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的衰退之路
壹
谁都不曾想到，到了2019年，我们印象中的美好香港，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的GDP增长率仅仅为0.5%，这一季度，深圳增长率为7.6%，上海增长率为5.7%，北京增长率为6.4%，广州增长率为7.5%。
其实香港在2018年就开始呈现严重下滑的态势，2018年第一季度香港经济实际增速还高达4.7%，第二季度降到3.5%，第三季度下降到2.9%，到第四季度则下降到了1.3%。
到了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经济终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难看的不仅仅是香港，难看的还有韩国。为什么2019年第一季度，韩国和香港都跌得这么惨呢？
其背后的最大原因，就是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创下十年来的最低值，仅为6.4%。韩国的半导体主要出口到中国，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使韩国的半导体出口量同比下降8.3%，而香港同样受到巨大影响，一季度货物出口总额与上年同期下降了4.2%；进口商品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也下降了4.6%。
因为中美贸易战波及全球，投资也大幅下降，一季度香港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上年同期比较实际降低了7.0%，与去年第四季相比则下降了5.8%。
中国大陆就像一个大BOSS，不断给韩国和香港经济投食输血，当大陆稍一感冒，韩国和香港就重症缠身。
香港经济发展率本来就赶不上北上广深，现在摔得这么惨，很有可能被北上广深四城远远甩在后面。
继2018年深圳GDP超越香港后，2019年广州GDP也将超越香港，香港总GDP在全中国现在只能排在第五位。
1997年香港回归时，香港1773亿美元GDP占大陆的18.6%，而2018年香3630亿美元GDP，仅占大陆的2.66%。
香港经济这些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如果要简单一句话说明，那就是香港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巅峰。
整个香港都已经被大资本家垄断了财源，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预测，中国内地前十大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占GDP的1.4%。印度这一比率是5.2%。欧洲这一比率最高的是瑞典为25%（瑞典也很严重）；其次是瑞士，为9.2%；紧接着的是俄罗斯，8.8%。
而香港最富有的10个人的资产竟占GDP总额的35%！这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可怕数字，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
发展到巅峰的垄断资本主义在制造大富翁的同时，也在制造大量贫穷人口，根据香港特区政府2018年11月发布的数据，香港720万人口中，大约有101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香港因此在全球贫富不均排行榜上排在了第12位。（香港贫穷线标准是1人月收入低于4000元港币，2人家庭低于9800元，3人家庭低于15000元，4人家庭低于19900元，香港物价高昂，4人家庭2万港币确实活得很艰难。）
联合国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6，香港正在无限逼近这个数。香港现在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
香港大学的指标显示，香港的生活质量自2007年以来也在不断下滑。该指标统计了从空气质量到预期寿命在内的21个标准。其中，衡量房价可负担性的指标大幅下降，香港的房价疯狂上涨，远超过了租金和薪资的增长速度。
房价，正是绑架香港经济，吸食香港民脂民膏最重要手段。
2017年1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公布了全球500富豪榜，超过一半上榜的香港富豪全来自地产，这12个地产大亨身家高达1190亿美元(约9282亿港币)，冠绝全球。
美国人口是香港的40倍，但入榜的13位地产大亨身价仅780亿美元(约6085亿港币)，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中国内地4位地产商上榜，总资产500亿美元(约2423亿港币)。
《福布斯》2018年香港富豪榜排名里，我们来看看有多少房地产商：
前十大富豪里，严格来说，只有杨建文、林惠英夫妇是在做实业，70%在做房地产，还有一个背靠澳门赌场做金融，一个背靠大陆的阿里巴巴做电子商务。
当我们把这份名单拉长到前50名时，神奇的事情出现了，香港前50大富豪里，有24个在做房地产，后面还有蔡志明、潘苏通、罗家宝、李德义、梁绍鸿、李思廉、汤慧霭、方润华、柯为湘、罗康瑞、谭庆芬、陈慧慧、邓成波、杨受成、胡应湘、郑家纯、罗嘉瑞虎视眈眈地盯着李嘉诚的地产宝座。
香港50%的顶级富豪在做房地产，经济竟畸型到如此田地。
这些地产商年龄最小的54岁，最大的93岁，平均年龄70多岁，换句话说，这些人吃尽了年代的红利，最早买下香港的地皮、房屋，然后趴在上面无穷无尽地吸血。
当大地产商从房屋土地赚到花不完的钱之后，他们烧得慌，开始买买买。
比如李嘉诚，靠着房地产打下的根基，旗下业务已包括港口、电讯、酒店、制造、零售等多个领域，做为一个香港人，如果你住在长实旗下的住宅，每月要把一半的收入拿去交房贷，家里的电话网络是李家和记黄埔的，看电视和听电台是他儿子李泽楷电信盈科的，你要下楼买个东西，不好意思，买菜的百佳超市是李家的，买生活用品的屈臣氏还是李家的。
每一个香港人，呼吸间都活在大地产商的商业生态包围圈里。
而他们似乎浑然不觉。
要把香港的房价打下来很容易，董建华的8万5计划差点就成功了，不过大房地产商只要一煽动民众，那些买了房利益受损的香港人就上街喊口号，逼迫董建华下台。
我房子22万一平，身家分分钟几千万港币，多一套房就可以骑在东南亚人民头上吃喝拉撒，你董建华把他砍掉一半，当然要跟你玩命。
香港的买楼负担连续7年全球第一，楼价就如同一台疯狂的抽水机，抽走了一个家庭的大部分积蓄，使得一般家庭难以有所储蓄。
房地产所形成的垄断，吞食着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吸食了香港的经济红利，并使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香港最贫穷10%家庭月收入为2560港币，家庭住户月收入在15000港币以下的占全港人数的36.4%，而李嘉诚一人身家，就接近香港40%的GDP。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香港走向了世界经济史上，垄断资本主义的巅峰。
贰
香港有四大产业，分别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这四大产业创造了香港约177万个就业岗位，是香港经济动力核心所在。
感谢中南产业研究院供
其中贸易与物流是第一大产业，占21.6%，吸收了香港约25%的就业人口，贸易有6成多是内陆采购货物再经香港转往第三地，而物流也主要依赖内地，内地输港总额物流排在第一位---所以中美贸易一开打，香港马上受损。
金融业是第二大产业，以银行业为主，只占全港就业总人数的5.5%，但创造了约17.7%的GDP，香港金融业非常特殊，是人民币重要的离岸市场，其他城市暂无法替代。金融服务其他还有保险、证券经纪、资产管理、融资租赁和投控等
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是第三大产业，占GDP的12.5%，前景尚好，主要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和海外企业拓展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旅游业是第四大产业，占GDP的4.7%，每年创造的新职位数目最多，但旅游是低端技术行业，收入相对其他行业偏低，目前正承受接待旅客能力有限以及过度依赖内地旅客的问题。
内地总是流传着“香港洗碗都能挣2万一月”，实际上根据香港政府2017数据，香港人均收入的中位数是1.5万港币，即月收入超过1.5万，就超过了一半香港人的收入，如果月收入超过3万港币，就已经进入了全港20%高薪人口，到塔尖的跳跃会越来越难，进入全港10%高收入人群需要年收入超过100万港币。
2015年八大毕业生平均入职月薪为1.34万至2.19万元，包括医科、教师等专业，八大结业刚就业时，就能达到或超过香港收入的中位数。
现时全港月收入4万至5.99万元的总人数达24.8万人，在全港打工人数中排前14%，有23.1万人月收入6万元以上，是全港月收入最高的6.8%，每月家庭收入4万元以上，即一对夫妇各月入2万元计算，则其收入已是全港最高的3成，不过全港有一半家庭收入不足2.49万元。
香港人看起来收入高，但获得感并不高，主要还是因为房价太高，香港人经过房地产商多年洗脑，甘于全家三四口人居住在30多平米的屋子里，截至2017年，香港有44.8%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公营永久性房屋中，29.1%的人口则租住房屋。
地价收入长期占香港政府财收入的20%，2019--2020财年，香港政府预计地价收入1430亿港元，占政府预算总收入的23%。明面上是四大产业，实际上，四大产业的利润，最后都会流向房地产。
房地产，是香港人最后命运的归宿。
叁
2018年香港3630亿美元GDP里，主要是靠四大产业的增长。
但现在，危机开始浮现。
香港海运受到珠江三角洲内邻近港口的激烈竞争，2013年就被深圳超越，失去全球第三大最繁忙货柜港口地位，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又重挫香港和内地深度绑定的贸易和物流行业，才导致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经济的重大危机。
被房地产深度吸食的香港人民，从没有向问题的根源开过火，香港偏向于“两制”而少于“一国”的治港方略，使大多数香港民众还活在殖民地思维里。
于是他们，反而将矛头对错了方向。
肆
香港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间谍问题。
因为香港对100多个国家或地区免签，又没有间谍罪，从事间谍活动根本不违法，间谍被抓后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判刑，连驱逐出境都可以打官司拖个几年。
1955年，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从香港乘机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台湾间谍用50万港币买通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员，在周总理原定搭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处安放了由美国CIA提供的定时炸弹，由于总理临时改变路线，飞机起飞后在印尼海岸线爆炸，机上16人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后的照片
美国CIA长期在香港安置眼线，为各个反华机构提供现金和技术资助，并策反许多重要岗位在职人员，其中CIA重要眼线香港中联办秘书长蔡小洪2003年被发现，其20年内不断向CIA提供重要情报，中英谈判时为英国提供大量情报，使中方谈判及为被动，虽然当然就知道有内鬼，但没有想到20年后才将他抓获。
1997年香港回归时，驻港部队接收添马舰基地的威尔士亲王大厦，也发现到处被英美情报机构到处安置了窃听器，墙壁里，地板下，卫生间的马桶旁都有窃听器材，由于窃听器实在太多，回归后这座大楼干脆被弃之不用。
香港主要是英美两国的间谍狂欢之都，法国、俄罗斯在这里安放的间谍较少，对香港间谍之战，主要就是对CIA和英国情报机构之战。
我国也在香港对CIA进行过一次反击，斯诺登当年猛爆美国丑事时，美国政府意图将他杀之后快，后我方让斯诺登来到香港，后转移到澳门，16名CIA特工闻讯赶来刺杀斯诺登，被我方守株待兔，击毙4人。
伍
导致香港经济增长能力出现长期衰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产业外移。
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就把60年代以来发展成功的轻型制造业向中国内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转移，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自80年代以来虽然也有产业外移趋势，但显然不如香港转移的如此彻底，所以自1997年以来，香港本地的制造业仍在继续萎缩，但其他“三小”的制造业却还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
根据新世纪初期对香港经济的有关研究，说明香港本地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是40%，转口的附加值率是20%，离岸贸易只有不足8%。
在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占香港总产出的比重曾高达30%，直到80年代中期仍高于20%，但是到新世纪初已下降到5%，2010年已不足1.7%。从工业占总产出的比重看，目前香港已经减少到只有其他“三小”的1/4～1/5。因此制造业这个高附加值产业的长期持续衰退，是香港经济增长能力长期下滑的重要原因。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内地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香港的优势相分离。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轨迹，在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始终是个人收入与轻工业的增长显著超过了储蓄与重工业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模式与香港向内地大规模转移轻型制造业的过程高度配合。
从香港对内地的投资结构看，60%的投资投在珠三角，超过1/3的企业注册在珠三角，成为拉动广东省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起飞的强大动力，而香港企业的产业转移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收益，并带动了香港本地经济的转口、进出口等贸易的高速发展，是推动香港经济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后期这近20年中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经济自90年代初期开始就酝酿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转型，香港在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了自己的轻型产业后，却没有像其他“三小”那样继续了本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步伐，而是跨过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迈向了金融、地产、贸易和文化、旅游、教育等代表的服务业，这就使得香港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中国内地90年代后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不匹配，甚至是渐行渐远。由此，一方面内地经济难以继续从香港经济中获得产业升级动力，另一方面，香港的服务产业亦难以从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获得动力。
新全球化改变了东亚地区原有的产业与贸易格局，香港经济则由于朝向服务业而难以适应这个变化。
冷战结束于90年代初，接着开始出现了新全球化过程，到新世纪初新全球化出现了“奔腾”化的发展。巨大的外部需求不仅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巨大动力，也由于美欧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使中国的贸易结构得到提升。
1994年是中国出口结构的一个转变点，这一年的机电产品出口开始超过了传统的轻纺产品出口，到2011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是轻纺产品出口额的3倍，占出口比重也从1994年的18%上升到48%，而这个变化是拉动中国经济朝向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随着发达国家在制造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转移，使东亚地区原有的产业与贸易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利用中国发达的基础设施与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建立起新的全球装配制造业中心，而日本、“亚洲四小”和东盟诸国则与中国展开制造业内部的水平分工关系，负责零配件的供应，这样，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对美欧的贸易，大量转变成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对美欧的贸易则急剧增长，并形成大量顺差。
因此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东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增长，是围绕着这种新的产业分工联系而展开的，但是香港由于制造业萎缩，与内地在制造产业联系方面是日益松弛，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就难以出现80年代那样高速发展的盛景。
例如，1995～2011年中韩贸易增长了足足20倍，同期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只增长了不足6倍，而导致中韩贸易获得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需要从韩国大量输入零配件。到80年代末期，内地与香港的贸易还占到中国与亚洲地区贸易总额的一半，到目前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15%了。
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了区域结构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对香港的服务产业也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改革前30年，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一直都是“东轻西重、南轻北重”，即工业结构越往南往东就越“轻”，相反北部和西部的重工业比重更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前半期，由于经济结构的“轻型化”倾向，就使得国内需求集中指向了珠三角这个轻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加之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轻型产业转移，使珠三角的轻工产业优势更加明显，因此使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得以在长期内领先全国。但是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朝向重化工业，需求重心就开始向珠三角以北地区转移，这种“经济增长极北移”的现象，使工业、贸易与投资活动都不断向珠三角以北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尤其是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由于香港在地域上远离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香港的服务产业优势就更加难以发挥。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极向北移动，特别是向长三角地区移动的趋势是极为明显的。
珠三角地区在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比重的显著下降，当然主要是因为香港是发达经济体，因此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就广东省本身看，GDP占三大地带的比重还是上升的，从1997年的13.7%上升到2010年的18.6%，但是贸易的比重还是从1997年的49.2%下降到2010年的32.4%，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2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广东省的GDP总值目前还是全国第一，人均GDP却早已被江苏与浙江超过，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辽宁省，2011年的人均GDP也已经追上了广东。
从工业总产值看，2010年广东是8.6万亿元，而江苏是9.2万亿元，因此从工业规模看，广东已经被江苏超过。由于重工业是高附加值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轻工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重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其人均附加值也会高于轻工业比重高的地区。2011年江苏省的重工业比重是73.4%，而广东当年是61.5%，因此江苏的人均工业产值就比广东高出了46%，最终反映为2011年江苏的人均GDP比广东高出了22.6%。而广东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下降，对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就具有长期影响。
香港服务业难于和内地的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也直接受到珠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日趋发达，服务业发展日趋成熟，服务业逐渐本地化的巨大影响。例如，2011年广东省的进出口贸易已有超过四成不经过香港而由本地直接出口。2000年，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还刚刚超过香港的一半，但是到2011年已经比香港高出1/3。目前珠三角地区正在兴建高铁网络，建成后在半径300公里范围内将形成“一小时”都市圈，将整合进珠三角范围内的所有主要城市，由于基础设施更发达，产业联系也更紧密，估计服务业脱离香港而更加本地化的倾向也会更加明显。
由于90年代后期以来珠三角地区贸易的本地化趋势，香港的转口贸易增长率到新世纪初就到达了顶峰，其后就不断滑落，1991～2000年是年均12.9%，2001～2005年是年均8.7%，2006～2011年则是7.5%。
转口贸易下滑也促使香港转向新的贸易方式，就是发展服务于内地的离岸贸易，有分析说明，香港的离岸贸易额已占到内地贸易总额的13~14%，但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离岸贸易方式的附加值率远低于本地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方式，2010年只有6.7%，因此贸易方式的变化虽然是香港寻找新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举措，却不是找到了更强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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