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能当饭吃吗？ （三）
“新”中国成立后，动辄就发生几百万几千万民众被虐杀的惨象。那现在的中国又如何呢？答案是：现在也一样，也是每年几百万地被虐杀！
有人觉得是危言耸听，说：“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天天就生活在中国呀。” 不妨，我现在就讲给大家听。
象大多数农民一样，我父母前几年也由农村搬到了县城。他们舍弃生活了几十年的占地近一亩的平房，搬进了嘈杂憋闷的高达十几层的公寓。大家都说这是一种进步。无奈，自2010年起，我每次回国后也就随之把时间大都消耗在了这个县城中。
到县城一住，倒让我见到了许多怪现象。第一个怪现象比较壮烈：早晨经常能看见有些残疾人费尽吃奶的力气在路上扑棱一下，挪一步，停一下，再扑棱一下，再挪一步，再停一下，如此缓慢而坚韧地前行。他们使劲儿瞪着眼睛，咬着牙，绝望而又悲壮地坚持着，每挪一步都是如此吃力，如此惨烈。他们姿势各异，若不看面部表情，俨然如恐怖电影中的僵尸。他们不顾美丑，不顾人们的目光，似乎唯有挪上这几步才能有希望，才能解决关乎生死或前途的大事。他们年龄不等，从40到60多的都有。
走回家询问母亲，才知道这些人是得了脑血栓（脑中风）后，留下了后遗症。再问为什么会这么惨烈。我妈说：这些人都是在县医院看的，在县医院看的人大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更严重的根本出不了门；咱们这个楼里就有一个，整天浑身疼，疼得躺在地上嚎叫；据说在省医院治疗的就不会这样。
我听了将信将疑。虽然不确定省医院是否会更好，但偶尔在省城住时确实没有注意到有这种现象。在县城住上几天后，我也变得熟视无睹，真的是视而不见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12年秋我父亲得了脑血栓。晚饭时我妈发现我父亲竟不会用筷子了，就赶快叫上我哥，带上我父亲走到离家只有3分钟的县医院。县医院的医生也认为是脑血栓。我妈要求用最好的药，医生说这里只有红花这一种药。于是马上输液。谁知越输越差，前一个小时还能比较自如地对话，两个小时后就含含糊糊了，三个小时后就基本不能发声，四个小时后就完全陷入了昏迷！
在三个小时的时候，我妈觉得不对，就赶快给省城的一个堂弟打电话，堂弟的一个亲戚正好在省二院。联系好后，就赶快举着输液架坐车往省城赶，其时父亲已完全昏迷了。到了省二院，亲戚已等在那里，于是直接进了医院。我妈要求用最好的药。医生说用丹参和一种进口药，进口药不在医保范围内。
换了新药后，效果神奇：新药输了一个多小时后，我父亲就醒了；两个小时后就能说话了；三个小时就自己下床上厕所了。在医院住了四天后，医生说治疗结束，该回家去修养恢复了，于是就回家了。
这次中风后，大约有几个月的时间我父亲无法记起大部分的名词，比如电视，凳子，筷子等。后来通过学习和记忆的恢复，一年后就说话如初了。唯一的遗憾是他走路时有一侧的腿脚使不上劲儿，这侧就显得稍微有些拖拉，但不细看是注意不到的。
我妈说多亏比较及时地去了省二院，不然怕是就和其它人一样，落下严重的残疾和病痛。看看县城大街上的“僵尸”，看看行动自如的父亲，我困惑不已：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县医院的医生就不知道向省医院的医生学习，用省医院的药输液呢？他们难道就看不见自己的病人最后都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惨样，就不知道他们的身心有多么痛苦吗？
我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县医院就那一种药，所有脑血栓病人输液都输红花。我向别人打听，也是不知所以然。我问我妈，是不是在县医院治疗能省钱。我妈说：“不省钱，实际上要花更多的钱，因为在县医院治往往要住院20天。” 我更加困惑了。这个谜团困扰了我多年，直到2018年8月。
2018年8月初，有几个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聚在一起烧烤。吃完后，大人们聊天，小孩们玩耍，倒也其乐融融。其中一位在脸书（Facebook）工作的朋友，其父亲是中科院某研究所的研究员，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是某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几乎每天都要审稿。由于他的领域与我的兴趣有交叉，我便向他打听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谁知这位研究员一点儿都不想谈这个，对我的问题一律敷衍了事，几乎什么也不肯说。我便准备走开找其它人聊天，这时他突然大谈特谈起他在国内医院的见闻，说到动情处竟然潸然泪下！
他先是讲了几个医院所见。比如，一个20多岁的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奄奄一息抬到医院，由于没有带钱，医院拒收，只能躺在走廊的地上。血不停地流出来，工人们就用自己的衣服擦。后来包工头拿来了500元，医院就把伤者放到一个担架上，仍停在医院的走廊里。不给检查，也不给包扎，说是500块钱只够干这个，要想检查先交2万块押金。包工头说回去拿钱，但一去不回头。到了第二天早晨，医院让工友带伤者离开，说交的500块钱已花完了。那些人便带着这个始终未曾醒来的青年离开了。我好奇地问，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他说，肯定是死了呗。
他说，他自己当时就一点儿小病，根本不需要住院。但由于级别高，能报销，医院就给安排住院，住得是四人一间。他说如果级别再高一点儿，就可以住两人一间的；如果再高，就会是单间，有专门的护士，而且不在同一个住院区。
我对他说的最后一种情况倒是知道，因为我一位朋友是某省省城的教育局长的儿子。他父亲得了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就是在这种高干病房住了十几年，直到去世。在医院后面的一个小楼里，他父亲自己住一间，有护士每天24小时值班，还有按摩师每天按摩一次，以舒筋活血。他说，那个小楼里的房间许多都空着，住着的也大都不是生病的，有些是去调戏护士的，有些是官场斗争的需要才住进来的。
这位研究员又讲了几个例子，然后讲到：在中国，医院是分级的，药也是分级的。高级的医院可以用好药，低级的医院只允许用差药，自己出钱也不能给你开好药；首都的大医院级别最高，然后是省级医院，然后是市级医院，然后是县级医院……
听到这些话，我顿时震惊了，脑袋一片茫然。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进一步说着，我则完全听不见了，我看向四周，发现自己视觉也有些模糊。我烦躁而又缓缓地站起来，走开了。谜底就这样解开了：不是县医院的医生笨或坏，而是国家不允许他们用好药！！！
想想那僵尸一样艰难地挪动着的类人类，想想那疼得躺在地上哀嚎的类人类，想一想他们时时刻刻忍受的痛苦，再想一想这都是谁造成的！什么样的人才会不恨这样的裆和政府？？！！什么样的人还会为这样的裆和政府辩护？？
在中国，每年就这样被残害了的人算起来要上百万吧！这些人的痛苦本是可以避免的，本是可以像我的父亲一样行动自如的，本是可以或继续工作或照顾子孙或敬仰老人或自得其乐的。可是，万恶的裆和政府竟故意让他们不但成了废人，还让他们在绝望无助中时时刻刻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试想，在民主制度下这种惨剧会发生吗？民主怕是不止能当饭吃，当钱花，当命用，更能防止人们白白遭受无穷无尽生不如死的折磨。
201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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