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威是美国自由的最后堡垒

司法权威是美国自由的最后堡垒

李进进

2021年10月9日

“新形势下美中台外交关系研讨会” 讲话稿

我的这个讲话题目似乎和今天研讨会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在美中台关系中，美国具有支配地位，美国是否继续强大和有能力干预世界事务是台湾安全的核心议题。所以我这个话题是从美国内政来看台海关系。

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制度在2016年川普当选总统后和2020年总统选举之战中受到美国社会内部左右之争的严重挑战；在这种挑战中，有没有一种力量或者权威能够保护美国的政治传统和宪政之下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不变。另外，从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来看，2016年年川普当选总统以来的左右激烈之争，导致了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堕落，对于这种政党政治带来的间歇性权力的堕落，美国社会有没有一种权威将其遏制住。我的答案是，法治的权威仍然坚不可破，它是美国政治斗争中遏制行政权和立法权堕落的最后堡垒。

美国社会内部左右之争带来的严重挑战

                川普2016年当选美国第45界总统是美国右派力量的胜利。这股力量以共和党为代表，以保守主义为其文化的底蕴，以川普敢说敢为先驱。他是对过去奥巴马八年统治的部分否定。川普当政后，民主党开始反击，以美国各大媒体为尖兵，天天攻击川普，使得川普见了那些左派媒体就喊叫“假新闻。”民主党最后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击败川普。在大选中，左右之争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社会派别之争，而且国际社会也参加进这个争论的漩涡中。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为此也分为两派。在这次围绕总统选举的过程中的左右之争中，不论是社交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失去了应有的诚实，人们归之为真相崩塌 （Truth Decay）。另外一个人们极为担心的是，在美国自由派或左派在许多政治正确的理论或口号下，比如“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 CRT”），许多人的言论自由和工作都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还是不是自由的灯塔。

政党政治带来的间歇性权力的堕落

                所谓间歇性的权力的堕落，指的是美国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大的社会争论，总统和国会在这个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常常让人跌破眼镜。川普在任期要求乌克兰总统调查拜登儿子的腐败，显然是出于政党政治的考虑，过头了 。国会在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的后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也是过头的政党政治行为。这都是两党政治带来的恶果。凡有朋党之争的地方，必有政治恶果。当然，人以群分，我们也无法回避政党政治的弊端。

司法权威

                我们需要一个超越政党之争的政治权威来解决社会纷争和激烈的利益冲突。理想的状态是柏拉图式的贵族政治。但是这种贵族政治，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另一个模式是英国的国王下的议会政治，也就是King in the parliament.  在那里，国王是一国之主，也是国家道德象征。国王可以在不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情况下，对重大争议表示某种态度。国王就是一种解决社会争议的权威。第三种模式，就是集权统治，在那里某个集权的国家和集权的个人就是解决社会纷争的最后权威。

                严格来讲，极权统治和威权统治都是一种没有权威的统治。这是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权威包含有人们的非强制性服从。我在2012年关于“建立司法权威”一文中，对权威做了如下说明：“权威必须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创制和强制执行规范,并被统治者（subjects ）非强迫性地予以服从。韦伯讲的规范系统，就是权威强制性的外在形式。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于社会强制性规范的创造和认可，它是权威存在的道义基础。服从（obedience） ，不是为了避免处罚，而是人们对社会的契约（洛克和卢梭）或合理的共识（罗尔）。”

美国的司法权威没有被动摇

                在2020年大选前和大选后，支持川普的人士很担心美国社会将江河日下，美国的自由将不复存在。我则在多次场合说，我对美国的民主和法治持有信心。美国的宪政在2020年的大选和“1.6”冲击国会事件中经历了考验。我在2021年1月21日一个会议上表示，“我说的美国民主和法治经历了考验，不是指“英明“的拜登战胜了”邪恶“的川普。恰恰相反，美国当局在这次总统大选的极端冲突中，没有动用国家机器来压制对方，美国的法治在处理极端事件上没有脱轨。”“今天虽然我们担心美国民主党上台会对川普或其支持者进行清算，担心推特等大媒体禁封一些人的帐号会使美国人丧失言论自由，但是美国的法治仍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

我们现在从2021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看美国的法治是否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

美国现有的九位大法官，小布什提名的有三位，川普提名的有三位，可以说有六位保守主义的大法官。克林顿提名的只有一位，奥巴马提名的有两位，可以说自由主义倾向的大法官有三位。但是在美国最高法院的2020-2021 年度里做出的67个决定中，大法官们做出一致决定的 (9:0或8:0) 有29个，占43%， 如果考虑到10个8:1和7:1的决定，那么大法官以绝对多数做出的决定超过一半，占有58%。九个大法官以5:4做出的决定只有7个，占10.4%。 所以说，美国大法官在许多基本问题上，特别是关于个人自由和人身保护方面，都倾向一致。

大法官们继续支持奥巴马的健保法案，在California v. Texas一案中，以7:2的决定否定了共和党对健保法案的挑战。

大法官们在个人权利和宗教自由等基本权利方面，无论左右，坚持传统，予以坚决维护。在Fulton v. Philadelphia一案中，九位大法官一致决定不能剥夺宗教团队因其反对同性恋就被取消政府资助的权利。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法官们更看重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规定的基本权利。

在Niz-Chavez v. Garland 这个有关移民的案子，虽然大法官们是以6:3做出的决定，但是看起来最保守的黑人大法官汤马斯和川普最后任命的巴雷特法官仍然支持这个对移民有利的重大案件。偏中左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却反对这个决定。说明，大法官都是通过自己的理性而不是政治倾向来判案。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最近关于堕胎的一个案子。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妇女有限的堕胎权利，即在怀孕的头三个月（第1到第12周）可以自由堕胎，中期怀孕只有在有害母婴健康的情况下才可以堕胎，晚期怀孕的限制更大，只有孕妇存在生命危险的时候，才允许堕胎。

可是德克萨斯州指定了更为严格的堕胎法即“六周心跳法“，德州的立法者认为婴儿六周就有了心跳，这时一般就不允许堕胎了。为此，女权倡议和民权组织 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堕胎支持者团体向美最高法院提交了一项针对该法的紧急诉讼，Whole Woman’s Health, et.al, v. Jackson,  要求最高法院阻止德州实施这个“六周心跳法“。美国最高法院在该法生效的当天，2021年月1日，最终以五比四票拒绝对德州的这部严厉的堕胎法下达禁制令，该法律已经生效。

Whole Woman’s Health, et.al, v. Jackson 是一个申请禁制令的案子（美国有两大类案子，一种是成文法和普通法案子，另一种是衡平法案子。最高法院申请禁制令案子不是上诉的案子。）这个申请被否决，主要还是程序上的考虑，而不是实质性法律的考察，其决定非常短，只有几句话而已。

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审理密西西比的一个有关限制堕胎的法律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密西西比州禁止对15周的胎儿 堕胎。这个案子才是对罗伊诉韦德的重新考虑。

在中国当局看来，堕胎就如同阉割猪一样简单；一胎化的政策，中央一决定，全民实施。现在人口增长不足了，当权者开始实行变相的强迫性的生三胎政策。这样的决定，没有多少人可以公开的反对。可是美国，这个堕胎的事情不知闹起多少案子和抗议。现在各个组织通过律师们就已经向最高法院提交了1125个“法院朋友“AMICUS CURIAE的法律意见书。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美国还是那个美国，社会问题还是那些。人们还是通过司法的权威来解决社会争端。最高法院仍然具有权威，其中包括有人们的服从。美国的司法权威是美国人自由的最后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