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风波

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风波

一个大学中的社团组织，能在过去的一年之中受到中国大陆如此之多的社会关注，恐怕也只有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发生了。

北京时间12月28日，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被强制换届改选领导层，原成员被全部“清除”事件继续发酵。当天，多名原马克思主义学会学生举牌抗议“改组”，与该校保卫发生肢体冲突。“要工农之马会，不要官僚之马会”的标语，颇有感召力。

北大本为中共早年的孕育之地，而其2000年成立的社团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却在2018年频频与北大校方发生冲突。从2018年9月份遭遇新学期注册困难，再到今次毛泽东诞辰之际活动受阻，甚至以“严重背离学期初注册时向指导单位、指导教师的承诺，拒不接受指导，拒绝提交马会会员信息，且屡次违规举办活动，已严重失职”而遭到校方组织的强制改组，个中事件不一而足。

这一近年多次关注工人权益保护的组织屡屡碰壁，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充满着吊诡。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积极参与工人维权的社团组织究竟触犯了哪些禁忌？这似乎是一个听起来匪夷所思甚至魔幻的故事。

马克主义学会曾在2015年刊发《北大2015年后勤工人调研报告》。这份报告不仅迫使当时的北大解决劳动合同缺失、未缴纳社会保险等用工问题，同时也将人们的视线拉到了在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权益保护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这一问题上。进一步说，传统的官方系统的工会组织与国家机器究竟在工人阶层权益保护上扮演着多大程度上的正面角色？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主义学会展现了一种挑战中国工人组织形式的姿态，同时也让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扩展到实践层面。也许，冲突和矛盾早已不可避免。由下而上的工人运动自组织成为外在于官方自上而下的工会组织的独立力量，而官方体系下的工会扮演着一个高度僵化的官僚体系角色。

这一故事反应了中国大陆社会“左派”运动的尴尬处境。尽管它可能怀着捍卫工人阶层利益的朴素初衷，但依然不见容于中国官方。为什么呢？这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国社会思潮在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演变与进化。人们会从中看到，目的和手段从来不是一定一致的，而且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是可以被掩藏的。其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回到一个基本的论调——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2011年，中国学者马立诚曾经《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中阐述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新儒家等等，也提及了新左派和老左派在今天中国的存在。他们曾在2000年代初，当1998年开始的国企改革和产权清晰化陷入困境时，首次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

财经学者吴晓波在《吴敬琏传》一书中分析说，当时改革的阻挠力量有三种，一股力量是顽固的“左派”力量，他们以利益不均为号召反对市场化改革；另一种是来自某些垄断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也不愿意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是希望维持乃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转型状态，以继续“寻租”活力，法治化的呼吁让他们非常不安；再有一种势力，则是被上述两种势力力图操纵的、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主义浪潮，他们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的既得利益者，而正是这一股力量的攻击最具有杀伤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各种力量的撕扯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进进退退，退退进进，缓步而行。然而，经历胡温时代的一次喧闹，2012年至2013年的平衡才被打破，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的声音和活动逐渐凋零。

 

马克主义学会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周期时活跃起来，并经历了这一切的。

没有人怀疑，无论是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还是正统派与左右的分歧，都不会完全消失。它只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哪怕是“地下的”。一旦有所风吹草动，它便会以某种样貌展示其存在。2018年民营企业退场论是如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的遭际也是如此。

外界不担心各种利益的表达，而是恐惧背后一些善意的初衷被利益裹挟，而让改革迷失了方向或者动摇了改革的信心。保护劳工阶层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的初衷，从来不应该与中国的改革派发生冲突。而既得利益阶层在维护既有的半市场经济秩序和半特权优势也天然不会站在弱势阶层和真正的左派力量立场上。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现代化中国的临产阵痛”及其复杂性吧