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4000萬人死亡的悲劇
中共建政70年政治運動系列（4）
【希望之聲2019年11月27日】（作者：楊述之）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篡政七十週年的日子， 有歷史學家統計，中共在建政以來，在中國發動了50多次政治運動，也有的說有70多次。但是不管怎樣，在這個70年中，“政治運動”都是中國人一個懼怕的名詞。因爲一搞“政治運動”幾乎就意味着有很多人被整肅、被屠殺、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那麼中共爲什麼要不斷的搞政治運動？通過這些政治運動它都達到了目的。在中共建政70年之際，讓我們來反思、總結這些運動到底給中國、中國民衆和整箇中華民族都帶來了什麼。今天我們關注第四集：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4000萬人死亡的悲劇。
大躍進：全民鍊鋼和畝產糧食萬斤的荒唐事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參加慶祝十月革命40週年大會。在會上赫魯曉夫在報告中提出“今後15年內不僅趕上並且超過美國”的目標。蘇聯的行動口號使得毛澤東深受啓發，在會議上提出了中國5年後鋼產量達到1000萬到1500萬噸，15年後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行動口號。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又明確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八大二次會議肯定了當時全國出現的“大躍進”形勢，調整了“二五”計劃指標，鋼產量由1200萬噸提高到3000萬噸，糧食從5000億斤上升到7000億斤。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美國（所謂“超英趕美”）。從此，“大躍進”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
1958年8月，這些指標又誇大了2倍。隨後各行各業都出現“浮誇風”。1958年9月，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向毛澤東當場展示了土高爐土法鍊鋼煉出的鋼錠。毛因此鼓勵全國用土高爐土法鍊鋼。
在農村，也修建了土法的鍊鋼爐，企圖在田間鍊鋼鐵。很多人把家裏的鍋子，鐵器等金屬都捐獻出來鍊鋼鐵。你鍊鐵鍊鋼是爲了民生，爲了製造鍋子，鐵器等金屬，你融了它老百姓怎麼生活？而且由於技術不合規格，只是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並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
鍊鋼需要鐵礦、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使糧食產量大減。由於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發日後的天災，所以這些天災都是屬於人爲的。有報導稱，廣州增城的掛綠荔枝樹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爐的建築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築拆了，把磚塊拿去建爐，還說文物也要爲鍊鋼服務。
“以鋼爲綱”、“元帥升帳”。爲實現鋼鐵翻番，全國大量基礎建設上馬。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設投資都在百億元以上，1960年達384億元，比上年增長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生產性建設投資所佔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爲88%，1959年爲86.8%，1960年爲86.4%），擠掉了非生產性的建設。工業上單純追求產量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爲保證鋼鐵生產達標，鋼鐵工業本身的基本建設規模擴大，與鋼有關的煤、電、運輸等行業建設也隨之增加。導致工業內部失調，全國職工人數猛增，超出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負擔能力，加劇了社會商品的供需矛盾。
在公佈完成的1108萬噸鋼中，合格鋼只有800萬噸；1369萬噸生鐵中，合格品只有953萬噸。國家統計局估算，1958年土法鍊鋼虧損達50億元，財政上花費了大量補貼。森林等自然資源遭到過度開發甚至嚴重破壞。
1958年8月，劉少奇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會後，全國各條戰線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中共提出1958年鋼產量翻番，作爲實現“大躍進”的重要步驟，達到1070萬噸。《人民日報》經常報道某某公社農業大放衛星。在早稻畝產36000斤的基礎上，中稻畝產達到46000斤。田裏的稻穀緊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還出版發行了祖國主要建設成就地圖。1958年10月，毛兩個月前直接視察過的新立村報出了天大的數字：“畝產12萬斤。”
以1957年曾獲畝產千斤糧食帥旗的四川郫縣爲例，該縣在當年提出“學麻城，趕孝感”的口號，在大面積豐產上要“元帥升帳”，同時在發射高產“衛星”中也要在四川領先。從收早稻開始，與附近的新繁縣競爭，發射一個比一個大的“衛星”。爲了開展發射水稻“衛星”的競賽，他們專門在城關北街十字口豎立一個長十幾米，寬數米的“衛星發射臺”。每次發射一顆高產“衛星”，就使用一個裝飾性的彩色水稻牌懸掛在“衛星臺”上，象徵“衛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會隨着產量的高低而變化。隨後，“衛星臺”上的水稻牌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當年，全縣共發射水稻“衛星”41個。8月26日，該縣犀浦鄉第一農業社居然出現畝產稻穀4萬多斤“大衛星”。驗收上報的總產量爲45262.8斤，平均畝產45217斤。
《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虛假新聞也充斥報紙的各大版面，農業高產“衛星”層出不窮，高產衛星列表。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 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 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盆地海撥2797米的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畝產8585斤6兩，成爲當年小麥畝產最高；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峯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在大躍進過程中，這種虛報產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穫糧食12億斤。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對當地進行了視察。毛高興地說：
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1959年2月毛澤東說藏富於民不見得是壞事，意爲糧食是被農民藏起來了。
人民公社：切斷了百姓生存的後路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又叫“農業合作化運動”，仿照蘇聯建立合作社。而蘇聯1932-1933年的農村合作社被認爲是一場徹底失敗了的實踐。蘇聯政府逮捕和流放富農，將農民土地集體化，沒收農民生產資料，最終導致烏克蘭餓死幾百萬人。
從1951年12月開始，中共頒發了一系列的決議，規定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農業合作化運動即成立合作社，按照由低到高分爲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1956年底，全國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96.3％。
典型的人民公社由幾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即集體農莊）合併而成，有的公社像“區”那麼大，較小的大致相當於一個“鄉”，有4-5千戶。公社包括地方政府的各種職能，包括公安、貿易、財政、稅收、會計及計劃工作，都受黨的控制。公社分爲生產大隊，大隊又分爲生產隊，生產隊相當於以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許包括半個村落。自留地被收回，私有物件小至鍋、盆、桌、椅都要交公。所有勞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婦女也有工作，兒童都送去日託，以提高工作效率。農民一度在大食堂吃飯。
在人民公社內，農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公社是農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實體。每一個農民被編入一個小組；一定數量的小組編成生產隊；生產隊之上爲大隊，大概相當於今日的行政村；大隊之上是人民公社，相等於鎮或鄉的規模。國家每年都爲每個公社下達生產任務指標，公社將指標逐層下達，農民所有生產由國家計劃及統一收購，農民所需的商品則由國家分配，所謂的“統購統銷”的制度。所有的生產過程由集體支配，非農民個人決定的。農民所得是由工分決定，工分的價值是整隊大隊減去上繳國家及公社福利開支的平均數。
人民公社帶來的結果是：一、農民已經沒有了土地，種什麼不種什麼已經不是農民自己可以決定了；二、由於土地是共產黨的，種多少和自己沒有關係，而且吃得都是國家的，所以造成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很低，只顧吃，不管種，爲糧食大規模減產打下了巨大的隱患。
從大躍進到大減產 饑荒開始出現
在大躍進運動中，雖然媒體報道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但是實際上，這是完全違背自然規律的。作爲農民出生的毛澤東很清楚1畝地能產生多少糧食，但是在那時，政治高於一切，“毛主席一句頂一萬句”。在經歷了土改、鎮反運動、反右運動後，農村的鄉紳、原來有經驗的國民黨政府管理人員、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被殺光了，大家也都怕了，都已經習慣了跟着共產黨指鹿爲馬。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次運動最後悲慘結局又都落到了廣大民衆自己身上。
實際上，從1960年開始到1962年，糧食生產不但沒有大躍進，反而是出現了大減產。據統計，19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3901億減少26%以上；棉花實產2126萬擔，比1957年3280萬擔減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爲8227萬頭，比1957年14590萬頭減少56%；大牲畜年底飼養量7336萬頭，比1957年的8382萬頭減少12.5%.整體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僅爲1951年的一半。
中國著名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在其文章《天問－“三年自然災害”》中指出，這三年糧食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耕地拋荒和棄收。共產黨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要“超英趕美”，開始“全民鍊鋼”。當時，中國各行各業民衆都一心投入土法鍊鋼運動。大鍊鋼鐵對森林、生態的破壞永遠也無法恢復，而大片農田無人照顧，莊稼無人採收。
加上當時黨文化社會風氣崇尚戰天鬥地，人們高唱“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實施 “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各地爭相響應中共政策，浮報農作產量，人們高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農作物高產量的“衛星”謊言層出不窮。之後發生饑荒，中共當局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這可是要了農民的命了，畝產萬斤，就的按萬斤交糧。一些地方連糧食的種子都交上去了。那還吃什麼？而基層的黨支部、政府都是“政治掛帥”，誰敢說少交糧食？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於1958年4月發起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建立後，小至鍋、盆、桌、椅，大至土地房產，所有人民的財產全部充公，人們的生活也全都受到共產黨控制。如此一來，個人的努力所得必須和所有人分享，無論每天工作多少都沒有相應的回報，因而人們工作意願低落，儘可能地偷懶，糧食隨之大幅減產。
在幾重因素的作用下，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在中華大地開始肆虐開來。其形勢之慘痛，讓人不可思議。
大饑荒的慘痛
1958年6月，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成爲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全國出現了一系列的浮誇風行爲，僅成立當年的7、8、9三個月就引來了全國30多萬人次的參觀。由於向上級虛報糧食產量（如1985年夏，公社實際產量爲2400萬斤，但是公社卻向上虛報爲100，279萬斤），河南南部發生了信陽事件，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成爲重災區，4萬多人的公社在3個月餓死了近4000人。
同時經濟困難使得珠三角地區大批人員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該情況由內參上報中央，震動朝野。
全國性饑荒和大面積非正常死亡接連出現，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關於具體死亡人數，至今未有精確統計數據公佈。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各種渠道公佈的非自然死亡人數是4500萬左右，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達1000萬，這也成爲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中國大陸徐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提供的數據，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爲2144萬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現，如四川、山東、河南、甘肅當年則高達21.11‰、個別省份則延續到1962年（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達34.03‰。普通死亡率則僅爲7.02‰）據此，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蘊暉做出結論，從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因大躍進運動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000萬左右。另外，根據另外一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計算，大饑荒餓死國人爲3600萬。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馮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閱全國解封檔案，認爲大躍進造成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國家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下達的國家級課題，以及西安交大的蔣正華計算結果，是1700多萬。
據當年的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稱，他和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啓允、糧食部長陳國棟做了一個電話調查，得出一個死亡幾千萬的人數，送交周恩來審閱後，周要求銷燬。
2011年中共首次承認“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迴避了三年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總人數。
關於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饑荒，當時的慘況究竟如何？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裴毅然曾舉例，有一個在公共食堂工作的生產隊隊長，每次都把米飯帶回鎖在櫃中獨自享用，“兩個兒子幾天粒米未進，嚷叫不停，父親置之不理，小兒子活活餓死。”、“另有一個姑娘餓死，許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屍爲名，把姑娘腿上肉割了回去吃，而且很多饑民在打聽，誰家最近死人，把墳挖開，把那個死屍刨出來吃。”
1959年冬季到1960年春季，青黃不接，大饑荒進入最嚴重階段。農民吃土，吃草根樹皮，吃糞便，吃餓死者的遺體，甚至直接殺人食肉的報告也大量出現，甚至發生數起殺死親生子女吃下肚的天倫慘案。
據報導，四川、河南、貴州、安徽、廣西等大饑荒重災區，尤其信陽、通渭、鳳陽、館陶、亳州、無爲、羅定、濟寧等地，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有些全家都餓死了，不少村莊渺無人煙，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河南信陽地區死絕了5萬多戶，村莊毀滅1萬多個，僅光山縣就有5,647戶死絕。
因中共當局刻意掩蓋事實，關於這場大饑荒的歷史研究並不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饑荒餓死約四千萬中國人，而且當時基本是正常年景，所謂“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是共產黨的謊言，饑荒完全是一場人禍，是上個世紀餓死人數規模最大的慘案。
饑荒罹難四千萬人 是南京大屠殺的133倍
根據中共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一書“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
另據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關於大饑荒的權威研究表明，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4,000萬人，兩者共計7,600萬人。
對比之下，依據“抗戰期間人口損失總計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軍民死亡約2,062萬多人；換句話說，大饑荒中死亡的人數（以4,000萬計算）約等於日本侵華戰爭中被日本軍殺害的2倍，南京大屠殺的133倍，而這些人是被中共蓄意謀殺的。
再者，在中共建政之前，中國歷朝歷代中，發生“萬人以上餓死”的記錄有203次，估計總和也才2,991.8萬人。共產黨建政後，只計1959到1962年這三年，餓死的人數就超過中國歷朝歷代的總合。
發生饑荒 中共高層自始知情 見死不救 不開糧倉不準逃跑
有人爲中共辯護，認爲共產黨高層不知道各省市的實際狀況，無法採取行動，然而，事實與此相反，中共高層一開始就知道發生大饑荒。
據《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中共高層對大饑荒完全知情。僅1959年4月6號，中共國務院祕書廳就報告5省缺糧，4月9號，再次報告15省缺糧，2,517萬人無糧可食。
中國人權律師郭國汀進一步指出，一開始中共就封鎖信息，如法國社會黨領袖密特朗於1961年訪問中國，毛澤東對他說，“我再重複一遍，中國沒有饑荒”。
對此，郭國汀痛批中共“欺騙國際社會，斷絕外國人援助中國的任何可能。中共明知大躍進導致極爲嚴重的大饑荒，但是卻開足馬力向全世界宣傳大躍進的豐功偉績，讓他們學習中國道路，組織大規模公社，推行農業集體化。”
更爲殘忍的是，中共不但知情，還不開糧倉賑災。
當時中共控制的國家糧倉裏有大量庫存。楊繼繩調查中共糧食部資料，顯示1959年11月，中國糧食庫存887億斤，1960年4月，庫存403億斤。但中共沒有開倉全面救災。1959到1960年，大量糧食被用來出口，在千萬中國人被餓死的這二年，中國糧食淨出口竟達到680萬噸，換取黃金和美元，購買原子彈、導彈等相關設備材料。郭國汀律師表示，
700萬噸糧食已足夠向3,800萬人每人每天提供840熱卡，如果不出口糧食，中國一個人都不會餓死。但是中共中央有令，由軍隊和民兵把守，餓死人也不開倉。“在人類歷史上，在中國歷朝歷代都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只有中共，包括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在饑荒期間餓死人不開糧倉。所以中共是蓄意謀殺性的大饑荒。”
共產黨的統治誇張到什麼程度呢？在民衆餓到難以忍受，要自己在家裏開伙時，居然因爲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飯而遭到禁止。如廣西環江縣馴樂區委下令“滅火封鍋”，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連野菜和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更喪心病狂的是，當大批農村民衆無法生存，要逃亡到鄰近縣市時，共產黨政府出於政治理由，害怕饑荒訊息傳出，竟然禁止人們自救，阻斷人民最後一線生機。
楊繼繩研究指出，“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爲依據的。1959 年3月，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
這份文件語氣強硬，制止民衆外逃，“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
至此，民間自救之路斷絕。各地政府嚴防饑民逃跑，設立“檢查站”，民兵持槍攔截饑民，認爲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被毒打虐殺者衆。可憐的農民只能坐以待斃，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泥土都用來填肚子。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交待，全地區被抓進監獄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毛澤東：“餓死幾千萬人算啥大不了的事！”
1959年7月中共廬山會議召開，對1958年高指標政策造成的後果柯慶施等強調“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而持反對意見的彭德懷面見毛澤東未果，遂向毛上書陳述意見。彭認爲：大鍊鋼鐵“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調”；影響到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關係，“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錯誤的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而在毛澤東看來，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戰“三面紅旗”，動搖全黨、全國繼續躍進的信心。於是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
對毛澤東來說，餓死幾千萬人不算什麼事，“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餓死的4,000萬人就成了毛澤東口中可隨意犧牲的一半，這種對死亡毫不在乎、對生命冷漠的無人性態度，是標準的“中共特色”。
1962年1月，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大會上承認了大躍進的結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爲什麼不足？這是因爲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了，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是有，但是小，產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劉少奇對毛澤東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毛澤東不以爲然。七千人大會時，毛澤東只是被迫空洞承認了一下，但實際上他從來沒有承認過錯誤。一個指頭問題，九個指頭成績，是毛澤東一貫的論調。毛澤東後來還對他的侄子毛遠新說：“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
中共官員逃脫罪責 奢侈腐化
四川餓死人最多，大約爲1,000萬人。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1960年出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1965年擔任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安徽餓死500萬至600萬人。1960年，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還兼任了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1962年，調任中共華東局第二書記。1965年，調任中共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中共所屬的高級幹部其飲食均受到按級別分配的“特需供應”保護，生活影響並不大。在中國人民餓死的情況下，中共高官們卻過着奢侈的生活。現僅就茅臺酒的消費予以說明。
《炎黃春秋》雜誌曾報導，1959、1960、1961三年大饑荒時期，茅臺酒合計產量爲2,079噸，其中1,939噸爲中國人自飲。
報導稱，在那個年代能飲茅臺酒的當然不是普通百姓。生產這些酒需要多少糧食呢？根據茅臺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這三年實際用糧是2,260萬斤，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換算合計1.13萬噸。
報導稱，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人造大饑荒年代中，生產茅臺酒所需要的糧食能全部生產，很大一部分是從外地調入。
其實中共從根本上根本不承認人民公社制度錯了，還留下了試點公社，號稱“中國僅存的人民公社”的河北晉州市周家莊鄉自1952年至今，合作社始終集體統一經營，體制一直未變，仍然採用工分制。
於是，在中共的冷酷統治下，四千萬中國人活活餓死，成爲共產主義的祭品，這着實是上個世紀的最大悲劇之一。這種殘暴、冷酷的運動已經超越了政黨的範疇，是任何一個恐怖、邪教組織都做不到的罪惡，但是共產黨做到了。
▼下面是視頻：解密時刻: 大饑荒 - 誰騙誰？
責任編輯：吳永健/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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