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共执政是不讲法律的，特别是在其执政早期，一纸简单的命令，下面的官员就可以开杀戒了。这种荒谬特别表现在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曾说，并且是鼓动地提出，全国要杀五十万“反革命分子”。
因为没有法律，执行起来全凭一纸命令，谁该杀谁不该杀全部由地方首脑来决定。四九年五零年代，中共的县长同时也兼任县法院院长（这在当时应该是普遍现象-待查）。生杀大权全部由一个人决定。因为镇压反革命的一纸命令没有办法做到巨细的条款，执行起来各地的差别就很大。因此同样一些国军的抗日军人，运气不好时，遇到有些地方执行命令比较激进，杀红眼了，杀人无数，那他们就必死无疑。但也有地方比较保守比较人道的，有些人就活了下来，或者只蹲了几年监狱。
我父亲四九年时就担任县长和县法院院长。七十年代我在学校上的政治课有讲镇压反革命。我回家问父亲，你那时候枪毙过人吗？他说没有。我有点失望转身想走，父亲却突然跨前一步对我说，（原话）其实从后来的情况看，很多人都不应该死的。父亲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我直到现在都很感谢我父亲。我问问题，他要么不说，要么嫌我烦，但告诉我的事从来不说假话。
这种“运动式”的打击政治对手，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年代，甚至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