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的哥特式奢侈遗老 - 克里维利

来源: 艺术老白于 2026-02-21 13:50:50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从一张邮票走进绘画大师的世界（19）

1998年匈牙利发行了两枚圣诞节邮票。其中之一的图案是采用了收藏在布达佩斯美术博物馆里的卡罗·克里维利的一幅《宝座上的圣母子》。这枚邮票以其精美而略带异域风情的图像，悄然将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异类”画家带入更多人的视野，也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位被时代边缘化的艺术家——卡罗·克里维利（Carlo Crivelli）。

克里维利（约1430~1435 – 1495），出生于威尼斯一个画家家庭。他的父亲雅各布（Jacopo Crivelli）和弟弟维托雷（Vittore Crivelli）皆从事绘画，这让他从小浸润在艺术氛围中。早年他很可能在帕多瓦的弗朗切斯科·斯夸尔乔内（Francesco Squarcione）作坊受训，与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等同门师兄弟共事，吸收了透视法、古典浮雕感与写实纹理等早期文艺复兴元素。然而，1457年的一场丑闻改变了这一切：他在威尼斯因与已婚妇女通奸被判监禁半年并罚款。此后，他离开威尼斯，先短暂流亡达尔马提亚（今克罗地亚地区），最终于1460年代末定居在意大利中东部的马尔凯（Marche）地区，特别是阿斯科利皮切诺（Ascoli Piceno）一带，直至约1494/年去世。

克里维利一生从未返回威尼斯主流画坛，也未追随佛罗伦萨或威尼斯的“理性人文主义”潮流。他身处文艺复兴，却心系中世纪最后的华服，顽固地坚守晚期哥特式的装饰华丽与国际哥特遗风，将宗教图像炼成一种近乎奢侈的视觉祭坛。他的作品几乎全部为宗教题材，尤其是多联祭坛画（polyptych）和圣母像，使用蛋彩画（tempera）和金箔，极少涉足油画或世俗主题。他的艺术特点鲜明而极端：线条如刀刻般锐利，色彩矿物般炽烈而饱和，表面布满烫金打孔背景、凸起浮雕宝石（pastiglia技法）、层层繁复的织物纹样、垂坠果蔬花环。他精于光学错觉，让瓜果、昆虫、珠宝，服饰仿佛要从画框溢出，却又在整体上保持扁平的金底与哥特式疏离感。这种“物质崇拜”与“幻觉恋物”相结合，营造出一种既华丽又微妙不安的氛围——圣母与圣徒被打扮成珠光宝气的宫廷偶像，透视精准却时空错位，写实纹理逼真却整体如梦似幻。这种风格与同期贝里尼的柔和自然主义或曼特尼亚的古典理性形成鲜明对比，常被视为“反潮流”的视觉叛逆者。因为黄瓜反复出现于他的果蔬装饰中，象征复活与救赎，他也被戏称为“黄瓜画家”，把画中标志性的黄瓜作为他的作品“签名”式标志。

《宝座上的圣母子》，布达佩斯美术博物馆

1998年匈牙利圣诞节邮票原图，布达佩斯美术博物馆的《宝座上的圣母子》，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它创作于约1476–1477年（金箔蛋彩木板画，106.5 × 55.3 cm），是一幅竖构图的独立祭坛画或小型多联画中央部分，适合教堂或私人礼拜堂使用。圣母玛利亚坐在华丽的宝座上，圣婴耶稣站立在她膝上。圣母表情庄严而疏离，头戴冠冕或光环，身着层层繁复的织物长袍（红色外袍、蓝色内衬），袍子褶皱锐利如刀刻，表面闪烁金光与珠宝纹样。圣婴赤裸或半裸，右手可能持苹果或祝福手势，目光直视前方。作为克里维利风格的精髓体现，这幅画浓缩了他的所有标志性特点：装饰华丽与哥特遗风：金箔、珠宝、织物层层叠加，让圣像像珠光宝气的宫廷偶像，远超同期主流的“理性简约”；锐利线条与矿物色彩：轮廓锋利、色彩饱和而炽烈，人物姿势僵硬却充满张力；织物褶皱、宝石凸起与金底处理制造出强烈的立体幻觉，圣母的袍子与宝座边缘仿佛要“溢出”画框。相比有醒目黄瓜+苹果的作品，这幅画更偏向“纯装饰宝座式”，突出神圣的庄严而非“果蔬恋物”。

克里维利的还有很多同一主题的作品或变体，包括纽约大都会的《圣母子》（约1480，36.5 × 23.5 cm），意大利安科纳市弗朗切斯科·波德斯蒂市民画廊（Ancona City Picture Gallery）的《圣母子》（1840s, 21 × 15 cm），华盛顿国家画廊的《圣母子》(约1490，32.8 × 24.7 cm )，意大利贝加莫卡拉拉美术学院（Accademia Carrara di Belle Arti di Bergamo）的《圣母子》（约1840 – 1843，48.5 × 33.6 cm）和伦敦国家画廊的《燕子圣母》（1490后，150.5 × 107.3 cm）。《燕子圣母》的名称来自于画作上方有一个燕子。燕子下面还有一个醒目的黄瓜。其实仔细观察这几幅同一主题的作品，除华盛顿国家画廊版本外，它们都有克里维利标志签名：一根黄瓜，或挂在上方，或摆在前面的台上。

《圣母子》，纽约大都会

《圣母子》，弗朗切斯科·波德斯蒂市民画廊

《圣母子》，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圣母子》，贝加莫卡拉拉美术学院

《燕子圣母》，伦敦国家美术馆

《燕子圣母》局部，伦敦国家美术馆

《天使报喜与圣埃米迪乌斯》（The Annunciation, with Saint Emidius，1486年，207 × 146.7 cm）是卡罗·克里维利（Carlo Crivelli）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杰作，常被艺术史视为他风格的巅峰与“门面”作品。这幅蛋彩画（egg tempera）并带有部分油彩的祭坛画创作于1486年，受意大利阿斯科利皮切诺（Ascoli Piceno）当地方济各会修道士（Observant Friars）委託，为圣母领报教堂（Church of SS. Annunziata / Santissima Annunziata）而作。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London），自1864年入藏以来一直是馆方重点展品。

《天使报喜与圣埃米迪乌斯》

这幅画描绘了经典的“天使报喜”场景，却以极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进行了大胆改编：圣灵以一道金色光芒从左上方射入，大天使加百列从天而降，本该直接向圣母玛利亚宣告她将怀孕生子，但被圣埃米迪乌斯“干扰”。整个场景置于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城镇街道中——左侧是砖石建筑、拱门、楼梯与远景中的行人，右侧是圣母的居室，里面摆满日常器皿、书籍、瓶罐与水果，屋顶有孔雀、挂毯与植物，背景天空戏剧性地布满金色云层与光芒。圣母跪在右侧室内祈祷台前，双手合十，低头谦卑；天使与圣人则跪在左侧街道上，形成一种奇妙的“街头对话”。阿斯科利皮切诺的守护圣人圣埃米迪乌斯跪在地上，手持一座精致的阿斯科利皮切诺城市微缩模型，面向大天使加百列，似乎在通过天使将城市的自治权（libertas ecclesiastica）献给圣母，获取神圣祝福与保护。底部铭文“LIBERTAS ECCLESIASTICA”与当地纹章进一步强化这一政治庆典寓意。

圣灵似一道金光

阿斯科利皮切诺的城市微缩模型

仿佛从画框底部滚落的黄瓜

这幅画的特点在于锐利如刀的轮廓、矿物般炽烈的色彩、层层烫金浮雕纹样（pastiglia技法），以及底部那根醒目的黄瓜与苹果仿佛从画框底部“滚落”出来的光学错觉。果蔬花环垂挂上方，织物、珠宝、孔雀、飞鸟、日常物件被神圣化，营造出一种奢侈的物质崇拜与幻觉感。透视精准，街道深远却又保持扁平的金底式疏离；写实纹理（布料褶皱、砖石纹路、动物羽毛）与哥特梦幻背景并存，既拥抱文艺复兴理性，又顽固保留晚期哥特装饰狂热。这种“对抗写实潮流”的哥特奢侈遗老气质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既是宗教虔诚的祭坛，又像一场华丽的舞台剧——神圣事件发生在日常街道，圣母居室如珠宝盒，充满超现实的疏离与不安，却又极致奢靡。

《牧羊人的崇拜》

克里维利收藏在斯特拉斯堡美术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Strasbourg）的蛋彩画《牧羊人的朝拜》（Adoration of the Shepherds，约1480年，37.8 × 51.3 cm）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小型杰作之一。这幅画属于私人祈祷用的小型祭坛画，尺寸适中，非常适合近距离欣赏其极致精致的装饰细节。

画面描绘了耶稣诞生后牧羊人前来朝拜的经典场景：中央是简陋的木棚马槽，圣母玛利亚跪地祈祷，圣婴躺在布上，身边有驴子和牛作为传统象征。左侧，年老的约瑟夫（或有时解读为牧羊人中的长者）坐在石头上，手持拐杖沉思；右侧站着一位金发、身着绿色长袍与腰带的天使，以及一位裹着破旧斗篷、手持木杖的牧羊人，他们正凝视圣婴。背景层层叠叠的梦幻景观包括茂密的树林、蜿蜒小径，以及远处带有穹顶和尖塔的古典风格城市建筑，天空布满戏剧性的金色云层和红色余晖，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黄昏氛围。棚柱、布料、器皿仿佛要突破画框，地面上的草丛与远景路径制造出深度，却又保持整体扁平的金底式疏离感。作为克里维利成熟期的典型作品，这幅画浓缩了他所有标志性艺术特点：轮廓如刀刻般清晰，呈现出强烈的浮雕感；色彩饱和而炽烈，宛如宝石镶嵌。虽然画中没有他标志性的黄瓜，但果蔬隐现于背景，动物（驴、牛）和日常物件被神圣化，充分体现了他对材质和物件的极端关注（常被称作“物质控”）。

这幅《牧羊人的朝拜》虽不如伦敦国家美术馆的《领报，伴圣埃米迪乌斯》那样宏大，却以其珠宝般的精致和哥特余晖的顽固，完美诠释了他“用黄金与幻觉缝制中世纪最后的华服圣母”的风格。在这小小的木板上，他把耶稣诞生的朴素场景转化为一场视觉上的奢侈祭典——既是宗教虔诚，又是装饰狂热的巅峰体现。1976年，多哥（Togo）发行了一套以西方宗教绘画为主题的圣诞邮票（共6枚），其中一枚选用了这幅《牧羊人的朝拜》的局部图案，突出圣诞主题，突显了其节日氛围与艺术魅力。

克里维利是文艺复兴时代最独特的“逆行者”。他以一种极端个人化的方式，延续并重塑了哥特奢华的视觉传统。他的作品既古老又前卫，既宗教又超现实，既富有装饰性又带有强烈的心理戏剧性。他虽在生前获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二世封骑士，却未被瓦萨里收入《艺苑名人传》，长期被边缘化。直到19世纪前拉斐尔派的“发掘”，他才重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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