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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留学去了巴黎,每天在各大美术馆参观,却没有见到一幅达仰的画,觉得很奇怪。后来是潘世勋老师告诉我,他在巴黎市政议会厅见到了一张达仰的画,画得很好,当我闻讯而去时,不巧议会关门休假,不开放。接下来,赶上搬家,办签证,又去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荷兰等地转着看美术馆,也就把这事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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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 168cm X 14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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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 123.5cm X 68.9cm
先是在一本芝加哥美院编著出版的《法国沙龙艺术家1800-1900》画册中发现了一幅达仰很精彩的人像习作,可见他艺术功力很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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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节的布列塔尼妇女》的局部
那时我刚移民加拿大不久,开始靠卖画为生,经济状况可想而知,这画册又是要价不菲,在书店里,翻过来倒过去,拿起又放下,犹豫好半天,最后一咬牙,还是买了下来。
通过这部书使我了解到了,在印象派崛起的同时,同样是在左拉“自然主义”理论鼓励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另一个被称为“Naturalism”的艺术趋向,吸引了欧美众多的艺术家投入其中,而此运动的领军人物是法国的巴斯提安-列帕什和达仰。我在“19世纪画家村”一文中已简单介绍过他们俩。
巴斯提安和达仰自1869年在巴黎美院Cabanel工作室的学生时代起,便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在艺术上有着共同的见识和追求,可惜的是巴斯提安过早的去世,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只有达仰可以填补的空缺。于是达仰就成了自然主义学派一个主要的后继人物。
自然主义的头号人物巴斯提安·莱巴舍的《垛草》一画,70年代曾来中国展出,当时对中国艺术界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震撼。后来,我又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见到了他另一幅主要作品《贞德》,以及达仰的一幅重要代表作《不列塔尼朝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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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去纽约大都会时,我在这幅画前端详了许久,画布上油彩画得很厚,是很多次堆积而成,形和色非常自然地融成一体,近看斑斑驳驳,远看结结实实,他那炉火纯青的油画技巧,着实非同一般,也不是任何印刷品能传达出来的,我试着拍了两个局部,可惜由于光线的局限,速度太慢,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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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聚精会神看画时,突然听到有人用法语向我说道:“你喜欢它?画得太真实了!我们布列塔尼就是这样。”说话的是坐在轮椅上的一位穿着高雅的老年妇人,看得出来,她很为这位画家表现她家乡的作品感到自豪。我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回答她;“我的老师的老师,是这位画家的学生”。不知她是否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真诚地笑了。
* * *
众所周知,印象派开启的一场现代艺术革命在进入20世纪后,便成了一个不断变换的现代诸流派的演变史,作为和学院派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沙龙艺术家,渐渐被排挤出了“现代艺术史”的视野,许许多多19世纪的大腕们都被推到了这场艺术革命的对立面。自然主义运动也很快成为翻过去的一页,而“靠边站”了。达仰也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奥赛馆居然看不到达仰的画,而要跑到纽约大都会来看的原因。
现在先让我们回归历史,简单回顾一下达仰的简历、他生前的艺术地位,以及他和徐悲鸿的关系,来理解徐悲鸿为什么选择了这一位老师。
1852年7月7日 生于巴黎
父亲是一个裁缝,后来移民巴西,达仰留在巴黎,由他祖父领养,所以他名字前加上了他祖父的性Bouveret
1869年
17岁起就学于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美院的领路人是亚历山大·卡巴内尔和莱昂·席罗姆。同时,他也是柯罗的学生。
1880年 28岁,油画《一次事故》获沙龙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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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 33岁《饮马》一画获得沙龙荣誉奖,并获得荣誉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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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起,他在巴黎时尚新区,塞纳河畔的Neuilly-sur-Seine,和另一位画家Gustave-Coutois一起租用了一间大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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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达仰已经被公认为一个知名的现代艺术家,以描绘农民生活场景著称。尤其是他一系列描绘布列塔尼农民生活的风俗画。
1891年 39岁,达仰被任命为法国荣誉军团军官
1896年 他也画了一些具有神秘宗教色彩的作品,如展出於Champ-de-Mars沙龙的《最后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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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人到中年的达仰声名鹊起,达到了荣誉的顶峰,除了法兰西学院院士外,还获得了一系列其他的头衔:
诸如:英国伦敦皇家美术学院荣誉院士
德国柏林国家美术学院合作院士
德国德累斯顿萨克森皇家学院院士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院士
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协会荣誉会员
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荣誉院士
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院士
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美术学院荣誉国外会员
巴西里约热内罗国家美术学院荣誉教授
捷克布拉格皇家学院合作院士
......
所以,1919年,当24岁的徐悲鸿留学来到巴黎之际,达仰的名字对他用“如雷灌耳”一词来形容,应不算为过。
1920年,徐悲鸿有幸结识了这位当时法国画坛的当红人物,在巴黎美院上学之余,“每星期日携画到达仰画室求教”。
“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及注重默画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较大,使得他没有追随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而是踏踏实实地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在继承古典艺术严谨完美的造型特点的同时,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引号内文字来自百度注释)
20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随着达仰所坚决反对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如马提斯的野兽派、毕卡索的立体派等)的崛起,以及与他所关联的“学院派”及“沙龙艺术”的衰落,达仰的名字,也被现代艺术史排除在外了。
只是在最近的20多年来,达仰才渐渐地重新回到了公众的意识中来,众多收藏家已开始重新注意到他注重绘画细节风格构想的独创性,以及在20世纪被现代派画家漠视情况下,坚持在他学院派自然主义模式下继续工作的能力和成果。
如果说,徐悲鸿对中国的现代艺术教育曾作出巨大的影响和贡献的话,其中也应有他良师益友达仰的一份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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