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巴哈马，本无交集。一个是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是十里洋场、不夜之城；一个则是加勒比海上的群岛，阳光与海风，散漫而慵懒。然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英帝国的余晖之中，历史却悄然将这东西半球的两端连在了一起。
清末至民国的上海，是一段从普通渔村蜕变为璀璨东方明珠的演变史。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来自巴格达的犹太难民家族——沙逊（Sassoon）家族所书写。
故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维克多·沙逊的曾祖父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南京条约》之后，他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在新开放的通商口岸中，选择了当时仍是泥滩与渔村的上海，作为家族新的起点。他派遣儿子伊莱亚斯·大卫·沙逊（Elias David Sassoon），在外滩一间简陋的木板屋里，设立了第一家贸易公司。
码头、办公楼相继出现，租界金融体系、贸易与物流网络逐步成形。家族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鸦片贸易——这一产业带来了深重的社会伤害，却也在经济层面奠定了上海近代商业体系的基础。经过四代人的积累与扩张，沙逊家族逐渐跻身并主宰了上海的商业核心。
然而，真正将上海塑造成“东方巴黎”的，并非鸦片商人，而是试图摆脱鸦片时代的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他在东方建立起庞大的跨国财富网络，并因此被英国社会称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
维克多·沙逊继承了祖辈的洞察力。二十世纪初，在延续数百年的清帝国烟消云散之际，他清晰地看到了上海在远东、乃至世界商业体系中的未来，并将全部精力投入房地产与现代城市建设。
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楼（Embankment Building），曾被誉为“远东公寓之首”，一度成为好莱坞在上海的“总部”：米高梅、哥伦比亚影业等多家美国电影公司在此设立驻华机构，美国电影的拷贝正是从这里分发至全国各地。
外滩的新古典主义汇丰银行大楼，穹顶与墙壁镶嵌着总面积达两百平方米的马赛克壁画，中央描绘着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月亮神与诸位女神，象征光明与世界的繁荣。1949 年后，它一度成为上海市政府大楼，改革开放后又回归金融用途。
维克多·沙逊投资的建筑，不仅塑造了上海的城市天际线，也进入了文学与艺术的叙事之中——国泰电影院，正是金宇澄茅盾文学奖作品《繁花》中的重要建筑意象。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国泰饭店——今日的和平饭店。它既是王家卫电视剧《繁花》的核心舞台，也是沙逊家族留在外滩最奢华的遗产。这座建筑融合了哥特风格、现代结构与东方装饰元素，是远东最具代表性的装饰艺术（Art Deco）建筑之一，是“海派摩登”美学的象征，是现代化进程与殖民秩序交织出的历史舞台。
1922 年，年轻的威尔士亲王——日后的国王爱德华八世——在巡访途中下榻于此。那段旅程后来被浪漫地称为“蜜月”，和平饭店也因此因皇室记忆而更添传奇色彩。
历史的风向终究发生了转折。1936 年，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国王为爱放弃王位，成为温莎公爵。二战爆发后，丘吉尔出于政治考量，将他“安排”至帝国边缘——巴哈马群岛，出任总督。他与华里丝在拿骚的总督府度过了五年。对这位前国王而言，这座加勒比海岛屿既像流放地，也是一处权力风暴中的避风港。
几乎在同一时代的另一端，历史也悄然将沙逊推向了相同的海域。国共内战结束，私有制体系崩塌，迫使维克多·沙逊黯然离开上海。他再也无法回到那座由他建造、并曾叱咤风云的城市。此后，他定居巴哈马，在群岛的阳光与海风中度过漫长的晚年，并最终在那里终老。
于是，在历史深处浮现出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
上海的沙逊饭店，曾接待过一位王子；
而巴哈马的热带海风，后来吹拂着这位王子与这位巨贾。
两条命运之线，在帝国日落之时悄然交汇——
这里有冒险家的野心，
有国王的浪漫，
也有流亡者的孤独。
而对我而言，这个故事并未停留在历史之中。
圣诞节前，我前往佛罗里达拜访老师，顺道去了巴哈马群岛。站在沙逊旧居前，看着那片海风与阳光，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多年前的一幕——老师曾带我们去看百老汇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那一晚，他在舞台上饰演小提琴手。
想起这同样是一个关于犹太难民的故事，想起那句令人感慨的结尾歌词：
“日出，日落
日出，日落
岁月匆匆流逝
四季更迭
饱含着幸福与泪水“
历史也是如此。
这，正是帝国余晖下，一个始于上海，止于巴哈马群岛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