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多少了解了一些背景，这位画家除了画艺，更难得的是能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不虚伪，最多是妥协，但绝不卑鄙。反观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经历那段不堪回首的年代的时候，同样被称为艺术家的某些人就未必能够尊重本心。也就是这种艰难环境下的选择最反映人的品质。伯乐翁在文章中引用巴巴回忆录中的两段话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巴巴的文字修养绝不低于他的艺术修养。
巴巴在他回忆录中写道：“1948年，在雅西新修复的画室中，我用一块旧画布画了《棋手》，这幅画被其他人视为是故意回到旧时代的画，甚至说它是在主题上对新时代社会所关注的事物完全忽视的一种挑衅。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想画它。毫无疑问，这点更重要。我不需要那些麻醉心灵和强迫想象的马列主义教义。同样无疑，在如何从事自己的专业方面我也不需要官方的指令，在专业上，我已经按自己的本分和自己的选择，作出了我最好的努力。”
巴巴在他生命的结尾，用严肃的语调、孤独的声音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备受痛苦折磨的东欧这里，（这是1989年共产主义垮台之前）我曾经毫不尊敬地对待过所有新事物的热心者。但我无意、也没有权利，对造成整个世纪具象艺术创作中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这一领域，去进行审视。说实在的，要理解发展和改变着的事物，有着足够宽广的远景。我等了很长时间想说些什么 — 在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和‘艺术美学式”的演说之间 — 说说那强迫自己在专业技能上精益求精的使命感。我将很愿意看到自己作为杰出绘画桥头堡上的最后一个英雄。甚至到现在，我也还是认为这是具象艺术世界中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位置，当绘画普遍地被认为是属于遥远过去的事物时，它依然发人深思、依然具有令人感动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