二十多天，誓言與堅守最後一道防線，直至平津失陷奉命離開戰場為止。
吉星文在華北戰場與日軍展開周旋，1937年9月，升任师旅长，1938年升任师长。在徐州會戰掩護友軍撤退，並與張自忠一同參與隨棗會戰，在這期間他多次因作戰而身受重傷。其子吉民立在日後回憶道：「我爸爸在華北親自上陣肉搏殺敵時，遭日寇武士刀削去肩頭負傷，他始終不敢在我奶奶面前更衣，避免這個『三指填不滿』的傷口喚起長輩的心痛。」[10]這是一個軍人在面臨忠、孝時所表現出的心境。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由於吉星文作战勇敢，先后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光华、云麾、干城、忠勤等勋章，并被提升为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受到了蔣中正的亲自接见。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7年7月6日，冯治安派翟紫封的整编第38旅进占鲁南费县县城，遭陶勇的华野第四纵队攻击，仅一日费县城破，38旅被歼，翟紫封被俘。7月8日，驰援翟部之吉星文整编第37旅在费县南面的层皮山一线进入叶飞的华野第一纵队的包围圈，吉部被歼，副旅长张席卿和团长刘延勋阵亡。冯治安在台儿庄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泣不成声。
吉星文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48年4月结业后，被任命为第七十七军军长。徐蚌會戰中，吉星文头部中弹负伤，被送上海就医。伤好后，调任第一二五军军长[7]。1949年9月从福建撤到台湾。
八二三砲戰
吉星文赴台后因其赫赫名声，蒋中正仍委以重任，让他先后出任第五十军军官战斗团团长、澎湖防卫部副司令长官。1957年，吉星文入陸軍大学深造后，晋升为陆军中将，调赴金门，任金门防卫部副司令长官，成为司令官胡琏的副手。吉星文在任副司令官之職時仍關懷下屬，有一次巡視坑道，為顧及天氣寒冷，竟脫下自己的外套給士兵保暖[9]。
1958年8月上旬，吉星文的脊椎發炎作痛，經陸軍總醫院檢查，腰部卡了一顆1937年抗日戰爭時中槍的子彈，原本排訂8月下旬住院開刀，但因金門前線緊張而暫停手術。[9][7]
1958年8月23日18點30分，中国人民解放軍對金門砲擊，短短數小時之內落彈5萬7千餘發，史稱「八二三砲戰」。胡琏为了给前来金门视察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接风洗尘，正准备在“金门防卫司令部”所在地太武山麓的翠谷水上餐厅（現為金門金湖鎮明德公園）举行一个盛大的晚宴。當時吉星文與趙家驤中將、章傑少將先去餐厅查看，走到中途即遭到炮击，在逃往防空洞途中兩位副司令當場身亡，吉星文被炮弹击成重伤。隔天，吉星文因流血過多宣告不治[1][4][5][11]。
紀念
吉星文將軍殉國之後，1958年8月27日安葬於澎湖縣軍人忠靈祠[2][12]（1986年遷葬臺北縣國軍示範公墓[2]），政府在1959年3月28日舉行大規模的國葬[13]，並追晉其為二級上將。現於八二三砲戰事發地點（金門金湖鎮明德公園）設有涼亭，其內設有一紀念碑，寫著「吉星文、趙家驤、章傑將軍八二三戰役殉職紀念碑」[14][15]。
在臺灣台7甲線36K+745m處與馬當溪支流交會處，建有以他命名的「星文橋」[15][16]。
簡表
- 1923年，隨叔父吉鴻昌參加西北軍，翌年升為排長。
- 1930年，中原大戰時提升为连长，後來升为營長[5]。
- 1933年，長城抗戰中因功升團長。
- 1937年6月，調守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在七七事變中，指揮第29軍37師219團在盧溝橋抗擊日軍二十餘日，開始中國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
- 1946年，改任第77師37旅長。
- 1948年4月，被任命為第77軍軍長。年底，調任第125軍軍長[7]。
- 1949年9月，隨部隊撤退至台灣。
- 1955年，任澎湖防衛副司令。
- 1958年，晉升中將，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同年8月23日傍晚六時三十分，解放軍在廈門、深江、圍頭、蓮河、大小磴等地雲集火砲340門無預警強力砲擊金門，吉星文與趙家驤、章傑三位副司令官正在明德湖中的涼亭用餐，遭中国人民解放軍炮火擊中，翌日辭世。
- 1959年3月28日，吉星文與趙家驤、章傑三位副司令官牌位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吉星文與趙家驤追晉為陸軍二級上將，章傑追晉為空軍中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