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嚣“宁为玉碎”者，既蠢且坏！

来源: 河底捞于 2019-06-01 19:02:01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07200 bytes)

叫嚣“宁为玉碎”者，既蠢且坏！

Original: 邝海炎快刀书评 Yesterday

邝公本来准备退出时评界，专心读书了，不想今天听到某女主持叫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又忍不住率尔操觚，一吐为快。

一个家里，老大老二都会争吵，何况中美这样的大国？毛衣战，打十个回合，二十个回合，甚至像张飞与马超那样大战三百回合，都正常不过，总比真的打仗好。再说外交这事儿，即便桌子底下踩脚趾揣裆部，桌面上还是要推杯换盏，按游戏规则理论。所以，任正非敲打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犹如虎啸龙吟，而这刘欣的“玉碎论”就只是屎鸦鹊唱歌罢了。

中国现代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说过——

“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在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而不顾。在外交上，人们必须始终考虑到对方，每一方都想取得全胜。因此如果一个人意欲防止‘玉碎’而又不屑顾及‘瓦全’，那他就是只想到自己而不考虑到对方。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百分之百的成功，那么任何谈判都不会有成功的可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织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顾维钧为什么说这番话？他的外交才华主要施展在北洋政府时期，这里推荐几本北洋外交史的好书：

第一本，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该书提到一个有趣细节：巴黎合会时，中国各方政治势力斗争激烈，到了不顾民族利用的时候，为了将北京的外交代表代表挤出巴黎和会，广州政府甚至有人建议由美国总统担任中国代表。对当时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北洋政府外交团造成很大干扰和伤害。所以，谁是“汉奸”的帽子还真的不能乱扣。

第二本，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主要观点有：1，在大家印象中，都以为袁世凯为了获取日本支持其称帝而卖国，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实际上，袁世凯并没有签订“二十一条”，即使不得不签订的《中日民约四条》也做了很多手脚抗拒日本。2，袁世凯没有出卖过民族利益，反而是当时反袁的很多人（包括孙中山）跟日本利益上勾勾搭搭，不清不楚。3，正因为袁世凯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肯屈就日本，日本政界才在少壮派军官的鼓捣下极力反对袁世凯，“袁死，为日本去一仇敌。”

第三本，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主要观点：1，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合会上作出了很多珍贵的努力，顾维钧出彩且不说，陆征祥也不错，能包容南方代表王正廷，能关键时候制定联美抗日方略，章宗祥等“亲日派”也是背锅。2，中国虽然没有收回山东权益，但外交收获也不少，比如参与国际联盟的建立，与德奥等国修约。3，甚至山东问题，日本也私下跟三大国保证归还，后来华盛顿会议也是按这种思路解决的。

第四本，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主要观点：1，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导致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上位成了各方政治势力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氛围下，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外交观占了上风，导致主张“修史”的北洋外交官的努力一直被遮蔽，有的还背负“卖国贼”、“汉奸”的恶名；2，北京政府坚持依循外交途径设法终止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屡次在国际会议修改条约，一方面依平等相互原则缔结新约，对原无约国，在谈判订约时，不愿再给予领事裁判及协定关税等特权；对原有约国，如德、奥，则借其战败之机废止了两国在华条约特权，打破了列强在华之联合控制。3，就外部环境而言，北洋修约将中国民族主义与“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相结合，又与德、奥战败国，及东欧、亚洲、拉美小国合纵连横，走出自己的道路。就内部环境言，北洋外交虽有政局动荡、北京政府权威有限、中国发展落后等限制因素，但仍能有优异表现，主要原因在于外交决策专业而有效率。后来的外交则往往受党派利益干扰，显得不够专业，错失一些历史发展机遇。

这四本书综合起来看，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就是说，中国要现代化，外交势必也要专业化，这不只是需要政府要有足够的理性应对，外交官要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国民也要有健康的民族心态，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愚蠢言论越少越好！

在世界现代史上，叫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典型反面教材就是日本。

二战后期，日本天皇因为耻于投降，对外发布了“一亿玉碎”的口号，意思就是说，日本将要举国抗争，拼尽自己国家最后的抗争力量，大不了就是一死。这的确很符合日本法西斯疯子的特征，但到了日本真正战败投降了，情况怎样呢？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书进行了历史还原。

战败意味着什么？首先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在长年的战争中，日本士兵被禁止投降，保持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很多人就以为日本投降会导致很多士兵忍受不了耻辱而自杀，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选择“玉碎”的人实际上比预想的还少。“有几百人自杀了，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这一数量仅相当于德国投降时自杀的纳粹军官的数目，而德国从来就没有一种能与日本的自杀殉国相比的疯狂信仰。”官员就更狡猾了，“最迅速、最显著的行动莫过于注重实利和自我保全。”他们一面“疯狂地焚毁各种文件卷宗，全力以赴地掩盖他们的战争罪行”，一面抢夺、私藏各种军用物资。最滑稽的是，即使是以勇敢爱国著称的神风特攻队的幸存者，也参与了疯狂的物资掠夺。他们原本准备在战争结束时起飞，以完成他们单程的自杀式使命。有一位飞行员将满载军用物品的飞机开到他家附近的一个机场，然后把物资运回家，然后再折返回去将飞机引爆。

1940 年出生的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曾回忆如何在1945年3月10日的盟军轰炸中幸存下来。同样是战败者，当苏联攻入德国时，德国海军元帅会用军舰把东普鲁士的本国居民救出，免遭苏联虐待。而日本却基本不对子民的死活负责，为什么德国投降后日本还负隅顽抗，也因为日本政界高层没有人愿意对战败负责。德国会教国民在防空洞躲避时怎样防止窒息：“进入防空洞后，应该在相当于地板、人的腰部和头部这三个高度分别点燃灯火，如果最高处的灯火熄灭，就要立即开启换气装置。或者如果地板上的灯火熄灭，要立即站起来；如果腰部高度的灯火熄灭，要将孩子抱起来；如果头部的灯火熄灭，则即便外面的炮火再猛烈也要立即逃离防空洞。”日本则没有。正是这件事情让他今后非常的不信任“国家”。

战后经济濒临奔溃，既然“肉食者”都不对战败负责，普通老百姓出于“活下来”的愿望就对战败更漠然，整个民族都进入了一种“虚脱”状态。1946年，美国占领军控制下的战后日本，在城市里的儿童们之间，流行着三种游戏：“黑市游戏”、“潘潘游戏”和“民主游戏”，内容分别是为模仿黑市交易、假扮妓女拉客以及模仿左翼示威活动。天真未凿的孩子的游戏，是反映时代生活的晴雨表，“妓女中包括14岁的年轻女孩，而学校里的男生们与孤儿和流浪儿一样，很快学会了当皮条客赚零花钱。他们把美国大兵领到女人那里。对一些人来说，“你想见见我姐姐吗？”成了继“给我巧克力！”之后被学会的更高程度的英语词句。”这些游戏看在刚刚经历了战败经历的日本成人眼里，却显得分外地凄凉和残酷。“潘潘”令人联想起战时的“慰安所”。彼时，慰安设施迅速地在东京扩张，并蔓延到其他20座城市。不过数月后，却被占领军当局叫停，公开的说法是为了全面禁止“非民主的、侵害妇女人权”的“公营”卖淫业，但废除“慰安所”的真正原因，是占领军内部性病患者激增。所以，这些沦落风尘的妓女，代表的是战后凄楚、绝望的贫民形象，一方面不断地被国家和政府巧立名目出卖，另一方面也公然地表现出蔑视传统和追求感官享乐、毫无负担地拥抱战败追求新生而无所不用其极。

将一个民族带到几乎毁灭的便宜，这就是叫嚣“宁为玉碎”论者造的孽，“玉”是权势者，真正的“玉”是不会碎的，日本的天皇、官僚即使在美国接管时期也过着好日子，真正会碎的永远是作为“平民”的瓦，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你只是“代价”而已。

当然，日本也没有从此一蹶不振，而“拥抱战败”，利用冷战和地缘政治机遇迅速世界主流文明。从历史上看，日本的“拿来主义”有三波：第一波是近代以前学习中国文化，其优点如周作人所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第二波则是近代以来到二战，为了强国学习欧陆体制，结果是因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差点毁了整个民族;第三波则是二战后学习英美体制，尊重个体，学习在规则上进行博弈，才有了今日的复兴。

对于中日之间的民族主义冲撞悲剧，唐启华先生也有两段精彩评论——

“欧战爆发后，列强集中全力于欧陆战场，远东遂由日本独擅胜场，俨然东亚宪兵。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对德宣战，攻占青岛，乘势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奈良冈聪智在近著中指出，欧战爆发前日本外交环境不恶，与中国及欧美列强关系良好。参战后日本积极扩张权利，外交环境急遽恶化。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让中国自此视日本为侵略者，对日抵制，相互对抗，并引发五四运动，成为日后中日对立的原点。同时英美对日本不顾信义扩张之戒心加深，支持中国牵制日本，对日本之欧美外交也是一大转变，因此“二十一条要求”是中日对立及东亚外交之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