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2018年4月，美國之音記者首次前往余英時寓所採訪近三個小時，當時，余先生正在寫他的回憶錄。余先生也給記者回憶了當時他離開中國的情景。他說，本來他在燕京大學讀書，寒假的時候去看香港探望父親，休假結束後就做火車回北京，火車還在廣東的時候，他突然想到父親年齡大了，又跳下火車，買了黃牛票，從羅浮橋又回到香港，那一年是1950年。
余英時這一走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時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真正體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雖然也激起過他的中國情懷，但是親朋好友的故事讓他越發有一種化鶴歸來的感覺。1989年後，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陸，並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對此，青年學者羽戈說，這句話仿自德國作家托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國，對記者說：「這（流亡）令人難以忍受。不過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瀰漫著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為我其實什麼都沒有損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我帶著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聯繫，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失敗者。」說到文化，余先生還有一句名言：「哪裡有自由文化，哪裡就是我的故鄉。」這則可呼應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雖然，余英時先生曾表示，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是，他非常看重自己「知識分子「的角色。在《歷史與思想》自序中，他曾援引美國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話說，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正是在這種信持之下，余英時先生成為當代華人世界中持續關注現實、堅持在公共領域發聲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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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這一走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時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真正體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雖然也激起過他的中國情懷，但是親朋好友的故事讓他越發有一種化鶴歸來的感覺。1989年後，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陸，並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對此，青年學者羽戈說，這句話仿自德國作家托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國，對記者說：「這（流亡）令人難以忍受。不過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瀰漫著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為我其實什麼都沒有損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我帶著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聯繫，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失敗者。」說到文化，余先生還有一句名言：「哪裡有自由文化，哪裡就是我的故鄉。」這則可呼應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雖然，余英時先生曾表示，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是，他非常看重自己「知識分子「的角色。在《歷史與思想》自序中，他曾援引美國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話說，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正是在這種信持之下，余英時先生成為當代華人世界中持續關注現實、堅持在公共領域發聲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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