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the 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

以经济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很多共产党国家进入政权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权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暴力运动建立其统治地位，经过和平建设进入政权晚期，都会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赖其政绩来赢得合法性。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以为告别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是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其实这是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一个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集团必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两难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综合症。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发展模式可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一党独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和竞争，也不存在什么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难以摆脱权力的干涉和操纵——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不仅是因为特权阶层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吏寄生群体，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特权和不劳而获。任何有益于发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触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导致长城自毁。因此，苏联模式即使可以辉煌一时，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没有未来的，或者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没有民主的政绩合法性只是一种苟延残喘。勃氏时代的苏联将这种政绩合法性发挥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极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准，用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对特权的认可，这只是基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城市、地铁和军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逊色。但对苏联说，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政绩几乎成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实上，苏联也非常擅长制造政绩，因为一切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和弹劾，更不用说抗议。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当然民众不得不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和牺牲。奥运奖牌无疑是最典型的政绩。一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奥运会，苏联搞得比任何一届其它奥运会都要豪华阔气。一切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政绩。

事实上，这种“发展”和“政绩”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应当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大多数公民。如果大多数公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数权贵官僚为所欲为，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无疑走向了罪恶。如果发展和政绩以民众的福祉为代价，那么发展和政绩也就丧失了正当性，并因此延伸到权力的合法性拷问——这是谁的国家？

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

美国与苏联作为两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钢产量，可以将几名军人送入太空遨游，但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人的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都不足美国的1/3。

在专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学的战争往往被视为最卓越的政绩，因此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常常就是一回事儿。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冷战是他最大的政绩；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说，侵略阿富汗也是为了政绩。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为了政绩，权力常常变得无比疯狂。1969年，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的强烈主张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取得美国支持，苏联将消息告知美国。尼克松目瞪口呆，“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发文称“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哗然，“美国出卖了我们”，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终放弃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但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的百万虎狼之师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

相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政绩来，苏联在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上也是尽了很多努力，但最后政府手中的资源逐渐枯竭，经济也陷入停滞，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选举和司法独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权力合法性时刻面临着无法逃避的质疑和危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1989年，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