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民主的宣传
——读《历史的先声》有感
——读《历史的先声》有感
一、共产党人的传媒形象：认可与向往西方政治制度
二、对共产党人宣扬的民主话语之评析
【注释】
二、对共产党人宣扬的民主话语之评析
【注释】
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和努力，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从未停止。从1938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曾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介绍自己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认知。笑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1]一书即可窥探一斑。该书收集了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大量的社论或评论，其作者多为党的领导人和著名学者，如毛泽东、周恩来、潘梓年、刘少奇、郭沫若、茅盾、吴晗等。[2]他们的文章充分反映了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民主观念和理想的看法。
一、共产党人的传媒形象：认可与向往西方政治制度
民主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清末，“主权在民”的观念传入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这并不表示民主观念得到了国人深层次的认可，更不表明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因为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民主很难被模仿或复制。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中国的政党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的介绍与学习。共产党人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媒体报道显示出对英美等民主国家的认同，也表现出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崇。
1、对美英等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的认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和在延安办的《解放日报》的社论谈及美国时，无不流露着对其民主思想与制度的认同与赞美。同时，这两家报纸也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如选举制、批评自由、舆论监督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字里行间洋溢着向往之情。
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他们认为：“政府皆由人民组织而成，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他们的公正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变成破坏了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弃它。”这是钟颖在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上的文章“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的节选。其中介绍了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如何看待选举制，论说了政府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政府才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
另外，这两家报纸对美国总统也给予很高的赞誉，强调“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的示范作用”，并提出向林肯、杰斐逊学习，并且主张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模板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在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中，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表示了对美国的欢迎与友好态度。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3]尽管谢伟思指出，在美国，把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他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但毛泽东仍坚持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他还进一步说明了欢迎美国士兵的理由，如果美国人在中国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固难。
在这一时期的中共报纸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民主制度上，而且表现在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上。媒体的宣传力求用热情洋溢的话语勾勒西方民主的图景，叙述西方国家民主所带给人们的种种利益。不过，对这些西方民主政治的认同并未涉及西方深厚的历史传统，只是说“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认为，西方社会的民主适应中国社会。
需要正视的是，西方民主的理论和政治制度有若干历史前提，如16世纪以来的欧洲宗教改革是关键的一环，宗教改革无意中为后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创造了前提条件。民主不仅仅是一套在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最低限度的宪政建构来加以模仿的制度安排，例如制度化的选举等；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民主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之中。而在中国，民主理论最初基本上是西方舶来品，通过报纸依靠理论家、思想家进行宣传和阐述，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可，一时鼓舞了人民为民主而斗争的士气，但对于千百年来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来说，仅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图景式的描述和对民主概念式的向往是远远不够的。
2、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崇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派著名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曾经这样解释民主：“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4]今天，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民主制”理解成一种政治制度，人民主权在这种形式中一方面通过公民多多少少直接地、主要以代表的形式参政而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这种制度通过宪法和法治而得到实施。这就是自由代议制民主。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向人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时，对代议制民主极为推崇。简言之，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政治制度包括：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官员，社区自治包括独立政党和独立团体的并存，表达意见和接触多样信息来源的自由等。[5]在共产党人的报纸宣传中，这些都被视为是一个国家民主的基本保障，报纸曾向社会大力地呼吁。
首先，强调普选制是民主的基本保障。这两家报纸说明，民主的本质在于由人民作出事关全体人民的决定。从理论上说，每个合格的成员都有影响公共政策的同等权利。从利益的分配到国家的管理，从国内制度到对外关系，举凡一切国家大事，均由人民作出最后裁决，这是民主的根本要求[6]，而选举是人民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途径。这不仅是西方民主政治强调的根本，也是20世纪30、40年代共产党宣传的重点。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的社论“论选举权”强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共产党人将选举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准。同时，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因人民群众文化素质低下而不适于进行普选”的说法，共产党人作了有力的反驳。《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的社论“民主政治问题”中提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从报纸的这些社论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不仅认为普选制是民主的基本制度，而且大力宣扬人们要破除陈旧观念，论说当时情形下的中国同样适合普选，同时向全国人民介绍“黑龙江省绥化县农民以投豆子的方式选举政府委员”的选举方式，宣扬共产党人通过在根据地发展民主政治，进而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
其次，强调多党并存利于抗战，利于民主。在抗日战争阶段，中共一直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各党各派各军的统一战线，共产党通过这种呼吁求得生存与发展。1939年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7]开始实施限制中共发展的种种措施[8]。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人通过报纸向社会各界表达自己关于民主、抗战与多党合作的态度。《新华日报》1939年10月5日的文章“团结与民主”提出：“一切的抗日党派应有合法存在活动的权利，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的权利。抗日的各党派可以发表他们关于抗战建国的言论，公布他们的政纲，出版他们的报纸杂志，招收他们的党员。一切抗日党派及它的党员同样可以参加抗战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虚心研究别人所信仰的东西，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的民意机关中去。”
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报纸努力地为各党派争取各种权利，很大程度上是以抗战的名义，为了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共产党人认为，“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地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多次呼吁多党并存，一方面反映了在“国民党是合法政府”的情况下共产党力求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同时也表明共产党人对民主的理解，即多党并存有利于各种力量相互制衡，有利于民主决策，有利于做出代表全国人民意愿的决定。
第三，主张保障人民的权利。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民族特点等相关，所以民主的模式具多样性、丰富性。然而，不同的民主模式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于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的社论提出：“这样（民主）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一、共产党人的传媒形象：认可与向往西方政治制度
民主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清末，“主权在民”的观念传入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这并不表示民主观念得到了国人深层次的认可，更不表明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因为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民主很难被模仿或复制。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中国的政党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的介绍与学习。共产党人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媒体报道显示出对英美等民主国家的认同，也表现出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崇。
1、对美英等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的认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和在延安办的《解放日报》的社论谈及美国时，无不流露着对其民主思想与制度的认同与赞美。同时，这两家报纸也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如选举制、批评自由、舆论监督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字里行间洋溢着向往之情。
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他们认为：“政府皆由人民组织而成，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他们的公正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变成破坏了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弃它。”这是钟颖在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上的文章“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的节选。其中介绍了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如何看待选举制，论说了政府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政府才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
另外，这两家报纸对美国总统也给予很高的赞誉，强调“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的示范作用”，并提出向林肯、杰斐逊学习，并且主张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模板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在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中，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表示了对美国的欢迎与友好态度。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3]尽管谢伟思指出，在美国，把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他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但毛泽东仍坚持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他还进一步说明了欢迎美国士兵的理由，如果美国人在中国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固难。
在这一时期的中共报纸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民主制度上，而且表现在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上。媒体的宣传力求用热情洋溢的话语勾勒西方民主的图景，叙述西方国家民主所带给人们的种种利益。不过，对这些西方民主政治的认同并未涉及西方深厚的历史传统，只是说“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认为，西方社会的民主适应中国社会。
需要正视的是，西方民主的理论和政治制度有若干历史前提，如16世纪以来的欧洲宗教改革是关键的一环，宗教改革无意中为后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创造了前提条件。民主不仅仅是一套在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最低限度的宪政建构来加以模仿的制度安排，例如制度化的选举等；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民主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之中。而在中国，民主理论最初基本上是西方舶来品，通过报纸依靠理论家、思想家进行宣传和阐述，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可，一时鼓舞了人民为民主而斗争的士气，但对于千百年来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来说，仅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图景式的描述和对民主概念式的向往是远远不够的。
2、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崇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派著名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曾经这样解释民主：“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4]今天，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民主制”理解成一种政治制度，人民主权在这种形式中一方面通过公民多多少少直接地、主要以代表的形式参政而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这种制度通过宪法和法治而得到实施。这就是自由代议制民主。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向人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时，对代议制民主极为推崇。简言之，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政治制度包括：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官员，社区自治包括独立政党和独立团体的并存，表达意见和接触多样信息来源的自由等。[5]在共产党人的报纸宣传中，这些都被视为是一个国家民主的基本保障，报纸曾向社会大力地呼吁。
首先，强调普选制是民主的基本保障。这两家报纸说明，民主的本质在于由人民作出事关全体人民的决定。从理论上说，每个合格的成员都有影响公共政策的同等权利。从利益的分配到国家的管理，从国内制度到对外关系，举凡一切国家大事，均由人民作出最后裁决，这是民主的根本要求[6]，而选举是人民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途径。这不仅是西方民主政治强调的根本，也是20世纪30、40年代共产党宣传的重点。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的社论“论选举权”强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共产党人将选举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准。同时，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因人民群众文化素质低下而不适于进行普选”的说法，共产党人作了有力的反驳。《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的社论“民主政治问题”中提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从报纸的这些社论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不仅认为普选制是民主的基本制度，而且大力宣扬人们要破除陈旧观念，论说当时情形下的中国同样适合普选，同时向全国人民介绍“黑龙江省绥化县农民以投豆子的方式选举政府委员”的选举方式，宣扬共产党人通过在根据地发展民主政治，进而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
其次，强调多党并存利于抗战，利于民主。在抗日战争阶段，中共一直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各党各派各军的统一战线，共产党通过这种呼吁求得生存与发展。1939年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7]开始实施限制中共发展的种种措施[8]。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人通过报纸向社会各界表达自己关于民主、抗战与多党合作的态度。《新华日报》1939年10月5日的文章“团结与民主”提出：“一切的抗日党派应有合法存在活动的权利，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的权利。抗日的各党派可以发表他们关于抗战建国的言论，公布他们的政纲，出版他们的报纸杂志，招收他们的党员。一切抗日党派及它的党员同样可以参加抗战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虚心研究别人所信仰的东西，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的民意机关中去。”
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报纸努力地为各党派争取各种权利，很大程度上是以抗战的名义，为了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共产党人认为，“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地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多次呼吁多党并存，一方面反映了在“国民党是合法政府”的情况下共产党力求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同时也表明共产党人对民主的理解，即多党并存有利于各种力量相互制衡，有利于民主决策，有利于做出代表全国人民意愿的决定。
第三，主张保障人民的权利。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民族特点等相关，所以民主的模式具多样性、丰富性。然而，不同的民主模式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于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的社论提出：“这样（民主）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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