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辱母案二审 舆情下的民意背离

山东辱母案二审 舆情下的民意背离 

2017-05-28 星火财经记者联盟

近年来被社会聚焦的诸多案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大多与民意相悖，这俨然已经渐成官方与民意之间无法彼此谅解和释怀的僵局，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雷洋案、贾敬龙案之后，曾经轰动一时的山东“辱母杀人案”公布二审结果——又一次与民意悖离。

北京时间5月26日，山东检方公布处理“辱母杀人案”中对警察的处理结果：不予刑事立案。检方认为，涉案警察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舆论则认为，在此案中，由于执勤警察在现场并未有效制止11名讨债者对一对母子的人身侮辱，造成了当事人于欢（儿子）为维护另一个当事人苏银霞（母亲）的尊严和自己的生命安全，刺死1人、刺伤3人的事实——涉案警察已经构成了玩忽职守罪。

山东辱母案的舆论喧嚣背后隐藏着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分析指，官方屡次无视民意的结果，只能被民众理解为是“权力的傲慢”。民众眼中的“法理层面的公平正义”变得无处可寻，甚至引发“民众对待政府的不信任感”。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民意与官方之间的疏离更倾向于在利益上表达不同诉求，这也悖离官方一贯宣称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说法。

“纠结的”民意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似乎给了舆论关注社会焦点话题时，选择范围更大的平台。

山东“辱母杀人案”，发生在2016年4月14日。2017年2月17日，当事人于欢被山东地方法院判定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2017年3月，媒体《南方周末》报道此案了此案，但真正引起舆论哗然的是该报道在自媒体平台上的传播。

媒体在党眼中是为“党的喉舌”，而自媒体却不遗余力地展示民众自己的态度和声音——对山东“辱母杀人案”的点评，又一次成了民意释放的机会。

不过，观察人士称，尽管“案件中事实清楚，当事人动机明确”，舆论也一边倒地认为“辱母杀人案”中“当地法院对于欢的判决过重，而警察的不作为构成了‘玩忽职守罪’”，这些依然不会改变官方对此事的判决——在过去的雷洋案和贾敬龙案中，官方并没有勇气正面回应民意。

雷洋案和贾敬龙案被认为是无视民意存在的典型案例。

雷洋案是2016年5月7日晚在北京市昌平区发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官方公布的雷洋的死亡原因并没有得到民众的信服，而案件中，涉案警察与雷洋死亡之间存在的联系至今仍是“待解之谜”。

民意曾试图弄清雷洋的死因而没有得到清晰的答案，而在贾敬龙案中，民意又试图挽救一个农村青年的生命也最终遭遇失败。

1986年出生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高营村村民贾敬龙，因自己居住的房子被强行拆除，而失去了婚约和未婚妻，盛怒之下，用射钉枪杀死了村委会主任（村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包括法学界人士在内的民众希望法院能考量所有的案件细节，保留贾敬龙的生命，但官方还是执行了对贾敬龙的死刑。

批评人士指，官方面对“纠结”的民意，傲慢地用法律拒绝了各种声音的“干涉”，甚至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在互联网上设置“关键词”，屏蔽和阻止民众的讨论。这更像是“利益集团”的行为，而并非像一贯宣称的“是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谁的“挑战”？

山东“辱母杀人案”中，民意的消解与官方意志的“不可撼动”，让舆论重新考量中国社会架构中各方的利益诉求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

小编曾指，民众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这种不信任感叠加之后在舆论场上就体现为出现大量对于中国命运和未来的哀叹，如何通过作为赢得更多的“信任感”，是摆在政府前的挑战。

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辱母杀人案”并非是民意的挑战——拯救当事人于欢，惩处不作为的警察，这实际上是官僚们面对的挑战。忽略民意的存在，就意味着失去民众的信任。

也有团队记者认为“于欢案中存在着诸多法律漏洞，在很多方面都丧失了法律的威严性，从而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并指，“社会的进步，恰恰表现在法律和道德正义这两条线日趋一致，弥补法理与人情之间出现的罅隙，惩恶扬善而非逼良为娼，当法律的制定执行令人感觉到公平正义，中国社会才称得上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

分析指，民意对社会近年来出现的焦点性案件的情绪释放，并不是干涉现行法律的执行，或是有“以民意取代法律审判”的企图。事实上，在法律不能彰显公平和正义之时，民意所能做的“只是在提醒官方的行为应该更加谨慎”。

华东政法大学法治中国建设研究中心负责人童之伟的观点，他认为，从检方调查和公布的事实来看，对涉事警员的处理并无不当，这起案件与“雷洋案”不同，没必要放在一块儿比较，而部分民众的情绪则是社会官民对立现状的一种反映。

有观点人士指，既然官方认为自己和普通民众的利益是趋同的，而民众原本也无条件地信任官方，通过“辱母杀人案”可以检验双方之间如何能够实现“相向而行”，究竟是否值得被“信任”也是官方无法回避的话题。

本文由星火记者联盟（微信ID:cctv11227)供稿，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