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里姆特和席勒的“忘年交”
克里姆特和席勒是谁,大家肯定都知道,用不着我来多作介绍。
此文也不想详细绍介他们的友谊交往,而是探讨另一个看似荒谬的话题:画家寿命和艺术机缘的关系。
* * *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既是师徒又是画友,同为表现主义分离派主将的这一对,他们去世在同一个1918年(克里姆特死在2月,席勒死在10月)。去世时,克里姆特是56岁,而席勒只有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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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特去世时,席勒在灵床前为他画下了这张速写,
8个月后,28岁的席勒也去世了)
中国过去常用“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来形容爱情和友谊之执着。难道真是老天爷成全了他俩一个生命的“巧合”或“缘分”吗?
1890年,席勒出生时,克里姆特已经28岁。也就是说:他们的年龄差,正好是28岁 — 席勒去世时的年龄
此后他俩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席勒从老师克里姆特独特的象征主义及新艺术风格入手,直接步入了表现主义。
席勒从开始学画到去世只有短短十一年的时间,却一步跨进了大师的行列,除了他本身的天赋外,他有幸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成就了他的很重要的条件。(和他们类似,俄国的谢罗夫和列宾的关系,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但他们的寿命都要长得多)
说到这里,我忽生谬想,席勒是站在了克里姆特这位巨人的肩膀上,但要是克里姆特也像席勒一样在28岁英年早逝的话,艺术史上这一页将会变成怎样?
(这里联想到我自己的28岁,那是1970年,全国都在忙于“文化大革命“,多少亿人天天反复“欣赏”的是8个样板戏一幅样板画,那是我们连想画自己的画的“权力”都没有的年代,如果我只活到28岁,我将和两位同班同学倪绍舜、马树培一样,只能为“未能成全画家梦”的“一事无成”,遗憾终生而已。 - 请参阅2016年6月本博客旧文《他们未能成全画家梦》和8月《画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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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特生于1862年维也纳近郊的一个大家庭,父亲是金银器雕刻师,母亲年青时曾是一位唱歌剧的抒情歌手,他们生有七个孩子,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是长子。
14岁,克里姆特进入维也纳艺术与工业博物馆所属的艺术与工艺学校学习。
克里姆特从小就显示了艺术天赋,家庭中父亲的工艺才能和母亲的音乐才能都在他童年给与了很好的影响。在学校里,又经由了古典学院派严格的课堂教学培养,是一个学院派的优秀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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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导师Laufberger、克里姆特和他弟弟恩斯特)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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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姆特步入艺术之路的开始,奥地利艺术的主流还是古典主义学院派,那是“历史传统主义”(Historicism)胜利凯旋,人们刻意去模仿古代风格的年代,克里姆特所能接受到的教育范本, 只能是那威尼斯艺术爱好者的偶像 — 奥地利画家Hans Makart所画的奢华眩目的历史画,或是当时红得发紫的学院派大腕法国的Gerome和英国的Alma-Tadema自命高雅的历史画。所以他当时也只能站在古典主义学院派这一巨人的肩膀上。
请看Hans Makart的作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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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Makart作品三例
先看他学生时代的基本功训练和学院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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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城市剧院天顶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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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城市剧院天顶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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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城市剧院天顶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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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5分别为克里姆特兄弟及同学Franz Matsch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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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是克里姆特另一件“里程碑”式的成名之作。
这是当时维也纳城市委员会一个的定件。维也纳城市剧院决定翻新改建时,市政府希望把老城市剧院改建前演出的真实情景永远保存下来。便委托正在制作剧院新壁画的克里姆特画一张画,来完成此“留作纪念”的任务。
克里姆特没有去画演出的场面,而是选择了舞台大幕还没有拉开前,观众席上的情景。
这是一幅大场景的构图,就像是透过舞台大幕的缝隙用鱼眼镜头拍摄的一幅全景图。克里姆特在剧院连包厢在内五层观众席中, 井然有序地将维也纳社会的“精英”- 剧院真正的权利核心人物,一一安排了进去,而这一幅水粉画的尺寸只是82cmX92cm。
他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前来观剧的、作为维也纳上层社会缩影的150个左右真人迷你肖像,如总理、市长、作曲家勃拉姆斯、皇帝的情妇等。不仅工作量惊人,画家刻画肖像的写实功力更让所有人看后叹为观止。后人戏称这是克里姆特“照相写实主义”的代表作。
1890年(正好是他28岁)此画获得了当时奥地利艺术的最高奖赏—皇帝奖。克里姆特也赫然成了维也纳的大红人。
28岁那年的作品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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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又一个难得的机会降临:为新建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40块圆柱和拱形门顶之间的三角形墙面,绘制象征从古到今艺术发展历程的装饰壁画。
作为艺术史博物馆的壁画,自然要代表奥地利“国家级”水准,所以原本是交付当时奥地利声名显赫的艺术大家,也是克里姆特刚上学时的“偶像”Hans Makart去完成的。没想到Makart也是命短,他在完成了天顶12幅月牙形壁画之后,突然去世(享年44岁)。于是这块天上的“馅饼”便掉在了刚刚完成剧院壁画并荣获大奖的克里姆特头上,又是克里姆特兄弟俩加上同学Matsch一起搭档接受了这一重要委托。
这年他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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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象一下,一个还不到30岁的年青人,连续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两所重要公共建筑的委托壁画,还荣获了皇帝艺术奖,克里姆特艺术事业的开端用“如日中天”来形容毫不为过。他完全可以在主流的古典主义学院派中去进一步获得更高的地位与名利。
* * *
然而,人生之路并无一帆风顺。
第一个沉重的打击是,他心爱的父亲、还有合作画画多年的手足兄弟恩斯特,都在1892年先后去世,那正是他的“而立之年”—30岁。
“人生无常、生死由命” — 这意外事件的发生如同晴天霹雳,让克里姆特亲眼目睹了死神的镰刀如何从他耳旁擦肩而过,从此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
此后几年,克里姆特神情恍惚,如同霜打了一般,几乎没画什么画。
另一个重大的“挫折”是:当他好不容易摆脱悲痛,重新振作起来,在1897年35岁之际,接受了文化教育部长的委托,并化了近7年时间,为维也纳大学创作的三幅大壁画《哲学》《医学》和《法学》,最后却遭到了被拒的结局,成为当时饱受流言蜚语攻击中伤的维也纳艺术大丑闻。
壁画被拒的真正原因,是他一反过去已为公众认同的传统画风,改用了现代前卫的象征主义手法,明确表达了对自己过去遵循的学院派“历史传统主义”的离经叛道和分道扬镳的志向。
如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比亚》被拒一样,在饱受主流社会攻击的同时,克里姆特成为了新生的年青艺术家们心目中的英雄及维也纳分离派的当然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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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幅画,在1945年,被撤退的纳粹视为异端付诸一炬
只留下三张黑白复制品)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话题了:如果1892年去世的不是恩斯特·克里姆特,而是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或者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虽然活到了56岁,但没有和学院派“分离”,仍然在他原来“权威的光环”中画下去,享受所带来的名声与财富……
显然的结果是,我们将看不到下面这些举世皆知的“克里姆特风格”了。当然,席勒也无法站到这位巨人的肩膀上去了。
历史好像就是这样有意安排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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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妇女人生的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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