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从清远带了一批农民去香港中环发展,爷爷开了个建筑装修行,父亲是香港中环出生长大的,伯父在香港沦陷后回大陆参加抗战,编入桂军,参加过桂林保卫战,幸存。但1949年失去联系。
父亲回国建设新中国。在某一线城市丰宁路(现人民南路)某纺织机械厂工作,任某一线城市纺织行业联合工会主席(不是官,是工人),但有机会出席某一线城市的会议。认识了上海市地下党XXX。XXX是某一线城市造船厂建厂的第一任厂长,后来任某一线城市副市长(平级)。XXX请我父亲去参加某一线城市造船厂的建厂,从此我们家进了军工行业。父亲师从苏联专家多年,57年就是县团级。在某一线城市造船厂,我们家的邻居是一位老红军和一位上海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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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前,我的第一个出口项目是一个法国人带来的。我留学时代做了一个制造业的网页,一个法国人请了一个香港人做翻译来中国大陆找我。
海归后,我的欧美澳客户都跳过了香港人直接跟我做。N年过去了,西方客户都跳过了香港人直接跟大陆人做项目,香港人还有项目吗?还是有的,但少得可怜了!有一次,我的一个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客户做创业产品,要做一个Logo,我找到了一个香港人在某三角洲开的公司做,结果英文都拼错了。我指出来后,香港老板大呼亏本了!香港人中还是有很多不学无术的。
1979年春节期间,我们全家住进了某一线城市当时唯一的五星级宾馆(东方宾馆),因为香港亲戚在那里租了房间设了办事处。香港的亲戚们与我们全家自从1957年海关封关后第一次见面。父亲家所有亲戚都在香港。
出国前,我是个月光族。拿到签证后,香港亲戚马上替我买机票。机票买到后要我马上去某一线城市的办事处报到。我告诉亲戚: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亲戚说:什么都不用准备,需要带什么,香港都有!
到了香港,我住在中环荷里活道,这里不仅是我爷爷发展的地方,还是我许多亲戚居住的地方,包括我大姑妈的一个当警察的儿子的宿舍也在中环。
父亲那边的所有亲戚都是支持香港警察的。
九龙有我妈妈的亲戚,但我只见过我的姨妈和姨丈,姨妈和姨丈的下一代以及再下一代都没有认我们这些大陆的穷亲戚。出国前去过我姨丈的工厂——就是一台车床,他自己干。父亲那边的亲戚都比母亲那边的亲戚生活得好,但父亲那边的亲戚一直保持联系,我留学转专业香港的亲戚经济上支持了我,我甚至多次去多伦多父亲的亲戚那里。
这就是我身边的香港人。
香港这几个月出了那么多事,从我上面的文字应该看出是什么人在上街?是什么人在支持香港警察?我占在哪一边?答案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