隙。[33]节选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
“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34][33]”
面对卡哨内出现饿死百姓的情况,中共部队8月初下令放行卡哨内难民。不料“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人,城内难民又疏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最多时卡哨中滞留难民达8万人之多,8月14日,林彪、罗荣桓责成吉林省委作出《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当时城内守军的一个共识是,“匪我双方孰能狠心孰胜”。[32]
据荷兰学者冯客于其所著《解放的悲剧——1945-1957年的共党革命史》所写到了八月底,在國共兩軍對峙的中間地帶聚集了超過十五萬人,解放軍不放他們通過,國民黨軍隊也不准其回城,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大約有十六萬平民餓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