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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理财专家陈云与“一五六项工程”建设
熊亮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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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六项工程”是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的总称，这一庞大的援建工程，旨在帮助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以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陈云作为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成功地统筹了“一五六项工程”建设。
　　
以苏联援助的“一五六项”为中心制订一五计划

　　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在周恩来领导下，陈云具体组织中财委在1951年试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纲要。由于当时资料不全，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尤其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1952年，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比预想的顺利得多，朝鲜战争大局已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８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

　　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７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次编制完成。尽管时间仓促，经验和数据不足，但这个计划还是较为详细。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

　　７月１日，计划草案印出来后，陈云致信毛泽东，对这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说：“这次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五年中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这个计划提到中央后，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带到苏联征求意见，并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据。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基础是微不足道的，技术力量、管理水平都极其低下。要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不争取外国的援助是有巨大困难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提出了援助请求。

　　８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当时没有大飞机，一架飞机只能坐16人。中共代表团分乘三架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飞了三天，第一晚在伊尔库斯克，第二晚在新西伯利亚，第三天才到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陈云和我国的专家一起，在苏维埃旅馆下榻。

　　这次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在莫斯科，周恩来、陈云等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期间，周恩来和陈云两次会见了斯大林。

　　苏联领导人详细研究了中方提出的计划，对计划方针和要达到的目标，表示欣赏，但对计划本身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草案，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陈云时还就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他认为，计划草案中考虑的五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14%。他还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这次访苏的最大成果。

　　９月下旬，周恩来、陈云先行回国，留下李富春和一大批专家与苏联专家一起做进一步的工作。

　　回国后，陈云把中财委日常工作交给薄一波，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根据苏方的建议，全力以赴地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陈云病倒了。1953年３月，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五年计划未定，计划的第一年只能通过年度计划来体现。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确定制定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4月，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给予了正式的答复意见，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有关内容编制了一些详细的图表等，供中国参考。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一些项目也基本上确定下来了。于是，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但是，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了。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战争双方实现停战，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外在威胁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的五年计划纲要编制八人工作小组，（陈云任组长），以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

　　于是，陈云又投入了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这一次毛泽东要求计委从２月15日起，一个月内，拿出初稿，然后，交由陈云领导的小组迅速定稿。计委的同志感到时间太紧，压力很大，向毛泽东请求延长一些时间，毛泽东只同意给他们延长5天的时间，要求３月20日必须拿出初稿。

　　接到指示后，２月19日，陈云即召集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开会，布置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会上，陈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时指出：“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规定的时间非常紧，但现在编制‘一五’计划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项目是141个，设计和设备安装的时间也大致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的支出都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

　　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的时间及时向陈云提供了所需的材料。接到计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后，陈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他和张玺、梅行、周太和、邱纯甫5人组成。张玺是计委的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纯甫是陈云的秘书，梅行是请来的笔杆子。5个人昼夜兼程，开了14次会，用了15天的时间，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并于４月初拿出了第五次编制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这一初稿于４月15日印好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6月29日至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国家计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正式出笼。

　　虽然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助的“一五六项工程”为中心，是在苏联的指导帮助下制订的，但陈云的基本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没有盲目、教条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他说：“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他在总结“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后提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陈云的这种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0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广州集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共同审阅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1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1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建设重点、工农关系、地区布局和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对初稿提出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意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审阅，中央责成国家计委对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再作进一步修改。这些修改，基本上是以初稿为基础的，没有再重新编制。

　　1955年３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６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７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以粮食换机器

　　在短短5年中，苏联政府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帮助新中国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且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来中国帮助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国际关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但这种援助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无偿的，而应该是互利的。通过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技术资料和管理方法来建设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外汇资金。中苏两国协定中规定，中方在1954年至1959年间提供钨砂、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作为援助的部分补偿。但中国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国内需求尚难满足，可用于出口的物资就更为紧缺，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外汇资金极其紧张……那么，用什么东西去换回中国的工业化呢？陈云认为，只能在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上打主意。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提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现在我们是在粮食、棉花上打算盘。”他在1954年9月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这个“算盘”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必须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国改造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进口机器装备，我们必须用出口物资去交换。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

　　但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了很大增产，但过去长期被抑制在极低水平的消费，特别是粮食、油脂、肉蛋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消费有了很大增长，供求关系本来就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和国家建设需要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在生产还不能大量增长时，只能在消费上打主意，在保证国计民生的的基础上先外销后内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对外贸易部：“密切内外销结合，扩大内外交流，保证供应工业建设的需要”，“凡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如粮食、大豆、植物油等），保证国内供应是需要的，但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凡对国计民生关系较小的商品，应积极组织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花生）更可适当节减国内消费，以满足出口需要。”1954年7月13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中，在商业工作的部署上，又专门就处理内外销关系提出：“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满足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必要的出口，以换回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对于这种做法，陈云在1954年9月的讲话中解释说：“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由此来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地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全国人民应该自觉地节省凡属可以节省的消费品，以便供应出口”，“不但是现在，而且是今后十多年内，只能采取节省国内消费、首先供应出口的办法。只有工业基础建立以后，工业装备的进口可以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有所改变。”

　　虽然陈云主张先外销后内销，但为兼顾国内市场供应，在出口商品的数量上还是有所控制的。一旦发现出口过多确实影响到国内供应时，他又立即纠正。1953年食油供应紧张，陈云计算后指出：1952年出口总量为29万吨，1953年出口增长至33.7万吨，出口增加8万吨。这与误认为1952年食油积压有关，是带有盲目性的，直接导致了1953年食油供应的紧张。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食油供应情况的报告建议：为了缓和食油市场的紧张程度，1954年食油出口，比原定控制数字减少10万吨。1956年11月11日，在猪肉和各种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下，他又提出在1956年已减少5万吨猪肉出口的基础上，1957年出口猪肉再减少10万吨，油脂减少7万吨。他说：“我们主动地减，比和外国先订合同，出不了那样多，而被动地减要好一点。”

　　陈云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9年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过去陈云曾经提过有些东西应该内销服从外销，我很赞成这样提。我们要节衣缩食保证出口，否则六亿五千万每人多吃一口就吃掉了。

新中国理财专家陈云与“一五六项工程”建设 (3)
熊亮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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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摸清建设项目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成套工业设备的引进，对陈云和整个财经部门而言，都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没有经验。陈云对这项工作的处理态度，是既积极热情，又慎重稳妥。他要求对引进的项目逐项审查论证，并从中学习、总结经验，不许草率从事。

　　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工业项目，有些在经济恢复时期就开始了前期工作，后来才正式列入“一五六项工程”。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就是这样的。

　　旧中国是很落后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是空白，连火柴、铁钉都被老百姓叫做“洋火”、“洋钉”，更不用说造汽车了。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急于看到自己的国产汽车。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就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汽车制造厂。苏联方面答应了，很快派来了专家。

　　这个工厂应该建在哪里呢？陈云主持会议讨论了3次。苏联专家设想，苏联有名的斯大林汽车厂建在首都莫斯科，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厂是不是也建在首都？国内的意见也不统一，提了好几个地方，比如石家庄、太原等。陈云说，是不是可以放得远一点，设到西安去？但陈云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充分听取意见，不断思考。

　　经过充分讨论，这些意见，包括陈云的意见都被否定了。如果这个工厂设在西安，按生产3万辆汽车来设计，光电力就需要2.4万千瓦，而西安只有9000千瓦，修电站就需要好几年的时间；需要的木材量达2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运输也是问题，每年运输量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了。北京也不行，工厂每年钢铁需求量超过20万吨，北京的石景山钢铁厂要五六年后才能达到这个生产能力。其他地方也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经过两个月的讨论，会议最后确定，从电力、钢铁、木料、运力等各方面条件来看，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条件比较好的东北。苏联专家这才出发到东北去勘察。为了保证万无一失，1951年1月，陈云提出，开工建设时间定在1953年7月，留下两年半的时间做准备。

　　陈云从中得到很大启发：他说：“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经过3年时间的建设，1956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组装出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没有汽车工业的历史。1957年10月18日，陈云来到长春，视察第一汽车制造厂。他对厂长饶斌说：这个厂我们花钱多，要好好看一看。他在一汽视察时，几乎一整天都在车间里，对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看得非常仔细。他还问到生产中的主要困难，要大家通过勤俭办厂来解决。他风趣地对大家说：苏联1945年进军我国东北时，汽车的驾驶室都是木头做的，木头总比钢材好解决吧！说完，他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看到我国第一个汽车工厂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非常高兴，那神情，就像父亲看到长大成人的孩子一样。

　　有了这次的经验，陈云对其他建设项目更加小心谨慎，严格审核，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不少是由陈云亲自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认真审查后才决定具体方案的。

　　有的项目，连给中央的审查报告都是陈云亲自起草的。1952年2月4日，他在为中财委党组起草的审查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我们建设新型工厂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因此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加以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中财委党组决定：建设投资50万元以上的新工厂须报中央，较大和大型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须经中财委党组审核，政务院党组和党中央核准；对于设计的审核工作，应力避拖延又必须切实认真。

　　搞大规模的成套设备和技术、管理制度的引进，当时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在这样一次机遇面前，干部中难免出现一些急躁冒进的情绪，看到好东西就想要。陈云头脑很冷静。旧中国畸形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巨大的贸易逆差，使国民经济对外国资本产生严重依赖性。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贯彻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为此，虽然面临出口创汇能力不足的种种困难和苏联全面支援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条件，陈云仍然主张要保持外汇平衡。他说：“我们必须力求不借外债。为了保持外汇的收支平衡，应压缩不必要的进口。”根据他的指导思想，新中国在外贸计划和外汇安排方面，实行“以出定进，进出平衡，瞻前顾后，留有余地”的原则。

　　陈云主张，压缩进口首先应在进口结构上有所选择，优先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和重要物资的进口。1950年6月，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说：“进口什么东西，要严加管制；出口的东西要放宽尺度，凡是能够出去的东西，不管鸡毛蒜皮都可以出。这样我们就主动了。”1954年4月1日，他在外贸部的报告上批示，要尽量少出口油料、大豆等物资，大米、布匹要在小麦、棉花能进口的条件下才出口，尽量选急需的物资进口，减少非急需物资的进口。

　　旧中国从1873年至1947年，每年进口的机器设备从没有超过进口总额的10%。而1950年，工业装备、工业原料及交通器材的进口已占进口的第一位。在对苏贸易上主要是换入工厂装备及原料和交通器材等，日用品（主要是煤油和白糖）仅占从苏联换入货物总值的3.1%，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如对捷克和波兰的贸易，工厂装备和工业原料占80%，轻工业品占20%。

　　在进口安排上陈云管得极严。他主张进口要考虑外汇支付能力和国内配套能力，循序渐进。1950年3月19日，他同薄一波致电在苏进行贸易谈判的李富春、叶季壮，发去重工业部可自行生产的机械清单，请他们不要订购这些机械。27日他们又去电，说以前提供苏方的机器订货单，详查后发现很多国内能自制，要求从订单中删去。

　　1954年6月30日，他向中央报告一五计划编制情况，谈到苏联援助项目安排时指出，对苏外汇的支付很紧张，有些项目可能要推迟。7月8日，他在外贸部对外谈判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进口货必须是我们急需者，因为外汇甚少，不宜多做政治性的不急需的进口。

　　苏联援建中国的“一五六项工程”，最后实施的有150个项目。陈云领导财经部门，为统筹实施这些项目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充分利用苏联全力支持中国工业化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争取并组织实施了成套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乃至管理制度的引进，力求逐项摸透引进项目，在科学论证基础上消化吸收最新成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引进项目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提高管理现代工业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克服经验不足的困难和急躁冒进的倾向，强调外汇平衡，要求从实际需要和可能来确定引进规模，使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进行得非常高效而平稳，为积极稳妥地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加快中国经济建设，树立了成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