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painting: 群兽下山
文化意识中的“主体性”和“对象性’
现时的很多文化人都会嘲笑诸如像“主体思想”这样的词语，但不妨想想，它就只是一个大白话。社会存在主体，也就一定有属于它的主流意识，也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文化建构。在现代文化中一些不愿意显露的词语，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事实的消失，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而已。
任 何行为都会有“对象性”，在“对象性”中就体现有“主体性”。在国家行为中能不能体现主体性是一个大的问题，在个人行为中体现的主体性是一个权衡中的问 题，其中都关系到了“对象性”。文化意识中的“主体性”和“对象性”是一个当代概念，文化中的“主体性”和“对象性”思考，是对文化的定位思考，旨在“唤 醒”一种文化的整体性视野。文化作为社会“主体”的对象，必然受到社会主体的决定和支配。同样，文化的“主体性”也在决定文化的“对象性”。文化作为一个 整体来说，并不存在左右社会主体的能力。但是，对于文化的从事者来说，如果每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的“主体性”意识思考，就能改变文化的“对象性”，这也就是 文化所能显示的进步性功能。
现代文化中的“对象性”错乱，首先是在于对“主体性”认知的错位。在社会地位完全相似的群体中，人的思想可以 南辕北辙，比如表现在对“占领”，或是对“普世”的左右立场分裂。这是因为现代性文化的虚拟性，使社会个体在全球体系中迷失了自身的位置。“主体性”思考 关系到个体对社会的整体性认知，也关系到社会个体自身的认知意识。作为文化的从事者，比如艺术家，在社会的整体视野中对自身的定位，如果能清醒的描绘出自 身与社会，乃至与全球资本“主体”的关系，如果每个艺术家个体能够增强，并明确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也就能增强作为艺术家群体的普遍性意识。詹明信 将这种“认知绘图”定位在美学的层次，作为一种认知美学，不仅能引入艺术的“对象性”，还能帮助评鉴艺术的准则和内涵问题，也涉及了美学的政治和社会性。
维特根斯在《逻辑哲学论》中赋予“对象”这个词很独特的涵义，但又拒绝提供正面的阐释。如欲找一个能与“对象”相对应的概念，接近的如“物质”，但二者的差 别是，物质是物理空间中的存在，而“对象”即可以是物理空间的，也可以是“可能”事态空间中的存在。就如，艺术的“对象”无须存在于物理空间之中，它也存 在于“可能”的世界之中。
问题是，就如弗雷德对现代主义绘画的一个总的判断：自19世纪末，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在现代性 早期，艺术与政治乃至宗教密切相关，自马奈开始，“绘画从再现现实的任务中不断撤退”，艺术越来越关心的是“那些内在于绘画的自身问题”，在现代主义那 里，艺术家不再关注他所置身的社会，而致力于解决艺术的形式，从事于“个人直觉感受的客观化表达”。
说艺术的“对象性”混乱，视觉艺术家 对视觉形象的放弃就是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现实。 说波洛克在1946年之前，还处于立体主义的框架之内，直到他满幅滴画的“真正突破”。在批评家弗雷德看来：“波洛克不仅想把线条从再现世间物品的功能中 解放出来，而且还想把它从描绘形象或形状的任务中解放出来”。在他的《1948年第1号》中，只有一个均质的区域，其中既没有可辨识的物品，也没有抽象的 形状，弗雷德把它称为视觉性 （optical），之所以是视觉性的，据说：“是因为它本身只诉诸视觉。其颜料的物质性完全显示给了视觉。”
这种云里雾里的思维，引导了现代艺术的发展。自现代主义以来，艺术的“对象性”存在于意像的可能世界之中，自然的也就无关乎“主体性”和主体意识。说艺术的“对象性”错位，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事物的总和，更不是虚拟的总和，但世界确实是事实的总和。“对象”所构成的首先应该是事实，是现实社会中的实体，而对象所具有的的意象性只是让实体显得更为基本和完整而已。
艺术原本并不复杂，就如“真理”就应该直截了当。但是现代文化就像一诸墙，把你彬彬有礼的拒之门外。因为，即使是作为艺术家个人，都“多半不能对自己的作品做出令人信服的价值区分”。那么，艺术就必然的借助于文字。艺术批评“做的就是一种辨别和判断艺术价值的工作”。艺术批评家的典型作为是写那种云山雾罩的文体。文字的作用似乎就是给作品的“真实”披上外衣，然后把人引入歧途。
人类使用文字，就像是在操纵文字来作某些隐藏。如果文字的目的只是为了隐藏，这就必然是在阻止人发现事物。文化的“阻止”是来自于有组织地阻止，来自于组织严密的媒体、任何成文的，或是潜在的规则、引导性的理论、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现代文化就像陷阱，把你陷入其中，隐藏自己，同时“阻止了别人发现事物”。就像井底之蛙，人被局限于井口天空之下。在井口之外，人们自以为能确认的事实，或者真理，就经常是一些被引导的异想天开。
我们时常认为小孩的潜能很大，就是因为小孩的内心没有“阻止”，还没有记忆到“社会组织”，就是因为小孩的生命里什么都没有, 他们才有了“主体性”，他们是他自己的主人，有他自主的“对象”，所以小孩子什么都会，因为他们学东西容易。这个世界有东西是容易的吗？这个世界上有东西是困难的吗？ 这是小孩的问题，也是主体的提问，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就如鲁迅先生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对象性”中的主体性表达，也是对自身的理解。
在现代社会，人类丢失了“主体”地位。文化人被推向市场，艺术的市场化，文化的产业化，当文化被“对象”为一种讨生活的手段，你就不能忽略文化的技艺特征 ——即本能地追逐利益。如果追逐利益的成功就意味着文化的成功，那么，任何阻碍文人获得成功的因素都将被文化人充分的意识，并本能地寻找绕过阻碍的方法。 结果是，聪明的人寻找到了达到成功的聪明的方法，那些不聪明的人也就非常不聪明地成为了失败者。
这样说来，是因为文化被主体的“对象” 化，或者换一句话说：是因为“乞讨的生活”而造就了虚假的文人，是虚假的文人在生产虚假的文化。有人说制作文字和艺术的人经常是一些高明的人。因此，他们在生存层面进行选择时，一定会透露出的超过常人的精明。文化精英一旦堕落，势必将比所有其他人都来得彻底和深刻。
堕落从何而来？是“主体性”决定了“对象性”，文化是被隶属的，当代文化取决于当代的“主体”建构。文字和艺术的堕落，只是资本社会整体堕落的一部分，你无法在整体的堕落中要求某一部分崇高。
对于一个国家主体来说，它不可能永远的摸着石头过河，它总会设定一个目标，是帝国的、民国的（半殖民地）、还是其他。简单的说，就是社会利益的输送“对象”是生产关系中的苹果、是富士康、还是富士康生产线的工人？同样，对于文化的“对象性”来说，也会面临相似的选择。这都关系到国家整体，或文化人个体的“主体 性”意识。
这就是文化争论，如果有一个“主体思想”选择了富士康的生产线工人，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不就是在重拾人的“主体性”吗？当然，现代主义主体建构和主流文化对于这种选择不会买账，除了给予应有的嘲笑，还会有更多的代名词。好吧，如果说是主流代表了正义，那么就回到民国，民国范儿，大师的机会来了，文化人该满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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