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轻人的行动是香港教育的结果

30年代我父亲生长于香港中环，

40年代初香港沦陷，我的唯一伯父回大陆参加国军抗日、被编入桂军参加桂林保卫战、幸存，但1949年失去联系。

新中国成立了，我父亲回大陆某一线城市建设新中国——受某上海地下党的邀请参与苏联援建的某大型军工厂的建厂。50年代父亲经常回港，请他到姐姐吃饭。

60年代初，父亲的两个姐姐经常从香港寄食品给父亲，说是有钱都买不到食品。

70年代末，大陆刚刚开放，父亲在中环和九龙的亲戚马上回大陆见我们。

80年代，父母在香港的亲戚都经常回大陆见我们。尤其是8964后，母亲的妹妹马上打电话给我，担心我的安全。90年春节后，父亲的亲戚马上回来，还是担心我们的安全。

留学前我来到香港，住在中环姑妈家，楼上是香港理工大学毕业的一个表哥的家，表妹与大姑妈一起住，附近是大姑妈的大儿子的家——住在中环警察的宿舍，大姑妈的大儿子是香港警察，已故。警察易早逝是事实，在大陆也是如此。

当时我的一个表姐是香港中学的校长。那时父亲在中环的所有亲戚都是认大陆亲戚的，而且我父亲是我爷爷唯一生存的儿子，父亲在中环的亲戚都希望我将来有前途。

父亲在九龙的亲戚经济不好，很少来往。

母亲在九龙的亲戚是她的妹妹，我叫她阿姨。我阿姨有八个孩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阿姨的下一代，因为他们从来就看不起大陆人。他们的下一代就应该是现在从事“民主运动”的年轻人，他们的父辈看不起大陆人，他们会看得起大陆人吗？现在的所谓“民主运动”其实是针对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