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终结：一个真正的问题或真的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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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hol：Brillo Box

艺术的终结：一个真正的问题或真的不是问题？
THE END OF ART: A REAL PROBLEM OR NOT REALLY A PROBLEM？

汉斯•马埃什（HANS MAES）
Postgraduate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 1, No. 2, August 2004

1984年，亚瑟.丹托(Arthur Danto)写了《艺术的终结》 (The End of Art)。比他早几年，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的终结》，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政治的终结》。到了1989年，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宣布《历史的终结》。丹托的理论是很适时的配合了“终结主义”(endism)，这个政治术语在1980年代开始流行，成为当代十分突显的文化动向。

举例来说，如果你在上世纪80年代询问一个普通人，无论是说“历史的终结”还是宣告“政治的结束”，他可能都不会知道你在说什么。而后，他可能会回答：“历史和政治并没有结束，只是哲学家们已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相反，如果你说艺术已经在几十年前终结了，这一说法可能不会是落在聋子的耳朵。至少有些人会同意，因为，在街上的人们对于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的不以为然已不是什么大的秘密。艺术的决策，和社会多数人的认识不一样，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肯定不是一个由一些扶手椅哲学家发明的伪问题)。

从 “艺术终结”的某些言论，人可能会想丹托是一个怀旧的人，是当代艺术的异议者。例如，在他文章的结论中，他几乎是用叹息的语调说：“能在历史中生活是一种巨大的荣幸”，他抱怨“艺术世界的低迷”和艺术家的“屈从”，让作品缺乏历史的重要性。作为他文字的座右铭，他选择了马吕斯德（Marius de Zayas）的陈述：“艺术是死了。它目前种种的动作，表现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迹象，它们甚至没有死亡前的痛苦抽搐，它们只是一具尸体屈从电流的力量作机械性的反射动作”。

因此，就粗略的阅读，丹托似乎就是那些在街上表达对当代艺术不满的人们在哲学上的完美再现(representative)。但在现实上，丹托绝非如此着想。人们通常表达的对当代艺术的失望之情，和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所表达的显然不是一回事。对比他们对于现代主义（modernism）的态度就可以了解这种差异。

在丹托，迷恋和赞赏现代主义，在他那里，艺术家在不断的逾越和扩大边界以探索对于艺术本质的理解。沃霍尔（Warhol）发现的东西，如一个普通的布瑞洛盒（Brillo Box），不但可以成为艺术，还被丹托描述为“终点”，而且还是这个革命时期的一个最“高点”。在这一发现之后，就再也没有需要跨越的界限了。虽然艺术可以继续的被创作，但艺术的历史已经到达了一种明确的停顿点。这就是“艺术的终结”。丹托的主要遗憾似乎是在于，那个令人振奋的现代主义艺术进展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终于走到了终点。

而在那些回避当代艺术的人们，通常也不会喜欢现代艺术，以及那个“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的发现，即使是“尿壶”或是“布瑞洛箱”，它们是艺术的最低点，而不是一个高点。因此，他们最大的关切和遗憾似乎是艺术尚未从现代主义起源的危机中恢复过来。

其实，丹托的失望也没有持续多久。在他以后的写作中，已明确的放弃了他以前的悲观情绪。在他的《艺术终结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丹托倡导的是“在后历史的现实中来显示那些意味着乐趣的事物”。在他的另一著作《未来的麦当娜》(The Madonna of the Future)，他评说了他的“艺术的终结”论断：“当我第一次写这个概念，我是有点沮丧。但现在，对于艺术的无限多样性，以不是传统的手段来传达意义，我惊叹艺术家的想象，艺术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模式，它所有丑陋的壁垒和界限已被拆毁了”。

因此，对于很多人所遭遇的，对当代艺术的不安和不满经验，丹托的“艺术历史批评哲学” (artphilohistocritisophory)无疑不是这样的一种衔接。丹托自称是历史主义者，一直在提请注意伟大艺术史的转折点，并努力的解释这种新鲜的现代主义与“后历史”的事实。不过，他从来没有对这个“终结传统艺术”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即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民意的体现和他们分明的壁垒进行解释。虽然有人热情的欢迎新艺术，而无数的其他人是在完全的拒绝它，人们并不都像丹托，他们的大部分并未放弃他们的悲观情绪。

因为这涉及到相当多的人，不能只是回避问题，说所有的这些人都很郁闷，甚至有抑郁的倾向。当然，他们一定有一个症结。但丹托无法解释它。就只是继续的描绘美好前景，（好吧，环顾四周，事物是如何的美好，相信多元的艺术世界是一个政治事件来临的预兆是多么美好）。

因此，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有一个起初的吸引，因为它似乎表明，存在一个真实的问题，但是随后，其试图陈述的正好相反：“艺术完全的没有问题”。

置丹托的理念于更严谨的审视。当代艺术的问题，正是被《艺术终结》的笔者所忽视的方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黑色艺术世界”的看法完全正确。但是玫瑰色的图像并不能说明整个故事。为证实这种观点，让我们集中在丹托书本中提出和阐述的三个对比。

相信这些特定的类比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都是错的。

(1) 丹托把“沃霍尔在视觉艺术上的突破”等同类似于在音乐，戏剧和舞蹈上的突破：“我认为沃霍尔的探索比任何其他人都具有更大的概念性想象，一步步的删除虚假的标准，直到开始明白，没有什么不能是艺术。但是，这也发生在任何其他的艺术，包括舞蹈，戏剧，和音乐。

(2) 他比较沃霍尔的“布瑞洛箱”与国际象棋的游戏：维特根斯坦谈到国际象棋选手在国王的棋子上放了一个纸帽子，当然，它的意味与国际象棋的规则无关。所以，你可以把它拿下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人们发现在艺术中出现了许多的纸帽子。

(3) 在后沃霍尔的艺术多元化时代，和一个运作良好的政治民主多元化之间的比喻肯定是丹托的最爱。

但他所展示的这些比较，每一个都是错的，让我们揭示丹托的这些论点，并放一个手指在当代艺术的痛处。

1。丹托以视觉艺术作为起点，推而广之，来平行的对照其他艺术形式，假设在那里的境况完全相似。在《Painting and the Pale of History》，他说：“我不打算把沃霍尔的所有信用放在哲学的突破上，因为这发生在所有的艺术世界。在《艺术终结的三十年后》(Three Decades after the End of Art)又说：“沃霍尔不过是一组有同样深刻发现的艺术家之一。这种在音乐和噪音之间，舞蹈和运动之间，文学和纯写作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并行，它们与沃霍尔的突破是同时代的。

它们真的在每个方式中并行？显然令人怀疑。在20世纪60年代，沃霍尔及其他的一些视觉艺术家认定，除了绘画和雕塑，其他的对象都可以同样美好的成为艺术。即便是表演，音景和气味，这些不可见的事物都被接受后，结果令人吃惊，“视觉艺术概念撞到了视觉概念的本身”。视觉艺术家突破了绘画和雕塑的界限，并超越了视觉，直到最后不再有任何的边界了。

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其他的艺术形式。已有实验的，例如文学，但只不过是一些言语或文字的文本实验。在写作或背诵的界限，所谓的超越从未发生。从来没有宣布或相信任何什么都可以是文学的。例如，一种气味或一张椅子不能是文学的，虽然人们可以对这些物品写一首诗或一个小故事。（同样的，人们可以在舞蹈表演中使用某些气味，但气味本身不能是一个舞蹈表演。人们也能够用椅子产生音乐，但一个普通的椅子，在它的本身，将永远不会被认为是一首乐曲)。

此外，实验文化没有来主宰文学，就如它没有来主宰视觉艺术。因此，今天人们访问一个书店，与一百年前一样，会找到小说，散文，和诗歌。但如果人们现在去参观当代艺术博物馆，一定不会找到与一百年前相同的东西。这可能就是原因之一，为什么很多人对时下的视觉艺术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但对于文学就没有那么多的怀疑。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在一些诗歌或小说有他们的疑虑，但他们很少对文学的整体持怀疑态度。在任何情况下，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跟随丹托的步伐，但相信这种情况在文学(音乐和舞蹈)不会发生，视觉艺术中的境况不会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在文学中。

2。不同的艺术形式与不同类型的游戏比较。如稻草人(Jackstraws)，扑克，篮球，吃豆子，国际象棋，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具体规则和特别的预设前提。例如，如果没有球和球篮，你就不能打篮球；很显然，如果没有卡片，你也不可以打牌。这也同样适用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都有自己的前提。例如音乐，是声音和沉默的相互作用。没有以某种方式使用文字或词汇的一部分，你也不能产生文学。不过，似乎是有一个例外，视觉艺术曾经是有过一定的前提，但在前个下半世纪，这个过程已经改变了。在此之前，粗略地讲，你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在一个平面使用色彩，或创建一个雕塑，你就不能算是一个视觉艺术家。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先决条件被划掉了，到最后，什么条件都没有留下。正如丹托所说的：“艺术家，从历史的负担中被解放出来，以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以他们所希望的任何目的，或根本没有任何目的，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什么都可以，以任何事物，在任何的形式”。

返回到游戏的类比，它就可能意味着玩一个游戏，什么都是被允许的，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人们能想象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游戏，也没有任何前提，没有规则？同样的令人怀疑。人们一定相信，没有规则，没有目的，没有输赢的概念将变得的毫无意义。更通俗的说，没有规则或标准，对任何事物的辨别将毫无意义。

按照丹托，在当代艺术，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没有什么能被确定是正确的，因此，犯错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不可能犯一个错误，同样的也不可能做任何正确的事。事实上，当代艺术的异议者似乎是经常的在认为，艺术家不可能做任何对的事情；而支持者恰恰认为，艺术家不会做任何错事。然而，这两种态度，实在是同一种“疾病”的真实症状，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在没有界限或规则的艺术世界，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区分艺术的高下和对错。

虽然，许多人认为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境况，但人们也很难责怪艺术家。比如下面的一个说词。一位前画家解释他为什么在1960年代中止了绘画：“一切都有可能，这意味着所有都是对的，可以做任何想做的。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这也意味着我失去了做艺术的兴趣，也因此几乎停止了绘画。他说：对于我，显然，紧张的情绪是缓解了，但是我也开始意识到，我对艺术已失去了能力，因为我的紧张是我必要的动力，当我的动力消失时，其他的也都不见了。但没有任何人告诉你“那不是艺术”。这位前艺术家的心态变化，有许多人也会承认，艺术家如何对艺术失去兴趣的自白，似乎是触及了当代艺术的一个真正问题。丹托也无法解释这个艺术家的不安，他似乎也承认上世纪的这场艺术革命有一些麻烦。不过，也许他从不会考虑它的起因。

丹托说，20 世纪60年代的艺术家们是创作的玩家，他们做了很多革命性的东西，但也留下了游戏的规则。什么规则？当代艺术的规则在那里呢？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64个方格板，没有国王和王后，国际象棋就无法比赛。但什么是当代艺术的前提呢？丹托的比喻似乎是对他自己表达的直接冲突，因为艺术世界没有什么是被禁止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

3。当代艺术的异议者经常的被抨击为保守，和头脑封闭，他们在害怕新的，和与众不同。相反，现今的艺术世界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胸襟开放的，宽容的，自由的，多元的文化模式。

丹托解释说，艺术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模型（model of a pluralistic society），而且他希望“当前这个历史性的多元化艺术世界是一个政治事件到来的先兆”。他在期望什么呢？谁会同意他的期望？这个备受推崇的多元化又是什么呢？用丹托自己的话说：“不管你做什么，都没关系，这就是多元化”。“一切都是允许的”。好吧，有谁希望生活在一个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做什么都没关系的社会中？虽然，抛弃丑陋的，和歧视的界限，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鼓励，但我们不能丢开一切障碍和界限。自由是一件好事，绝对的自由只是一个（危险）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