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唐土地自由流转 导致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士兵变成雇佣兵,隶属于将领私人而不是皇帝。安史之乱初期发展的那么快的原因之一也是唐王朝已经不得人心.
安史之乱后长期藩镇割据的原因是农民失去土地,唐朝失去人心,农民们宁愿从属藩镇也不愿意从属唐帝国.而府兵制被破坏的原因是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起源于北周,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前,建立起八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又称二十四军)的专门的府兵组织系统。八柱国的设置乃模仿鲜卑拓跋部的八部制度,其中宇文泰实为全军统帅,魏宗室元欣仅挂虚名,实际分统府兵的只有六柱国,所统兵士也改从各自主将之姓,这就给府兵制涂上了一层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府兵具有中央禁卫军性质。一人充当府兵,全家即编入军籍,不属州县。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
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玄宗时改为六年),其服役期限为21~59岁(玄宗时曾有缩减)。服役期间,府兵本身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 (弓箭、横刀)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均须自备 。每一火(一火10人)还得共备供运输的马 6 匹(或用驴),军府所在有地团,兵士不能随便迁徙出界;平时务农,农闲练武,有事出征,其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和征防。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由十二 卫将军分领。出兵征防则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府兵制必须要均田制配合,否则士兵不愿意打仗,也没有能力自备粮食和武器。均田制是中国古代北魏至唐中叶封建政府推行的土地分配制度。西晋末年,中国北方在长期战乱之后,户口迁徙,土地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 颁布均田制并开始执行。主要规定:
(1)男子15岁以上,授种粟谷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样授田。耕牛1头授田叨亩,限4头牛。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奴婢和牛的授田随奴婢和牛的有无而还授。
(2)男子授桑田20亩。桑田世业,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可卖其多余的,也可买其不足20亩的部分。产麻地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0亩,年老及身死后还田。受田以后,百姓不得随意迁徙。贵族和官僚可以通过奴婢和耕牛另外获得土地。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给数额不等的职分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各6顷,不准买卖,离职时交于继任者。北齐、北周、隋、唐都沿用均田制,具体办法有所变更。北齐男子18岁开始授田。唐代女子不授田,男子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狭乡减半。永业田、口分田均不得买卖,但迁徙和身死无力营葬者可卖永业田,从狭乡迁往宽乡者可出卖口分田。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使农民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从北魏太和九年(485)政府颁布均田令开始实施,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到唐建中元年 (780)废弛,前后约三百年。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的法宝就是土地革命。打仗打的是人、财、物。必须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必须有源源不绝的人、财、物支持。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清楚割据称王的基本逻辑。中国农民革命自古就有均贫富的传统。均贫富的核心就是均田。只要均贫富,你的军队战斗力绝对是天下无敌。均田制是严禁土地自由流转的
唐自高宗时期,人口增长和国家政策就对均田制造成了破坏。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承平发展,社会经济持续上升,隋唐之际长期战乱所形成的地广人稀的"宽乡",已被日益增殖的民户布满。天宝末在籍人户较贞观年间净增两倍,政府手中掌握的土地早以不足受授, 而大土地所有制却在急遽发展。唐代田令中关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远比前代宽松,随着玄宗时代商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繁重的兵役、力役的压迫,均田民手中远比田令规定为少的一点土地,主要通过土地交易被大量兼并。开元二十三年"禁买卖口分永业田诏"、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都谈到这种现象是" 因循亦久","远近皆然"。当时朝廷采取承认现实,"务使弘通",不惜改弃田令的态度,实际上等于公开承认均田制的失效。两税法不过是这一既存事实在税制 上的反映而已
与均田制的崩坏相应的,是作为国家编户的均田小农大量逃亡,成为地主庄田上的租佃者,这又与南朝大量困于赋役的逃亡农民投附于封建田园相类似。均田制被废除也导致府兵制不存在,遂出现募兵制。
高宗以后的政治策略也是打击豪族,鼓励新兴的庶族地主,尤其是武则天。
首先,武则天刻意放宽了对土地兼并的限制,并开始大量将土地“赏赐”出去,这是为了巴结地主们,并让支持她的官僚能够转化成地主,增加地方支持率。
由于唐初官僚不多,这个数目加起来也不算大,所以还有相当土地可供均田制。但是到660年之后,武则天将这一数值大大增加,比如说,上柱国的田产到了100000亩,上护军也有20000亩,这些土地大多是低价征收农田而来,直接导致数十万农民破产。加上武则天执政之后,开始放宽各种勋官的授予限制, 并增加官员总量,其效果等同于将地主阶级放大了近一倍,导致大量侵占田地,而原有地主不受限制的土地兼并也发展迅速,结果到675年,中国已经有了400 万户佃户——630年还只有110万户!唐朝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而生产率随之下降。亩产(水稻)由550斤左右下降到了460斤,小麦则由230斤降到 170斤,人均GDP的损失必然是巨大的。
唐太宗时代,由于生产力恢复,大量流散人重新定居等原因,20年间增加了100万户,而在此之后,国无大战,且85%的年份是丰年,按照一般规律,户口应该大增。可是武则天执政后,户口却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这是怎么回事?当然不是人少了,而是由于放纵兼并,重税盘剥,所以大量人口逃离本籍,或成为流民,或“投献”依附于地主豪强,武则天篡位后,对边境少数民族区域控制逐步失效,也导致了很多地区不再算入人口。唐中宗复位后,曾经进行过清查,不完全发现全国有户615万,可见武周的土地兼并之严重。
武周时期,贪污严重、开支浩大,又直接导致了财政空虚,因此影响了募兵的效果。武则天只能将这一财政重担交给地方,结果催生了地方军事力量和独立的地方财政体系,为后来的藩镇割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