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几个例子：

    (1)澳洲一个牧师Gerald Ridsdale能性侵近一千名儿童,还差一点光荣退休。2018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公布一份大陪审团报告：确认过去几十年里，有三百名天主教牧师性侵一千多名儿童受害者。报告说，这个数字来自六个罗马天主教教区的记录；因为有些记录丢失、受害者不敢告发等原因，受虐待儿童的实际数字可能是数千人。一个牧师性侵近一千名儿童，几千名儿童被几百个牧师性侵，而且被成功地掩盖了几十年。要什么样的黑暗社会的全面支撑才可能实现啊！在一个有一点可能伸张正义的地方，一千名儿童，他们的家长，亲人，担心自己的小孩的家长，还有各种人权机构会不去讨一个说法？到了这个规模的事情还能掩盖怎么久，什么黑暗不能掩盖？在有万分之一的公平正义地方，不可能有一个人能成功性侵一千名儿童啊！

    应该在天堂里的幸福生活的儿童。宾州路泽恩县法院的高级法官（马克·恰瓦雷拉（Mark Ciavarella）和迈克尔·科纳汉(Michael Conahan)），为了从私人少管中心赚回扣，两人联手，滥用审判权，轻罪重判。在2003至2008的五年之内，他们涉及5000多起案件，毁了3000多名少年。他们获得280多万美元回报，差不多一个人的命运与前程不值一千美元。恰瓦雷拉以严厉著称，他管辖的县，少年案件的定罪率是宾州其他地区的10倍（1995-2005）!美国是有法律，是有独立于法院的司法管理委员会，来监督法官个人行为。然而5年时间内没有任何律师、执法官员或其他法官报告过两位法官的涉及5000多起案件违法行为：如律师代理缺位，轻罪重判，快速拘留等程序违法问题。最后是靠外部介入，2008才被暴露、处理。最有看头的是他们被判刑的理由是受贿，不是司法错误。可见一方面，小老百姓被法律判刑（错误的判刑）之容易，另一方面，对有些人依法判刑之难。知道这两个法官在受贿罪之外还犯了其他罪，不需要什么智商吧。

    千万别小看这个案例。你静下心来，细想一下就会感觉到恐怖：将别人的儿子送进监狱，可是天底下最困难的、风险最高的事之一啊。而他们的收费却低的让人惊呼不可能：差不多一个少年的命运与前程只值一千美元。可见法官认为违法错判送儿童进监狱，是一件不重要的，轻而易举的小事。所以他们采取的是薄利多收，多判几千个儿童，照样能成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地爬上百万富翁的地位。天堂里原来没有公平正义！

    (2)美国波士顿天主教牧师John J. Geoghan在6年的神父生涯中性侵过130多名男童。教会为了隐瞒和保护，将他从一个教区换到另一教区，让更多的儿童受害。他后来还继续做了30多年的神父。

    （3）2019年加拿大The Star报道，安省的心理学家Nicole Walotn-Allen，虚报专业资格。有100多宗儿童保护个案，法院根据艾伦的建议，裁定儿童永久离开他们的父母。不仅伤害儿童，也实质上给100多个家庭宣判了死刑。这位假心理学家从1992年起，干的是天怒人怨勾当（剥夺父母的儿女权，毁家庭、灭人伦），却能坚持到2019年才被发现。其他任何形式的学术造假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不会更难吧？

    杜克大学的生物学家波茨-康德因盗刷学校公务信用卡购物并伪造收据被杜克大学开除，自2005年起的9年时间里，波茨-康德在福斯特实验室累计出版了38篇著作，有15篇需要被通篇撤稿，4篇被部分撤稿，还有3篇亟须修正，而其发表时间最短的一篇被撤稿的文章，已被引用了257次。他骗取了联邦政府总计2亿美元的科研经费，也是在这些科研经费的帮助下作假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心脏学科权威，皮耶罗·安韦萨(Piero Anversa)2001年在《自然》杂志发表心脏干细胞的论文，一举成名。他和他的团队学术造假近二十年，到2018年这个骗局才被戳穿。认识他实验数据造假的骗局有那么困难吗？中国科普作家方舟子在2012年就发文章：干细胞治疗的骗局。安韦萨拿到的研究基金有半个亿的美元（？）。皮耶罗实验里有25位指导老师、博后、技术人员，还有更多学生。对内，任何提出质疑或反对的人，会立即被解雇。服从实验室管理的人，会得到奖金，职位，或提升。所以，能够留在实验室的人，为了生存，都会选择沉默。对外靠批驳别人的的方法是错误，还靠他的地位，影响力。就靠这些，他能在科学界横行无阻。这个好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它的学术自由，独立思考，只不过如此啊！如果说安韦萨在世界最知名的大学里织造了皇帝的新衣，那他主要是一个管理者。他指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研究生、技术员织造许多批的新衣给大量的假“皇帝”穿。那些知名杂志文章的评审人们、各种科研基金的评委们都是那些假“皇帝”、假裁缝中的一分子。

    长期以来有多少个国家机构，多少个政府官员失职？多少个学者专家真实身份只不过是滥竽充数的齐宣王？长期以来有多少个“言论自由”最有效的，也是最害人的被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